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迅速进入后现代叙事阶段，以其魔幻化、碎片化、荒诞化的小说特征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主流” 这种后现代热潮几乎掩盖了另一种趋势，这就是我们要谈论的现实主义的暗流 俄罗斯文坛有人称这种现象为“回归”
但我的理解是，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并没有中断，只是在后现代主义盛行时期处于低潮 现实主义文学不同于以现代和后现代命名的先锋派文学，因为它关注的是人的特定生存状态，即特定现实条件的变化对人的生存的影响 文学除了思考抽象的人性之外，还肩负着为人类构建即时镜像的责任 从苏联解体至今，俄罗斯一直处于艰难的转型期。因此，人们在以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小说形式审视自身处境的同时，也迫切需要从文学中看到对当下现实的艺术反思，以消解这种性别焦虑 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是俄罗斯文学现实主义暗流始终存在的根本原因
后现代主义危机:质疑与繁荣并存
首先必须明确，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并不是绝对由后现代主义主导的。 就像西方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一样，它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危机阶段 这与后现代文学本身的机制有关 因为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意义获得”，所以审美活动是人类追求意义的一种特殊方式。就此而言，如果后现代主义文学只是一味地消解意义，它只能提供短期的形式冲击 因此，在俄罗斯，几乎与后现代主义繁荣的同时，是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质疑
例如，第一位倡导后现代文学的批评家克里斯托弗·诺维科夫，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写文章表达他对后现代文学的失望 在他看来，批评家们不应该再大力推销后现代主义，这不符合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趋势。如果说有什么文学不同于现实主义，那也只是“后现代主义”，而不是现代主义之后的“后现代主义” 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安德烈·比特托夫说:“任何新的潮流都是回到旧的起点。” .....如果说有某种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也就是说有一部分人发现了一种新的方式，那就是如何回到灵感的旧形式去把握自己和周围的现实。
后现代主义文学危机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情感的缺失和现实关怀的缺失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解体以来弥漫在整个俄罗斯社会的怀旧情结 这种情结不仅是由于对现实的不满，也是一种社会心理公式的延续 在文学领域，它反映了长期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响而产生的对现实的关注、对英雄主义的追求和对理想主义的期待等心态 随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迅速到来，有这种心态的人会有很大的失落感 比如批评家I罗德尼·詹斯卡(I Rodney Janska)多次感叹，世界上追求真理、重建神圣空空间的艺术已经消失，而真正的艺术首先是恢复神圣伦理的艺术，其次才是维护美好人性的艺术，而随着苏联解体而产生的所谓“新时代的艺术”则背离了这样的艺术原则。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了走出后现代主义的想法 例如，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卡·斯蒂芬·潘坚提出了“新现实主义”的概念 1992年，他提出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以转向现实主义而告终。虽然这不是苏联时代的旧现实主义，但它是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有机结合 他说:“我说的新写实，指的就是这样的创作。作者认为，更高的精神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并以吸引读者关注这些精神现实(而不是他们的信仰)为自己的目标。 显然，斯泰格·潘坚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更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概念转移到了新现实主义文学上，目的是将新俄罗斯文学与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经典俄罗斯文学联系起来，从而重新创造俄罗斯文学的辉煌。
