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新诗中的中国精神

郭沫若对中国有自己的看法，对中国历史和未来的思考，对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信心，对中国新诗的理想图景。 他熟练运用古今中外的词汇，遵循汉语的表达习惯，学习西方抒情诗的精神，创作了一系列气息清新、气氛迅速的诗歌 他的新诗不受中国旧体诗的风格和诗句数量的限制，热情、流畅、自然，处处体现了现代汉语固有的节奏和韵律，充满了新的时代气息 长期以来，人们对郭沫若的新诗创作有一种偏见，即认为情感第一，而艺术形式的成就不足，甚至存在一些不足 本文旨在纠正这一认知误区，用新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解读郭沫若新诗语言风格的本质机制 关键词:郭沫若；新诗；现代汉语 作者简介:张伯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 引言 现代汉语兴起于白话文运动，大规模取代文言文，成为社会文化和教育的共同语言。新中国把它确定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已经有一百年了 现在，当人们回顾现代汉语的开端时，往往会提到陈独秀、胡适、钱等人倡导的早期“中国运动”的口号思想，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现代汉语实践者在过去几十年的重要贡献 事实上，全民共同语言的形成过程更多地与其使用者的共同创造有关，其中有影响力的作家发挥着重要作用 郭沫若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 【/h/】郭沫若1914年赴日留学，没有直接参与国内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但很快就嗅到了新文学的气息，进而投身于新文学的创作，成为现代汉语最成功的实践者 [1] 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有了用现代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的想法。 1919年，他第一次从国内报纸上看到中国白话诗。”看完之后，他暗暗吃惊:‘这是中国新诗吗？“嗯，我以前的一些诗必须出版。” (《创作十年》，上海现代出版社，1932)所谓“以前做过的一些诗”应该是指1916-1919年写的自由式白话诗，如《新月》:“月！你好像放了一把镀金的镰刀 你推倒了海上的松树。哦，我被你撞倒了！”“白云”:“你是刨冰吗？怎样才能咽下你的喉咙，缓解我的焦虑？“郭沫若写这些诗的时候，胡适的《文学改良论》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还没有出来，“文学革命”的口号和胡适的白话诗还没有提出来发表 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五四”白话文运动首先是胡适等人在理论上倡导的，然后导致了鲁迅等人的创作实践 这个过程的代表是胡适和鲁迅。比如有学者明确指出:“胡适范式只是激活乡土白话小说的旧资源，难以在语言转型中开辟新天地”，“真正开辟新白话局面的是鲁迅。” [2]1955年，现代汉语被定义为“以现代白话典范作品为语法规范的现代规范汉语”，汉语教学和语法研究界也更加关注鲁迅的小说和杂文 同时，郭沫若的现代诗歌创作虽然在文学史上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但并没有获得理论价值的论证 本文强调的是郭沫若新诗对现代汉语建设的巨大贡献 应该说，郭沫若的现代新诗创作是沿着自己的发展路线进行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他可能完全不知道胡适所说的“我们可以尽量用《水浒传》、《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白话文”[3]，也不知道傅斯年所说的“用西文，用语法，用词法，用句法，用章法，用词类……所有的修字方法，都产生了一种优于现在的欧化了的官话，从而达到了一种 他熟练运用古今中外的词汇，遵循汉语的表达习惯，学习西方抒情诗的精神，创作了一系列气息清新、气氛迅速的诗歌 