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名誉扫地的卡特琳娜·布卢姆从正义和媒体的角度论证了无形精神暴力的实际存在，从个体的角度确认了精神暴力转化为肉体暴力的范式 司法权的任意性和对新闻自由权的滥用使得弱势个人丧失权力不可避免 如果考虑法治共同领域三方的状态，不难找到回归平衡的好办法；然而，理想化的假设在法律应该是什么和它是什么之间的鸿沟中被残酷地粉碎了 关键词:正义/媒体/个人/暴力作者简介:刘洋(1979-)，女，南京理工大学法学博士，讲师，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德国文学与法律文化；最近发表的论文包括《德国民事执行中宣誓保证制度的历史和发展》(发表于《德国民事执行制度研究》第二期)这部小说是根据1972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布鲁雷尔事件”改编的 在这一事件中，汉诺威的心理学教授彼得·布吕克纳被解职，因为他涉嫌为巴德尔-梅因霍夫-梅因霍夫提供藏身之处，并因媒体的诽谤而精神失常 由于作品本身突出的现实主义取向，以及其作者海因里希·伯尔被认为是其所处时代积极参与公共事件的代表作家，评论家们往往从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社会政治批评角度对作品进行解读 ①小说的副标题——“暴力的出现和归宿”——浓缩了波尔创作的动机 在女主人公卡塔琳娜·布罗姆生活境遇的突变中，所有被权力或权利形式掩盖的暴力都出现了 这种暴力是作者试图通过文本表现和定义的“无形的暴力”。这是另一种侵犯生活各个领域的暴力形式。“人们习惯于将暴力理解为明确的实物:炸弹、手枪、棍棒和石头”，但那些潜在的无形的精神暴力是公众看不见的，也没有得到他们有意识的关注 虽然两种暴力在形式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但结果是一样的，正如卡塔琳娜的经历所显示的:在经历了司法和媒体施加的无形暴力之后，她最终选择了用有形的暴力来对抗；精神暴力最终发展到身体暴力的程度，产生了机械伤害 一、正义:背离法治精神的暴力卡塔琳娜是律师伯恩博士的管家。她在一次舞会上遇到了因抢劫银行和谋杀而被通缉的戈登。他们相爱了，一起离开了舞会，回到了卡塔琳娜的家。 第二天一早，“开始失去耐心和理智”(4)警官贝茨·梅勒带着八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冲进卡塔琳娜的住处进行搜查 司法干预就这样开始了，并伴随着整个文本 警察赶到时，戈登已经走了，巴特斯米勒非常生气。他粗鲁地质问穿着浴袍的卡塔琳娜:“他(戈登)和你做爱了吗？”对此，卡塔琳娜很生气，以胜利者的骄傲回应:“不，我不想用这样的话来表达。” (EHRE: 18)正是因为这个无关紧要、刻薄甚至带有侮辱性的问题，卡塔琳娜和巴特斯米勒之间的信任关系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挑战 在随后的护送中，卡塔琳娜被粗暴地当成了重罪犯:巴特斯米勒坚持要对卡塔琳娜使用手铐，在护送过程中派出了很多警察(见Ehre: 19-20) 上述信息为卡塔琳娜从司法到媒体的偏见预测奠定了基础 这是司法机构实施的第一次暴力行为——准确地说是通过其代表警察实施的——这也是卡塔琳娜后来对司法调查采取莫莫防御态度的原因 同样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检察官哈也以类似的态度对待卡塔琳娜:“当他看到看起来很迷人的卡塔琳娜漫不经心地靠在餐具柜上时，一种庸俗的想法油然而生。 他也想问同样的问题或者和她做一些被定义为低俗的事情 (EHRE: 18-19)警察作为国家司法权的直接实施者，其任务是在尊重权利、遵守法律的前提下，保护公民免受犯罪行为的威胁。