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汉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兴起 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研究期刊、研究机构和学术会议蓬勃发展，成为中国学术的一道风景 30多年来，汉学研究的知名度并没有减弱，这反映了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重要学术意义 国学研究往往需要开放文学、历史、哲学，甚至将自然科学纳入研究范畴，形成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平台 这是汉学的一个特点，海外也是如此 但人们会怀疑，汉学是“学科”吗？它在一般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如何？我们从事汉学研究的人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学术实践表明，汉学是一种知识，一种方法，一种理念 只有从这三个维度去理解国学，才能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国学 要澄清这个问题，必须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
早期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并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为早期的“汉学家” 事实上，这些受过更好知识训练的传教士起初只是知识的“搬运工” 他们把熟悉的西方“天文学”知识带到了中国 但是，当面对中国人的知识时，他们却无比震惊:这个民族的文化开始于耶稣诞生前3000年！而且，在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学者、农民和商人都有自己的事业，过着平静的生活 这片陌生的土地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其中最好的就像一块吸水的海绵，不断地将中国文化的精华带到欧洲 美国汉学家孟德伟曾说:“欧洲与中国第一次大相遇的背景表明，这是一个欧洲人充满好奇心，在精神上和学术上走向世界的时代。” 这种“双向”知识转移一直持续到20世纪，我们称之为“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 这里面包含的知识内容是国学研究院要观察的第一个维度 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比如传教士第一次用拉丁文翻译的儒家经典《四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再比如《早期西方汉学三大经典》、《耶稣会士中国杂文》、《中华帝国全志》和《中国杂编》的研究:《耶稣会士中国杂文》中文版2005年才出版，《中华帝国全志》只有一个入门中文译本，《中国杂编》至今尚未出版中文版。 顺便还需要指出的是，传教士在通过文字介绍中国的同时，也在中国购买了各种书籍和文献，运到欧洲 欧洲各大图书馆基本上都有这样的藏书 这些文件中有许多仍然蒙着神秘的面纱，外人是不知道的 对上述知识内容的研究是汉学研究者的基础工作
汉学促进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 同时，在西方学术环境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传教士来到东方，必然会带来另一种理解和思考方式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思维上的刺激 因为传教士带来了西方天文学(自然科学技术)和天主教知识(基督教的上帝宗教哲学)，在中国被称为“天文学” 明末学者李之藻将西方传教士的著作编撰成《天学第一书》，其中包括“理性编撰”(上帝哲学)和“工具编撰”(科学技术)两大类，是“天学”的代表丛书 此外，传教士用中文印刷、刻制的西方著作涉及地理、力学、水法、音韵、美术、几何、教育学等，其中所蕴含的理论思维方法对明末以来的中国学者影响很大 同样，中国文化的理论思维也对传教士产生了思想影响 中国哲学通过传教士传播到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数百年来，东西方文化在理论思维方法上的对话和争论层出不穷，也成为汉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当传教士开始印刷中国书籍时，中国明代思想家方以智注意到西方人在理论思维上的特点 他说:“万历年间，我从遥远的西方学习，我在质量测量方面很详细，我不如文字。” ”“质量测量”指的是科学技术，“同济”大致相当于哲学 方以智是一位具有开放精神的学者，他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代表性，这表明中国人开始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思考中西文化的特点 清人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大的突破，而是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四Ku全书》并未将“李辩”纳入《天初雪汉》 因为这代表官方态度，清朝刻工不敢计较 到民国初年，这样的书在市场上不容易找到
对于中国文化哲学精神的域外影响，无论是老子的思想，还是《周易》的阴阳之辨，都需要从汉学的角度予以关注 最近，根据美国学者的统计，老子的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版本多达854个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确实发生了 这本关于统计结果的专著已由《国际汉学杂志》出版，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理解汉学的第三个维度在于“理念” 所谓概念，涉及到对国学本质的理解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仍然需要看看汉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早期传教士带着强烈的传教意识来到中国 但利玛窦进入中国后，很快就发现，在中国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的宗教观念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深入人心 因此，他采取了“调整路线”，试图通过“合儒”和“补儒”的手段解决矛盾，并试图将西方的“神”的概念插入到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 由于这种做法，最终导致了令人遗憾的“礼仪之争”事件的发生 然而，这一事件间接带来了一个积极的结果——欧洲的中国文化研究开始进入学术界，导致了大学汉学(专门汉学)的诞生 对于这样的历史事件和利玛窦这样的早期汉学家应该怎么说？这涉及到对汉学的理解和对具体历史事件的理论阐释 【/h/】汉学研究上面提到的例子很多 如何从概念上理解汉学和汉学家的工作？对这个问题最典型的理论分析是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他的“后殖民主义”理论 其核心观点是，东方主义塑造的东方形象是西方对东方的想象，东方主义是为西方政治服务的学术 我们不应忽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令人信服的方法应该是在坚持理论问题意识的前提下，进行具体研究，还原历史，让事实说话 因为“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是常青的。”
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西学或新学”的标题，分析耶稣会士在华期间天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以及传教士科学家的功过 此后，相关讨论没有中断，中、日、欧学者纷纷参与，取得了非凡的成果 它的方法和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总之，汉学是一门多维度的交叉学科，它的研究也应该是多学科、多角度的 其中，尊重历史是最重要的 因为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更有利于今天的文化建设 汉学研究大有可为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文化域外传播百年(1807-1949)》(17ZD A 195)
(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常青学者、教授)
[/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