他的新诗不受中国旧体诗的风格和诗句数量的限制，热情、流畅、自然，处处体现了现代汉语固有的节奏和韵律，充满了新的时代气息 长期以来，人们对郭沫若的新诗创作有一种偏见，倾向于认为情感第一，而艺术形式缺乏成就，甚至有一定的缺点[5] 本文旨在纠正这一认知误区，用新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解读郭沫若新诗语言风格的本质机制 一种节奏意识——汉语节奏与韵律 中国诗歌自古以来就强调节奏与韵律，每个时代最流行的诗歌节奏都与当时盛行的语音结构密切相关 明朝杨慎说:“凡观一代书者，必知一代语。” ”(《深安外记》卷三) 先秦时期，汉语是单音节语言。当时，每个音节的结构都很复杂，甚至可能有复合辅音 每个音节独立性强，耗时长。像《诗经》这样的短句格式是常态，四个字一个字一句，成为最好的有节奏的句式 汉代以后，汉语音节趋于简化，双音节词开始增多，双音节词和单音节词齐头并进，出现了以“五言”和“七言”为主，单音节和双音节的韵文模式 现代汉语仍然是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的平行模式，所以“五言”和“七言”仍然是人们最自然的诗歌感受方式 林庚甚至认为现代诗“碧水蓝天”和“红花蓝天”与传统的“五七言”精神相联系，是五七言的发展 [6]林庚还提出了“半调侃法”，即不限于寥寥数语，只要每一行的中腰都有一个接近“调侃”的功能 如果有“调侃”，可以把每一行分成均匀的上下两半；不管线的长度如何，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之间的差异总是一个字也没有，或者完全相等 四言诗是“二月二日”，五言诗是“二月三日”，七言诗是“四月三日”，现代新诗可以是“五月四日”、“四月五日”等形式 林庚先生的发言意义重大 他的观念在二十世纪中叶成熟，他也逐渐评价了这一规律在新诗创作中的体现[7] 我们认为，郭沫若长期以来对这种“半调侃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从他创作新诗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把握着中国节奏的这条生命线 以下是从他早期作品中随机选取的几首诗。这种风格在《女神》、《明星》、《∣》等几首诗中随处可见:从现在开始，我不想经常住在家里，但我想呆在这种∣开放的氛围中，我不羡慕这种氛围。和平之地∣我母亲的祖国！海岸的草是如此的绿，∣的水是如此的黄！(“黄浦江口”) 你不能像做梦一样依赖它∣！不要依赖哟∣梦想的生活！(《瓶子的第一首歌》) 郭沫若对中国诗歌的节奏传统有着与时俱进的深刻洞察 在他看来，这种对“半调侃法”的追求，即使是用语气词来表现，也是在呼应屈原两千年前的做法 1940年，他发表文章指出:“先生们，他们固执于文言文，认为这是中国的国粹。其实他们知道中国真正的国粹！甚至别人的风格本来就是2000年白话文运动的产物，他们根本不知道 ”“屈原创造的骚体和那些几乎一样的文言文，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白话诗和白话。" [8]郭沫若的新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楚辞的影子: 长期付出不忠实和抱怨，不要相信Xi，告诉你不要游手好闲 傍晚时分，、、向朱 (屈原《九歌项峻》) 啊，我误会她了，她忙着实验，没有我的消息。 (《瓶子》第26期) 收到信的时候好心痛，看到之后好无聊。 (《瓶子》第20期)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郭沫若的所有诗歌都有一个明确的对节奏的追求，虽然他自己把“内在节奏”[9]称为“情绪的自然消长”，认为“这种节奏极其微妙，没有达到诗歌教会的人很难理解。 ”他用“音乐的精神”来比较这种超越表象的节奏。 事实上，当我们理解汉语音节结构的发展历史时，我们可以坦率地承认，尽管字数和格律不同，但每个时代主流诗歌的内在精神是相同的[10] 郭沫若深知这一点，从未写过“那是光，那是你的风采，你戴着鲜花的王冠”“雪后，鹅黄，你像；清新萌动的绿色，你是“那种违背语言本身和谐节奏的蹩脚诗。" 郭沫若说:“诗歌的语言大概是最难的。不管有没有脚韵，对节奏的推敲永远要放在第一位 和谐是诗歌语言的生命 [11]郭沫若的新诗写作总是充满激情，所以他不想简单地再现旧体诗中限于七八个字的句子。