现实主义艺术策略的延续
评论家特尔曼曾指出，20世纪俄罗斯文学创作中一直存在一种现象。已经过了高峰期的倾向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存在，不时爆发出灿烂的火花。 即使在大师级作家的创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方面，不同的艺术策略并存，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来看，更新的方法回归旧的方法，都表现出艺术形式的未完成演变，艺术接受规则的不确定性，以及重新回到被抛弃的范式的可能性 诚然，社会形态的演变会带来艺术策略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会是“逻辑突变”，而只能是旧策略主导下的新策略的发生 此外，在仍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俄罗斯社会，人们可能更关心的不是所谓的抽象和永恒的命题，而是眼前的现实困境
因此，在当代俄罗斯文学的诗歌形式中，它始终保持着明确的现实主义方向 索洛金的《蓝色油脂》(1999)和佩列文的《t》(2009)等后现代主义作品，由于采用了空之间的叙事，刻意消解了时间的维度和历史的具体性 在新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品中，社会现实的具体意义成为人们活动的真实场景，从而将意义诉求转向历史条件对人的存在的影响 这包括两种现实主义叙事，一种是对历史事件的反思，另一种是揭示现实的悲剧处境
近十年来，出现了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历史作品 比如Leonid Yuzefovic的《冬天的路》(2015) 这部小说再现了20世纪初内战期间极度寒冷地区的雅库特的故事 英雄Pei Pylyayev是kolchak军队的一名将军。由于在1919年严冬与红军的战斗中失败，他被迫和家人逃到中国哈尔滨 他一直在寻找回国的机会，1922年回到西伯利亚组建志愿军。他继续与刚在雅库特建立政权的红军部队作战，在历史上著名的雅库特狐狸草甸围攻战中再次败北。最后他向红军投降了。 他在第二年的审判中被判处死刑 然而，在雅库特事件中功不可没的红军将领斯特罗德为裴Pylyayev辩护，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后来，斯特罗德被指控对白军残余分子心软。1937年，他被指控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并被处决 随后，已经从监狱释放的佩·皮勒亚耶夫也被逮捕和枪决
这部小说是以还原历史场景的方式写的。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内战之后，原本处于相对稳定的融合状态的人们不得不面临新的困难选择 作家将人物置于如此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探索他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内心的痛苦，试图找到一种伦理规则，为当代人在这种困境中的生存提供参考 很多评论都注意到了小说中两位主人公的死亡所反映的那个特殊时代的残酷，但实际上，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的根本目的不是回望那个特定的历史场景，而是在那个场景中寻找能够代表那个时代灵魂的人 因此，正如斯蒂芬·潘健所说，小说是为了吸引读者关注人们的“精神现实”，关注人们在“最高现实”中的精神冲击 从这个意义上说，《冬天的路》是一部向静静的顿河致敬的小说 在《佩皮利亚耶夫》中，格里高利的情况被再现，而在《斯特罗德》中，布尼丘奇的情况被再现。虽然他们的现实结局不同，但他们的精神体验实现了两个时代的对接
这部小说获得2016年“大书奖”第一名 有趣的是，2007年和2014年的“大书奖”第一名——乌力兹卡的《翻译家丹尼尔·斯坦》和普里莱平的《修道院》都是这样的历史回顾小说 乌力兹卡的小说描述了不同国籍和身份的人在二战中遭受精神创伤的精神危机。小说最终揭示的仍然是一个理想的精神现实——走出仇恨，走向精神上的最终和解 普里莱平的小说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俄罗斯著名的忏悔圣地索洛维基岛的故事，描写了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开始时几十个人和家庭所经历的沧桑、悲欢，提出了人生苦难是谁造成的问题 由此可见，这种历史叙事作品堪称当今俄罗斯文坛的一种主导时尚
