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典位列四大之首，其他学术门类也受到影响甚至制约，诗歌和音乐也不例外。在文学理论领域，有一句话叫“文在经典” 汉代是经学兴盛的时期(皮锡瑞)。当时的文艺理论并不是真正独立的，散见于各种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带有浓厚的儒家经典色彩 因此，有学者称汉代文论为经学文论，而不是无根之谈 因此，经学不仅是汉代文学理论孕育和发展的温床，而且经学文本也是汉代文学理论话语最重要的理论来源
文学起源论
汉代儒生在《尚书·尧典》、《荀子》等《诗言志》的基础上，对作为诗歌起源的“志”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同时也进行了道德限制和政治化规范 汉初陆贾《新语》“隐为道，布为诗。” “心即志，出口即言”这句话构建了“心→志→言(诗)”的文艺本源话语模式 经典文本(如孔子的《闲居》、《乐记》、《诗序》、《郑玄六艺》)都遵循它，他们所谓的“言志”都指向诗(或乐)源于人的志，但所说的“志”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和道德色彩 《诗序》和《六艺论》直接指出，野心是作者对社会政治的赞美或怨恨 此外，《春秋魏春秋说》中“诗为志”的“志”的政治属性保持不变，但又笼罩着神秘和玄机
先秦的性情论已经相当发达了，有人说快乐来源于情感(如郭店楚简中的“性”) 韩承乾说，情被视为文艺之源，《乐记》说，音乐的基调来源于人们的悲喜，但这种“情”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人们内心所反映的世界乱象管理的产物 《诗序》继承了《乐记》，但却直接突出了情感对诗歌的发生学意义，所谓“变风感，终礼义”，说明韩和儒家都明确认识到用诗表达心理感受是“人之性”，但也要求用儒家的礼法加以克制和克制。 因此，“情绪”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化和道德化的公众情绪，与控制社会混乱的集体意志联系在一起 舒威也在这里谈论它。《萧经纬》讲性情之分，性情之交，并注意到情感“由情而起”，“触境而变”，为后世提出感物生情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春秋演孔子图》中的“诗有五情六欲”说，诗是由人的气质凝聚而成的，但不受直接政治道德的限制，这表明儒家经典的权威已经显现出衰弱的迹象，也为六朝抒情文论的兴起推波助澜
文学创作论
汉代的天人之学为情物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土壤，而且由于其与经学的密切联系，汉代经学文本中不乏情物论 《季乐》被认为是汉代物感美学的代表，或者说是艺术创作中最早提出物感理论的文本，但它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 一方面注意到外来物体的触发导致性(或心)的运动进而产生音乐，完整而深刻地呈现了音乐的产生过程和机制，即“事物→心(或性)→声音→声音→音乐” 另一方面，它强调人心的善恶决定了“声”的风格和音调，这实际上是在寻求统治者干预人心的依据 此后，《诗推灾度》指出“感物”的基础是天人感应，而《乐声器》则具体论述了诗人感物和写诗的过程，即“感→思→积→满→写”，比《乐记》更为深入和精妙，不受政治伦理的限制，无疑在文学创作中更具理论价值
董仲舒常说诗人写诗是出于美，但他的目的是在“诗”的转型中刺，反映了当时“学”与“术”的斗争与共谋，他的理论也在《诗·潘蔚·李殊》中得到了印证 《四首诗》以美论诗，意在分析《四首诗》的目的，以政治为目的成书，但也从侧面表现了诗人的创作意图，无疑具有创作意义 虽然在各种诗歌中对“美刺”的判断和具体引用有很多不同，但都与诗人的造诗意图有关 在理论上，郑玄对诗人创作的美刺方向进行了更深入、更全面的阐述，并按时代和篇章的顺序划分积极变化和区分美刺 此后，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白虎依桐再次论述了诗人刺美的意图，并在论述“五戒”时为诗人的“刺”找到了依据 【/h/】《诗品》的作品都与下层社会的生活有关。四部《诗品》都注意到了反映风土人情和民生的作品，尤其是韩国《诗品》对“饥者唱其食，工者唱其物”提出了极为精妙而深刻的论述 这不仅表明了人们用诗歌来发泄不满的文学创作现象，也意味着汉儒已经注意到了普通人(饥饿者和劳动者)在文学创作中所起的作用。 这一理论直接成为后来文学批评和话语依赖的典范
