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1815-1897)与德国汉学家魏礼贤、法国汉学家拉斐尔·库弗勒齐名。他是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研究和全面翻译中国古代典籍的英语人。 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包括十三经的主要部分，以及一些道教和佛教文献 一个多世纪后，它的翻译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为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是欧美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
理雅各于1839年被派往马六甲，为马六甲的华英学院工作，该学院于1843年迁至香港 大约30年后，理雅各几乎一生都在香港度过 理雅各的主要译本有五卷、八卷《中国古典名著》和一系列《东方圣书》译本 从1861年到1872年，中国名著的第一版陆续在香港出版。第一卷是《论语》、《大学》、《中庸》，第二卷是《孟子》 1865年，第三卷(两卷)出版，包括《书经》和《竹书志》 1871年，《诗经》第四卷出版，分为两卷 1872年《春秋左传》第五卷出版，其中也有两卷 1879年，理雅各翻译的《经典与孝道》一书和《诗经》的宗教内容被收集出版为《东方圣书》第三卷 1882年，理雅各完全丧失听力，但仍坚持教学和翻译，翻译了《周易》，即东方圣书第十六卷 1885年，理雅各翻译了《礼记》，即东方圣书的第27卷和第28卷 1886年，理雅各71岁，他在那一年翻译了《佛书》 1891年，理雅各翻译了《道德经》和《庄子选集》，即《东方圣书》第39卷和第40卷 1892年，理雅各修改并重印了他翻译的《四书》 从1893年到1895年，经过修订，理雅各在牛津克莱恩登出版社重印了《中国经典》 许多译者以删节和选择的方式翻译经典，但理雅各使用全译。西方学者说他的翻译和研究令人望而生畏。 1872年7月的一个晚上，理雅各因疲劳而休克，他的手摔了下来 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在鼓励自己，这使得他的体力、脑力和脑力都发挥得超出了标准
在大多数人眼里，翻译就是翻译，但理雅各的翻译远远超出了翻译，他加上了一个长长的序言和详细的注释 这些严谨的考证内容和翻译本身一样重要，为后来者的学习和思考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方向 翻译的可信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解。为了保证理解的准确性，我们必须在理解的基础上努力工作 一些汉学家建议理雅各应该请官方权威来解释经典和帮助翻译，但理雅各认为权威也取决于注释，官员和学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他选择了以官方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和考证方法 理雅各选择了300种最有影响力的解释性书籍，吸取了其他人的长处，不局限于一个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从1862年到1873年，理雅各的翻译事业得到了中国学者王韬的帮助，可谓中西合璧的佳话。 王韬的主要职能是为理雅各收集十三经注疏 理雅各选择性地使用了王涛提供的评论 王韬曾这样评价理雅各:“他的话也不是主家的话，不是具体的话，和别人联系极其紧密。”
有些学者对理雅各的《诗经》译本的风格提出质疑，因为译本采用了一种空白的风格 事实上，理雅各第一次翻译《诗经》是在1871年，目的是保存文化信息。1876年，理雅各第二次翻译了《诗经》，押韵非常出色。他自己的文采极好，不了解这一点很容易误解 在每一卷《中国古典名著》的封面上，理雅各写道:“不要用文字伤害文字，不要用文字伤害野心；用意志扭转意志就是获得意志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理雅各翻译传达原文信息的风格 忠实和严谨是理雅各翻译的首要原则和最大特点 他以直译为主，辅以注释，在形式和内容上尽可能接近原文，准确率高 与现当代译者的翻译相比，理雅各的翻译总是很短，这是因为他的古汉语水平很高，可以按照原文的句型翻译，所以句子很简单，而许多译者参考的是现在的翻译，句型已经是现代汉语了，比古代汉语更复杂 如果原文是警句，理雅各的翻译方法能有效保留原文的修辞特色，效果更明显 中国文化中的一些高频词，如“君子”、“仁”、“义”，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 在这方面，理雅各的翻译是微妙和多样化的 《中国古典名著》每卷都有附录，包括理雅各组织的词语多译现象
理雅各也参与了香港的报业和教育 自1855年以来，理雅各开始推动中国报业的发展。他主编的《遥远的关震》是中国第一份印刷出版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报业的现代化 19世纪60年代，理雅各积极推动香港教育的现代化和世俗化
1876年，理雅各在牛津大学工作，成为第一位汉学教授。他继续推广汉学，儒学成为教材之一 从那以后，他在教授汉学的同时，翻译和研究中国经典，直到去世 理雅各是第一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朱利安翻译奖的获得者。他尊重中国文化，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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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