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散文创作以其日渐庞大的创作群体，丰富多样的品类和各式各样的文体形态，以及令人应接不暇的散文现象或流派，呈现出杂树生花、方兴未艾、蔚为壮观之势。这其中，“学者散文”因其独特的写作姿态和深广的文化背景，因其溯通了中国文章学的传统，引发读者持续不断的关注和阅读的兴趣。究竟应如何评价学者散文？笔者打算从文体自觉的角度，考察学者散文与传统文脉的关系，探讨它的文体特征和话语方式，以及它给中国当代的散文创作注入了什么样的精神元素。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这里所指的“学者散文”，除了90年代以后职业的学术研究者所写的散文小品，还包括一些学术型作家的散文创作。
一
文体，作为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文学的体裁、体制、类型、体式、语言秩序的组合与风格的总和。文体是一个宽广的、既富于弹性又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它不仅指文章的体裁、类型与体制，而且包含作家特定的语体、风格、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与文化人格，等等。此外，文体还是笔调、气韵、味道、氛围等的呈现。就文体的“内”和“外”来看，语体文体、主体人格、精神气质、格调气韵等，属于“内”，是文体的深层结构；文学体裁、类型与体制，包括时代文体、民族文体等，属于“外”，是文体的表层因素。本文所研究的学者散文的文体，主要侧重于“内”方面的研究。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风格的国家。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学进入了一个“自觉时代”。体现在文体上，这一时期文学尤其是散文的审美意识大大增强。虽然唐代古文运动和宋代新诗文革运动打着“以为文”、“以陶为文”的旗号，反对骈文的形式主义，但当时的散文家并没有盲目排斥骈文的美和修辞策略。他们在崇尚“以写”和“以道写”的前提下，也注重排比、对偶和用典，追求文字的美、新、灵、趣。这种文体自觉延续到明末杂文、清代桐城派杂文、近代杂文和五四杂文。五四散文成就高于小说、诗歌、戏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批五四散文家特别注重文体的选择和创作。他们一方面注重“文风”建设；另一方面，致力于寻找适合现代散文内容和主题的话语模式，即在文体选择上，现代散文作家有意识地追求在中西结合中使现代散文体现文体发展的可能性。其次，通过文学传统的转变，散文的风格更加“优美”、“细致”，从而打破了“美国散文不能用白话”的偏见。再者，随着作家主体“言意”与“形心”的渗透与融合，形成了一种和谐统一、具有独特意义与情感的文风。
学者散文承续了“五四”的散文精神和文体自觉。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追求主体文体的自由与独立，注重表现自我与生命的本真；一方面又服膺周作人的“美文”主张，并通过“聊天式”或“闲话体”这种体式，以从容舒缓的叙述语调，自由自在、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的表达方式，给当代的散文创作注入了活力和生机，不仅有效地摆脱了旧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习惯，使当代散文的题材、主题、结构和精神指向发生了新的变化，而且提升了当代散文的文化品位和精神质地。
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者散文在散文文体上的自觉与建树，既得益于“五四”散文精神的浸润，又是充分汲取我国古代文章学的有益养料的结果。学者散文的作者大都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不但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而且都有良好的国学根柢，对于中国古代文章学有着较为全面的了解。更难得的是，在此基础上，他们能顺应时代潮流，关注当下的现实问题并积极参与文化交流，同时将学者的理性思考和人生感悟融汇其中，并由此构成他们文章的主要内容和文体特征。正是在传统文章学的背景下，学者散文以弘扬传统文化精神为己任，以文体自觉为标识，延续了中国散文绵延不绝的精神和文脉。同时，他们还自觉地追求散文的个人性和独特风格。比如汪曾祺，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其他学者散文家的创作，也可作如是观。
文人散文有一个很有价值的品质，就是古人常说的“文道合一”。所谓“文道合一”，也就是“文质彬彬”，也就是一边写作一边做人，把文字和思想统一起来，不提倡文学而忘记文学，也不表现文学而隐藏文学；不要虚荣，不要追求投机利润。如果两者能够完美结合，就有可能达到艺术之美，我们可以看到，文人散文在人与文学、知识分子的精神品质、散文风格的有机结合上，堪称当代散文创作的典范。与强调“文道合一”相一致，文人散文的一个鲜明的文体特征是以调侃和略带讽刺的风格写苦难和悲剧，从而实现对人性的深度探索。学者散文的作者基本属于“老一代”。他们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大部分都经历过生活中的不公平待遇。即便如此，他们的散文所体现的是对生活的理解后的大理解，是智者洒脱的通达和会心的微笑。像陈的散文，既有调侃、嬉笑、咒骂的一面，又有赞美美好事物、珍视美好人性的一面。