除了这类历史反思小说，更多的作品涉及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现实社会的变化对人的生存和灵魂的影响 比如尤里·波利亚科夫(Yuri poliakov)的《无望的逃亡》(1999年，直译为《我计划好的逃亡》)描述了主人公巴什马科夫一生中三次逃离家庭的经历，这一过程具有明显的时代标志 第一次是“16年前”，他在“红色无产阶级青年团委员会”工作。这个标志性的名字很快将这一事件定位于勃列日涅夫时代 但显然，当时几乎不可能逃离任何秩序，所以他的两次逃跑尝试都失败了 小说中描述的第三次逃亡发生在苏联解体后的社会转型期。这个时代的象征性的东西随时在小说里闪现，比如自动取款机，薯片袋，到处都是英文提示。在这种背景下，“当改革的温暖春风吹起，那些被旧制度迫害的热爱自由的人们，抖擞着触角，从各个角落爬出来”，于是巴什马科夫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又开始策划逃跑。 但最终他失败了，但这种失败不是因为组织不允许，而是因为社会转型导致的“逃避”和“坚守”的悖论机制 时代的变迁来了，让每个人平静如枯井的心开始复苏，但这种复苏伴随着致命的盲目，因为转型必然带来相对“混乱”的状态，所以当逃亡者发现没有明确的逃跑目标时，逃跑无望地结束了 如前所述，现实主义文学不仅再现特定的事件和情况，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问题 然而，《无望的逃离》以巴什马科夫的经历为基础，为读者总结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困境
新复古主义:现实命题的再现
当我们习惯于把过去30年的俄罗斯时代称为“后苏联”时代时，它已经意味着这个时代与苏联时代的联系 尽管后现代主义文学以不同的形式将苏联解构为一部历史，但意义的形成却是零散的 因此，当代现实主义文学肩负着反思的重任，其方式是重构旧的艺术命题，被批评家兼作家米哈伊尔·格鲁布称为“新复古主义”
在这场“新复古”运动中，也许波利亚科夫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 80年代开始进入文坛，以《无望的逃离》成名。甚至有人称之为“最年轻的经典作家”，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一直是俄罗斯文坛的热门作家，但他依赖的是与索罗金相反的现实主义叙事。 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说，他的小说让人们看到了我们的真实生活 所谓现实生活，并不是用解构的手段去盲目地应对现实，而是在复杂的生活中寻找最能代表存在本质的命题 《无望的逃离》揭示了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现状。有人称巴什马科夫为后苏联时代的“多余人”，但他的“多余人”是帝国解体后“混乱”局面的产物 而《变革时期的爱情》(2015)仍然延续着他对知识分子命题的思考 如果巴什马科夫是个逃犯，那么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盖娜·斯克里阿金就是当代的多洛亚(莫泊桑《美丽的朋友》的主人公) 他出身于工薪家庭，后来去了一所名牌大学的新闻系。 从大学开始，他学会了如何不惜一切代价生存下来，并背叛他的同学，以加入一个同伴组织，骑士。 他进入媒体工作后，为了自己的利益写文章抹黑政敌，甚至用生命交换爱情，抛弃深爱他的爱人，和一个根本不爱他的女人结婚，目的是靠报纸主编，然后趁机取而代之。 他成功了，但最后莫名其妙地死了，除了报纸第六版的页边有讣告
也许对斯克里亚宾这样的人的理解可以和另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瓦拉莫夫的小说《我的宝贝帕维尔》(2018)中的主角相提并论 这部小说粗略地描述了80年代苏联大学生的心理状态 主角帕维尔·内波米卢耶夫(Pavel Nepomiluyev)在远离首都的封闭小镇度过了童年和青春期，从而对组织形成了简单的信任 但是当他进入莫斯科大学时，他发现世界正在改变 在高年级学生的“教导”下，他的视野发生了变化，在这种视野下，熟悉的农村生活和陌生的城市生活都使他陷入了矛盾的心理状态 但小说并没有将笔法延伸到苏联解体的严酷现实中，而是停留在那个“无辜”时代的尽头，帕维尔最终坚信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背叛自己的理想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理想遇到了斯克里亚宾的情况，帕维尔会选择和斯克里亚宾一样的道路吗？
所谓的“新复古”写作，也有一种对旧主题的“改写” 罗曼·谢钦的小说《泄洪区》(2015)获得了2016年的“伟大图书奖”，一般认为是对拉斯普京的《永别了，马焦拉》(1976)的致敬 总的来说，拉斯普京的小说生活在俄罗斯“土壤派”写作传统的链条上，表达了人们对家园的依恋，这是更美好生活的象征，也是他们对未来新生活的期望。小说的整体风格仍然是理想化的 另一方面，贤钦的小说更多地关注于描述时代的断裂对人的生存和灵魂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出某种灵魂的衰落和危机 拉斯普京的告别伴随着新的希望，而贤钦的“告别”则包含着绝望的敌意 《永别了，马焦拉》中的老太太达利娅活着告别了家乡，而《泄洪区》中的娜塔莉娅则在小说开头迎来了死亡。《永别了，Maggiora》中的农民最终搬进了国家为他们建造的新房子，而泄洪区的农民则被暴力拆迁赶出了自己的家乡，小说也通过将这些人搬到城市狭窄的建筑中象征着生活的隔离 这些都体现了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更重的思考 也就是俄罗斯人在新时代会欢迎什么样的社会？如果对祖先土地的坚守变得不可能，新的生命将如何重建？这不仅是俄罗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整个俄罗斯人民面临的严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