在调查犯罪嫌疑人和获取可能犯罪的证据时，警察必须在其法定职责框架内行事。 显然，执法的适度性，即宪法所要求的适度原则，巴特斯米勒并没有考虑到；Hach在执行公务时的内心活动也给原本严肃的司法活动染上了随意的色彩 司法暴力在警察执行反司法概念的过程中继续蔓延 正当警察搜查卡塔琳娜的住所时，邻居聚集在一起观看，其中包括一名摄影记者(见第20页) 正如挪威学者约翰·约翰·加尔东所说，警方向媒体通报了卡塔琳娜被捕的消息，这显然违背了警方应遵守的信息义务，警方的行为和其他表现也促使作为媒体代表的《每日邮报》对卡塔琳娜进行诽谤性报道 ⑤小说后来又提到警方向媒体透露了审判细节(见ehre: 60)，成为新闻炒作的间接推动者 戈登案件的政治意义的吹嘘使卡塔琳娜的私生活成为所谓的合法公共利益的牺牲品(见ehre: 58) 卡塔琳娜的私人电话被截获(见ehre: 32)，但小说中没有描述截获得到法官或至少检察官的许可 德国基本法6第10条第1款规定，公民的信件、邮件和通信秘密不可侵犯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⑦条体现了宪法规定的例外补充，如监督程序 该法第一百条第一款规定，拦截必须由法院下令，在紧急情况下，检察院可以下令拦截 小说没有提到任何司法机关，只有两名检察官参与案件的调查(见ehre: 39)，但他们没有出现在小说描述警察知道卡塔琳娜电话的具体内容的场景中。 显然，监控卡塔琳娜的手机是警方的私人行为 从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角度来看，这种拦截是非法的，是对当事人隐私的严重侵犯。因此，这一细节再次强化了警察是任意行使权力的国家暴力机器的印象 对此，伯尔还借助文字表示，电话监听获得的信息不能作为案件证据(见EHRE: 94) 对卡塔琳娜的整个司法调查被视为例行公事，警方甚至认为“如果审判能比平时持续更长时间，她就有罪”(EHRE: 28) 同样的“偏见”也发生在戈登身上，警察“几乎证明他犯了抢劫罪”(EHRE: 21) 显然，恰恰是司法机构本身违反了法治禁止不经审判就预断的规定 起源于古罗马法，被视为现代刑事司法的黄金原则，“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利益的原则”被司法的任意性所消解，调查结论的荒谬也证实了司法的任意性:司法机关仅有的两位女性发言人——警官普列策和警察助理崔大河——经过不经意的审理得出结论:卡塔琳娜肯定与男性有牵连(见EHRE: 30) 巴特斯米勒还暗示，她可能会因为钱而给予“温柔”(EHRE: 30) 巴特斯米勒试图接近和理解犯罪嫌疑人，并确信他已经通过区分所谓的术语上的缠绵和纠缠而理解了卡特琳娜的价值观 然而，他从本质上完全误解了她的个人品质，轻率地将自己接待男性来访者的行为定义为卖淫 对于整个审判来说，巴特斯米勒的错误无疑是有代表性的 警察的心理辨别能力主要体现在如何非常谨慎地修改正式措辞上，而没有考虑这些措辞所造成的“决定性心理错误”会对犯罪嫌疑人产生怎样的深层影响(参见Ehre: 30) 可以看出，卡塔琳娜受到了双重意义上的审判:作为犯罪嫌疑人和作为女性 审判也将她推向了道德判断的另一个极端:妓女 这直接彻底摧毁了卡塔琳娜仅存的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她在案件调查过程中的疏远和不配合行为再次得到合理解释，这种增进拒绝与司法机关之间信任的态度被司法机关形容为“缺乏幽默感”(见Ehre: 26) 由于司法机关忽视了寻求案件客观真相的义务，司法机关一再背离法治精神 在扭曲的司法形式中，任何回归正义的行为都会被恶意解读 在卡塔利娜的理解中，贝茨·梅勒的助理导演与贝茨·梅勒完全不同 他认为卡塔琳娜是人类或突发环境变化的受害者，而不是罪犯和案件的当事人 在莫丁面前，卡塔琳娜与她一贯的疏远和不合作的审讯态度相反，用信任来表达她的感情，并认为她无法保护自己 尽管她知道卡塔琳娜的电话被监听，莫·丁一还是建议她“放下电话”(EHRE: 