按照从古至今的节奏传统，他使用了大量由三个节奏单位组成的大容量长句，例如: 这种香味恐怕不是梅花所拥有的。 这种香味是不敢从心里吐出来的？ 这种香味堪比一百罐春酒 这种清香震撼了我的诗歌喉咙 (瓶春莺歌) 这句话显然是现代中国戏曲歌词常用的3+3+4节奏模式(例如“牡丹花开，百鸟鸣，阳春”)。这种模式用在现代诗中，再进一步拓展，就变成了更为奔放的诗: 我们的强力。(“鼓励失业的朋友”) 我真的很想让∣为她弹钢琴和吉他∣， 或者∣摇摇我的铃，敲敲我的鼓∣请她跳舞。 这种扩展是可能的，因为汉语韵律句法的本质特征 长期以来，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反对诗性语言和自然语言的倾向，这应该是深受近代西方语言观念的影响:英语的自然语言首先注重轻重音，节奏的紧密性处于次要地位。只有在诗意的语言中，才能有意识地创造节奏；汉语早就重视节奏，汉语诗歌的节奏感直接来源于生活语言的节奏规律 可以说英语“词是词，诗是诗”(或者“语言是语言，歌是歌”)；在汉语中，说话的节奏和诗歌的节奏没有什么区别，词与词之间的抑扬顿挫自然是音乐性的 因此，我们应该强调，汉语自然语言的本质是讲究节奏和韵律，“半调侃法”不仅是诗句的一般规律，也是自然语言的一般规律 沈嘉轩明确指出，汉语是一种“以对为主”的语言:汉语大如语篇、段落，小如短语、词语，都是以对为主，只是放大缩小的大小不同；不仅是音和韵，还有语法和语义 [12] 句法自由——汉语本质并列句法[//h/] 人们会觉得郭沫若的句子新颖，时代感强，但读起来却是地道的汉语 这一特点在以往的汉语语法概念下难以体现 近年来，中国学者摆脱了西方理论的影响，越来越多地看到了汉语句法的本质特征:汉语句法与西方句法最大的区别在于，西方语言是一种“三维”结构，即以动词为中心，句子中的其他成分决定了它们围绕动词的同一性，反映了它们与动词的关系；汉语是一种“扁平”结构，即词与词之间存在简单的线性排列关系，不需要词缀作为联想，也不需要太多虚词来建立联系。实词和实词的并列，让读者自然读懂了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 有人形象地比喻为:汉语句子是“竹结式”，英语句子是“葡萄串式” [13]郭沫若的诗恰恰抓住了这一精髓，所以我们读的是既热情自然又流畅的中国式新诗 比起所谓的“现代”(欧化)句法，尤其是诗歌中人为添加虚词的想法，不知好了多少。 [14]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的新诗写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诗人在诗歌中有意植入了欧化句法的痕迹 比如:“大师也是一个从名利场来的人，但现在找到了新的乐趣。”"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在自己的花园里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胡适《离京赠大师》) 其中，“他的新乐趣”和“他的花园”都是在刻意使用英语中的所有格结构。如果用的是自然汉语，其实应该说“发现新的乐趣”、“在花园里用智慧”，但是用“他的”好像是人为的；再比如“西山的秋色吸引了我几次，可惜被我的病耽误了”(胡适《十一月二十四夜》)。不仅“我的病”是一个不必要的所有格结构，而且“被”字在这里毫无理由地使用，明显模仿了英语被动句的结构 【/h/】之前有评论者谈到欧化句式的弊端，指出句子太长，意思纠结，啰嗦。[15]没有说到点子上 因为所谓的长短和纠结是相对的，有时候要看读者的主观感受 我们认为，欧化句式的缺点主要在于句子层次的复杂性，这是一种结构上的欧化，而不仅仅是风格上的欧化 汉语句子结构关系简单，所有句子成分线性并列 像《我被病拖了》，篇幅不是很长，但是多余的被动结构给句子增加了曲折，不符合汉语的自然习惯 再比如“急于种花者无芽”(胡适《希望》)。虽然短，但短短的五个字“无芽”违背了中国五言诗的“3+2”节奏传统。更重要的是，它使用了一种浓缩的特殊句式(“没有芽”)，违反了平面化的正常状态，造成了极其不流畅的结果 另一方面，郭沫若的诗字数多，但句子层次简单，节奏匀称，读起来朗朗上口。原因是他在本质上紧密遵循了汉语的句法特点，比如: 武侠奇观是我无法忘记的 [1] 十五年前，我站在一艘小轮船上，[2] 当时，一场带着悲伤的烟雨[3] 洒在浩浩荡荡的长江上。 [4] 我们的船刚进曲塘，[5] 啊，巫峡两岸真的被砍成碎片了！