学者散文在文体上还有一个特征，即采用对话的言说方式。对话的言说方式是古典散文的文体形式之一。对话言说方式的作用，一是可以更自由自在地表达不同的观点；二是直接入题，无须客套，简洁明了；三是可使文章更有趣有味。学者散文继承了古典散文这一优良传统又有所创新。由于学者散文的作家大多贯通中西，知识丰富，学养深厚，加之心态放松，因此采用这一文体形式，可以说是得手应心、左右逢源。在这方面，运用最多且最为成功的是金克木。
三
关于学者散文的文体问题，可供研究的方面很多。笔者此前曾写过一篇文章，主要从语体文体的层面谈学者散文的文体。在本文中，我拟从另一个方向——文笔、文气、氛围来探讨学者散文的文体。
写作的概念起源于南北朝时期的“写作理论”。也就是押韵的文章是文本，不押韵的文章是笔。按照今天的理解，“文风”可以理解为独特的体系或文风，另一层意思是“闲笔”。中国古代有句话叫“过枝接叶”是文章的“闲笔”。学者和散文家都知道“闲笔”的妙处，并尽力在文章中实践。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张中行、季羡林、汪曾祺、孙犁、江洋等的作品中。，除了“正笔”，还有很多“闲笔”在摇摆。这些溢出了题主人员的“闲笔”，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补充了前面的故事；或者调整叙述节奏；或者给作品增添趣味。总之，学者散文对“闲笔”的关注和运用，不仅拓展了空，也丰富了文章的意义。
文气论是中国文论的一个源远流长的重要的范畴，汪曾祺有他的独到理解：“‘桐城派’提出，所谓文气就是文章应该怎么起，怎么落，怎么断，怎么连，怎么顿等等这样一些东西，讲究这些东西，文章内在的节奏感就很强。”这显然是深谙文学三昧的经验之谈。其他学者散文家，虽没有像汪曾祺这样全面深入地阐述文气，但在一些创作谈中也多有涉及。学者散文家不但对文气做一般创作论意义上的阐释，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自觉地在创作中灌注进一种文气。因此，读汪曾祺的散文，我们会感受到一种沾着家乡水气和烟火味的散淡之气。读张中行的《顺生论》，我们体味到的是一种乐天知命的平和之气。而金克木与萧乾的散文，流露的是一股通达与反讽之气。孙犁与杨绛又有所不同。孙犁的散文简古朴实中有奇崛之气。杨绛的散文自然沉静中有内敛之气。
氛围对于文学创作也很重要，包括散文叙事。小说的叙事氛围不同于散文。小说中的氛围是与人物塑造、情节展开、生活场景转换相结合的。在散文叙事中，气氛往往与特定的情调、心理契机和意象意境融为一体。散文的叙事氛围一方面是在文本形式层面上形成的，另一方面又超越了文本形式的限制。虽然一般来说，它必须与作者选择的内容、场景、结构和话语模式保持统一的对应关系，但氛围既属于时间空范畴，又属于心理范畴，因此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创造性；此外，它还反映了作者与文本、读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因此，叙事氛围往往可以直接获得诗歌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尤其是在优秀的散文家身上。
笔者以为，文体乃是作家的主体人格、文化观念、个人心性、审美偏好与韵致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学者散文有文体的自觉，并在语体文体方面既倾向于在“文道合一”中开拓当代散文文体的发展空间；同时，又通过“言与意”“形与心”的和谐组合，以及独特的文笔、文气与氛围，构成独具东方情调的语体文体特征。因此，学者散文在文体上的特征与成就，值得散文研究者做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
从散文本体来看，学者散文不仅是正宗的散文，也是散文文化精神的有益实践，代表了当代散文发展的正确方向。首先，中国散文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也就是先秦散文，是“杂文”。学者散文的文体特征之一是“杂”，其中不仅有叙事描写和介绍，还有历史哲学、小说、诗歌和戏剧，这些恰恰连接了先秦散文的源头。其次，散文的本质是自由、不拘一格和“没有固定的规律”，以“聊天式”、“闲适式”为主要文体特征的学者散文，恰恰符合散文的本体。最后，散文的生命是真实的，几乎无一例外，学者的散文以真实率真为原则，拒绝虚构，不屑粉饰打磨。总之，就像巴金说的，他们把心交给读者。正是这种对生活的真正热爱，使学者的散文受到广泛欢迎。笔者认为，对于当代散文中空疏空伪矫揉造作、抒情性泛滥、人格分裂、文德分离等创作倾向，学者散文的文体自觉无疑可以起到清理本源、整顿风气的作用。
学者散文承接了中国的文章学传统，打通了古今散文的文脉。学者们的创作自由自在，率性任心，不受任何规矩的束缚，体现出一种真正的文体自觉。还应看到，学者散文贴近散文本体，它不但可以促使当代散文摆脱唯抒情的羁绊，拓展当代散文的文体天地，而且有助于将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与文体创造相融合，将文体的意义直接与文化自信相对接，从而使散文写作更具独特的文化精神价值。
(作者:广州大学文学与思想研究中心。《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张玉南/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