31) 因此，莫尔丁被认为是整个调查的破坏者 电影反映了正义的人性，尽管他并没有对司法程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由于卡塔琳娜在漫长的司法调查中没有被证明有罪，莫伊指示贝茨·梅勒为卡塔琳娜提供司法保护，但这一法律建议被贝茨·梅勒视为那些被爱情冲昏头脑的人的不合理要求(见Ehre: 32) 卡塔琳娜的合法权利因其女性身份而再次被忽视，这也恰好表明卡塔琳娜首先因其女性性别而成为司法程序的受害者 当性别不再被视为一种自然属性，而是被定义为社会秩序的某种原则时，正义被解释为证明男性优于女性的合法性的一种权力形式 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也因为基于性别的司法排斥和贬损而成为悖论 文本的司法细节反映了伯尔对卡塔琳娜的立场:她并没有真正成为案件的中心，她是法律调查的对象 小说中的正义就像一个永动机，案件中的原犯罪嫌疑人只是这个永动机的开关 ⑨小说认为司法应该有“绝对的正义”(EHRE: 95)，这也是伯尔对司法的想象:“罪犯也有权利，更不用说犯罪嫌疑人了。 ...立法、审判和执行不仅必须保护嫌疑人的权利，而且必须保护罪犯的权利 ⑩但小说中，司法权力的直接行使者——警察和检察官——并没有履行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公仆”职责，即通过执法来发挥国家的作用，使司法机关忘记了原来的任务，同时也证明了权力的任意行使是如何使司法运作以暴力的形式成为社会威胁的。
源于言论自由的新闻自由一度被视为媒体对抗国家政治的利器，因此媒体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但是，当个人信息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时，媒体之间的竞争压力直接促使媒体关注所谓与他人私生活有关的轰动事件 对巨大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媒体逐渐忘记了新闻职业道德 (11)哈贝马斯曾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背景下，媒体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媒体作为言论自由和利益平衡，以及反对国家控制的个人权利诉求，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社会上层发展起来的代表某些利益集团的“伪媒体” (12)在滥用言论自由权和新闻自由权的过程中，媒体演变成了民主国家制度下可以与立法暴力、行政暴力、司法暴力相提并论的第四种暴力，即伯尔的“他想谈的另一种暴力……一些媒体康泽恩进行的新闻暴力，制造了一种没有同情的气氛，使工作变得困难，他们不以诽谤和中伤为耻”(13) 媒体暴力，或者说新闻暴力，充斥着“名誉扫地的卡特琳娜·布卢姆” 小说描述了这种暴力在社会个体层面的扩散，具体体现在文本中大量负面甚至诽谤性的卡塔琳娜后续报道 正如卡塔琳娜所说，“我认识的每个人都读《每日邮报》(EHRE: 59)，媒体在小说里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警察也从《每日新闻》上获得一些信息(见《埃勒:107》) 在搜查当天的审判结束时，莫丁警告卡塔琳娜“明天不要打开任何报纸”(EHRE: 32) 果然，《每日晨报》刊登了一篇未经证实的歪曲报道。引人注目的标题以“强盗的情妇”一词开始，以这种方式诱导读者，渲染整个案件，因为“情妇”这个名字在语言上相当于贬义词“妓女”。 (14)在一次采访中，布龙认为“卡塔琳娜是一个非常聪明冷静的人”(EHRE: 33)，但《每日电讯报》将其歪曲为卡塔琳娜的“冷血且有心计”(EHRE: 34) 这个文本片段的现实主题来自1971年12月凯泽斯劳滕的一次银行抢劫，在那次抢劫中一名警察被枪杀 第二天，《画报》以“巴德-迈因霍夫团伙继续谋杀”为标题进行了报道 然而，警方对此只是持怀疑态度，尚未掌握足够的证据。负责此案的刑事警察还声称:“我们没有具体证据证明巴德-梅因霍夫团伙应对此次袭击负责 ”(15)作为媒体的发言人，《每日新闻》的记者托奇斯是丧失良知、卑鄙和自私的象征 托塔格斯总是通过所谓证人的口发布事件的虚假细节，利用规则的漏洞游走在法律许可和禁止的边缘，成功转移个人责任 在警方搜查卡特琳娜住处的那天，托尔格开始用媒体从业者特有的敏锐寻找卡特琳娜母亲的地址 他发现卡特琳娜的母亲住院了，无法通过正式渠道采访她:“布鲁姆夫人接受了一次大而成功的癌症手术，目前需要休息；她的恢复取决于情绪的稳定，所以不可能接受采访 (EHRE: 99)于是，乔装成修理工的托伯格来到布鲁姆夫人的病房，向她追问了一大堆“事实”。虚弱的布鲁姆夫人没有给出实质性的回答，然后就死了 《每日邮报》以无耻的方式报道了整个“故事”:《每日邮报》一直致力于让你全面了解事件，并成功收集了进一步的信息，以澄清布鲁姆的性格和他模糊的过去 《每日邮报》记者采访了她重病的母亲 她首先抱怨说她女儿已经很久没有来看她了 (EHRE: 38-39)与此同时，《每日电讯报》一直在心理上强化其所谓的对公众的信息义务和保护功能，声称其“一直是以原始事件为依据的”(EHRE: 35) 正是在所谓的追求事实的正义之下，针对特定个人的暴力行为出现了 《每日》致力于将整个事件政治化，暗示读者进一步想象这位极端女性及其朋友的阴谋 她的朋友被贴上了“盟友”的标签:布龙最早被称为“左翼”(EHRE: 41)，后来被简称为“红色律师”(Ehre:111)和“左翼律师”(Ehre:117)，而布龙的妻子特鲁多在学生时代被称为“红色特鲁多”(EHRE: 41) 卡特琳娜的前夫布雷洛是一名“正直的纺织工人”，他也通过《每日新闻》呼吁“必须停止对社会主义的错误想象”(见Ehre: 39) 这种从第三方角度进行报道的方式无疑为整个演讲增添了更有效的客观性和现实性 卡特琳娜退出教会也被解读为通过布勒洛之口“对教会的仇恨”(EHRE: 39)。在当时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背景下，强烈暗示教会代表保守主义，对教会的仇恨意味着支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卡塔琳娜因此被赋予了一个背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反面形象 (16)日报对司法和立法的直接干预也反映在文本中 在卡塔琳娜被调查后，《每日》依然对这种“遮羞”的行为提出质疑，同时认为审讯手段和方法过于软性:“你还用人性对待不人道的人吗？”(艾尔文:110)这种媒体审判现象的出现，在亨利克·肖勒看来，是对司法独立的巨大威胁，也是一种“非技术性的权力滥用”(17) 媒体失去了自制力，偏离了新闻报道的目标，陷入了政治化的黑洞 德国学者约翰·沃希特(Johann Vocht)在评价整个事件时指出了媒体超越规则的危害:“历史上，媒体具有保护公民及其私生活不受国家非法暴力侵害的功能；卡塔琳娜的情况完全相反，国家对保护和帮助她对抗媒体表现出几乎无能的冷漠 (18)在媒体的追踪下，卡塔琳娜被动地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让媒体以暴力的方式把她描绘成所谓的强盗、杀人犯、银行抢劫犯的情妇，从而在道德上被鄙视，在社会地位上被“非人化” 媒体应该以理性的方式唤醒公众意识，为他们保留空形成个人观点和价值取向，从而参与民主舆论的建设。然而，在新闻自由的幌子下，日报利用其自身对社会大多数群体的影响，剥夺了个人的存在空，同时也给媒体自身对个人的诋毁贴上了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