[6] 船的烟像龙一样缠绕在峡谷的路上，[7] 我们从后面失踪，从前面失踪 [8] 峡谷里的感觉总是很混乱，[9] 在一个被悬崖环绕的水乡似乎有幽闭恐惧症 [10] 我头上的帽子其实是从后脑勺掉下来的，[11] 我抬头看着那座有白云的山， [12](《武侠回忆》) 这三句读起来自然流畅，每一句都有相似的节奏规律，每一句都由四个相似的节奏结构组成，让人有读骈文的感觉 当我们仔细观察它们之间的语法关系时，我们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逻辑关系 如果第一句是一个独立的句子，从语义上来说，几乎主导了整首诗，但和第二句一起读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句话；第三和第四句也像对仗，但语义上是一个主语和一个谓语。第十句是第九句的延续，第十一句是第九句和第十句的延续，第十二句是第十一句的补充 由此可见，汉语中整齐的结构单位包含着多种语义关系 汉语句子不是按逻辑结构组织的。如何识别这个特征？一些评论家强烈批评 例如，傅斯年说:“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文学在语言学和修辞学方面有许多不可弥补的缺陷 一是汉语文章单句多，复句少或没有，层层分析的句群和文章更是少之又少 在一个问题的层面上，只要求铺张，但深度很浅。它像矢量一样直，像底部一样平。 [16]有趣的是，语言学研究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不可能强迫一种语言规范去硬化和转换另一种语言 赵元任和吕叔湘都认为，汉语不能用英语中的“句子”概念来建立。吕叔湘说:“用从句代替句子，更好地适应汉语的情况，因为汉语口语中有许多流动的句子，一个接一个的句子，许多地方可以断开和连接。 [17]构成汉语流水句的基本单位，既可以是主语也可以是谓语，或者只是谓语部分，或者只是名词短语 几千年来，中国人利用这种流动的组织来造句造篇，既不伤词，又能创造出优美的诗文 文言文是这样，白话也是这样 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希望白话文更“语法化”，愿望是好的。然而，他们没有深入观察汉语的特点，而是简单地将英语概念移植到汉语中，这相当于一个橡皮鼓 郭沫若对汉语的本质特征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尽管他在语言学方面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他的新诗最能体现中国“流水句”的特点，比如:“你我都匆匆忙忙，难免要走，彼此来回送。” 很孤独，我飘得很散！(《夜别》) 俞平伯说:“语法不适合诗歌。 国内没有语法书，主语和宾语的谓语位置也没有规定。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它来使句子变得非常多样和生动 构图的错综复杂是一样的 [18]这代表了早期的一种温和的句法观点，当时对句法的理解还不够深入 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是，汉语句法的“流水句”规律在诗歌和散文中无处不在，这是近百年来汉语语法研究最重要的新认识 流水句的本质是，汉语中的连句是指自然的连续和流动，但所用短语或从句的结构不受句法规则的强制性约束，如下面的诗句: 自从我遇到她，我就一直想念她，想念她，想念她， 沙洲 但是在我遇到她一次之后，就再也见不到她了。我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她真的无处可去。 (关雎译本) 几个连续的句子并不总是像英语一样使用一个主语，句子的结构类型也是不同的 乍一看，诗歌的风格很自由，没有句式和文字的束缚，但整体读来很“欢迎，佩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的神态，可以说准确还原了两千多年前的语气和心情 我们同意魏健的观点:“郭沫若比早期白话诗人更有才华。从一开始，他就不关心白话是否能被纳入诗歌，而是寻找“诗歌精神”来代替旧的诗歌艺术规范为新诗服务 [19]这里强调的是，无论旧诗还是新诗体现的是“诗的精神”，都必须是汉语的艺术规范，而不是让汉语词汇跟着西方语言的组织去做诗，所以做出来的一定是西方诗，而不是中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