论文艺作品
虽然《诗序》中的“六义”说与《李周春官》中的“六诗”说有明显的连续性，但二者并不相同 《六诗》是六种可以在不同场合演奏的诗歌，《六义》是解释《诗》(意可解为法)的六种方法，其中既包含了《诗》的三个体("风"、"雅"、"歌")及其政治、宗教内涵，又包含了"风"、"雅"、"歌" (赋)三种写法 前者是身体，是基础，是优先权，后者是使用，是最后，是奴隶 这意味着中国古代民众对诗歌的分类从单纯的音乐角度进入了历史阶段，从政治、地理、民俗、历史等多个视角综合评判，对诗歌艺术技巧的认知也上升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具有里程碑意义和革命价值 “六义”作为中国文论的关键词，在后世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丰富
先秦文学中有很多人讲“文质”，尤其是孔子的学说大多是后人继承的，汉儒是继承先秦儒家的人格修养和以文质治国 如果说《礼记》用“文质”表达了以前的文化、礼乐、君子德性、政治，表现出明显的多元性和过渡性色彩，那么，作为汉代文质论大师的董仲舒，则常常谈论社会政治(包括礼乐) 总的来说，他主张重质轻文，以质救文 他的理论不仅直接影响了汉代的政治生态和中国的政治哲学，而且为文学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理论范本
文学功能论
虽然直言文章是“国学大业”，出自曹丕，但无疑是汉代儒家经典被贯彻得如此透彻，以至被推向了极致 《乐记》说诗和乐都有国家治国的目的，把礼乐与国家行政措施并列。董仲舒还强调新音乐的目的属于“政治”和“兴德”，董说这是齐诗学的共识 《诗序》延续了《音乐》的基本思想和说话方式，但却把诗歌和音乐分开，成为独立的说话对象。毫无疑问，正式提出一篇文章是指导丈夫“国学大业”理论的第一条途径 诗中有《上帝的雾》，乐叶·郑屠和勒东·艺声也有论述。特别是，乐叶·郑屠对这种声音感到迷惑，但是国家治理国家的理论已经孕育了这种声音 韩的“诗乐为国”说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学功能论的一条重要脉络
原始儒家已经讲过诗和音乐的作用，但是“下”和“刺”之间有主次之分，启蒙为主，讽刺为辅 韩和儒家也强调转型。特别是《乐记》认识到音乐可以使人际关系趋于和谐，强调音乐的“善恶”直接影响转化的效果。“改造”的对象包括普通人和绅士 石矛把文化的载体从音乐变成了诗歌。在诗歌上，可以使君臣、夫妻、子女的关系符合前王之道 “乐为”既阐明了诗歌源于民间、陶冶民风的原则，又以邵为例，强调了雅乐强大的教育力量 “刺”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一种文化政治策略，反映了“道制”限制“政制”的努力，如董仲舒提出的用六经净化王道 最典型的“刺”是用“诗”作暗示，但出于对皇权的恐惧，而士阶层又受所谓“君臣之义”的限制，暗示必然是模糊的，即《诗序》中所谓的“正文与暗示” 此外，《神雾诗话》将诗歌视为“天地之心”，将诗歌神秘化，同时提供了以诗谏政的可能性
大师《诗可以兴盛》曾说“诗”的审美效用，其后为汉儒，但更为保守 例如，季乐的音乐欣赏能引起人们的喜悦，这意味着汉儒已经实现了文艺的审美功能 仅仅局限于社会环境和儒家经典的语境，特别是在维护政治统治的前提下，我们是无法说出和展示诗歌和音乐的审美本质的 这一矛盾始终伴随着中国文论的演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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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儒家经典与中国文论”课题组成员，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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