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09年5月日本《日本》杂志推出的《周兄弟》译本是日本鲁迅研究的源头，那么这一与中国鲁学者相呼应、共同成长的海外学术传统已经被研究了一百多年 在长期的艰难发展中，日本鲁迅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精彩的个案研究，同时也呈现出鲜明的思维机制，探讨了研究框架和研究路径，构成了一个组织体系自给自足的学术共同体 相反，从“研究的研究”的角度对这一学科体系进行梳理的工作只停留在“零敲碎打”的模式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通史 以《日本鲁迅研究史》、《日本鲁迅研究概述》等为代表。，以史料为主的文章或周期批评的简史已不能满足专业读者的阅读预期和研究需求，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鲁迅研究史》、《当代鲁迅研究史》、《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等综合性著作形成鲜明对比 《日本鲁迅研究史》(金、、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从多个维度推动本课题的深入发展
聚焦现代化语境
日本的鲁迅研究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势能，与其一开始就进入学术领域的问题意识密不可分，其理论特征是鲁迅对日本价值取向的反思 此外，日本研究者对鲁迅的追求和日本文化整体在现代化背景下所面临的历史变迁，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这就导致了鲁迅研究不再是一个肤浅的“认识论”问题，而是涉及到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转型
这样的篇章安排不仅能体现单一研究的风格，展示细节的丰富性，还能使接受者忽略整体的演变，尤其是看到时代、文化和政治关注与学术研究之间的秘密互动
以著名的鲁迅画像为例，丸山的“革命人”是由“竹内鲁迅”和“文艺人”的概念发展而来的，而伊藤万虎的“终端论意义上的山达基”则内在地包含着对前两者的辩证反思 从本质上说，研究者们将鲁迅视为通过“以反抗更新自我”来探索“现代化”之路的强大资源 从这个角度看，鲁迅并不局限于中国的所有制，而是突出了东亚乃至世界的意义 日本学者对特定文化危机的个性化感知决定了他们进入鲁迅研究的不同方式，这也成为对话的基础 在具体讨论的过程中，作者特别注意还原当时的文化症候和意识诉求 比如“文艺人”鲁迅针对的是以“转向”为特征的“优秀学生”文化，而“革命人”则试图纠正“文学远离政治”与“文学为政治服务”二元对立背后的“右派”文化。“终结论”概念的兴起与战后民主运动中“文学”的出现有关，也指向对“无终结”的探索 所有这些对“边缘”思想布局的关注，不仅仅是满足于解释它是什么，而是试图回答它为什么是这样以及它来自哪里的问题 这使得整本书对日本鲁迅研究者有了一种“同情的理解”，而不是站在外面远远地看着火 因此，该书对“归心”、“革命”、“羞耻”等问题的梳理一直存在争议，因为它结合了日本特定的“现代化”语境，似乎动机是确凿的
突出域外方法论的价值
不同于我国鲁迅研究中很早就形成的探索作品意义、研究思想、评论人物等研究风格，日本鲁学者历来擅长“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比如《仙台研究》，让中国学者惊叹于鲁迅资料的细致梳理。 作者在“收集百家之言”的同时，力求展示日本鲁迅研究在文学和实证方面的优势 比如山姆英雄、片山智行、丸山长溪等在解读《野草》时，为了论证“主观辩证法”等抽象概念，集体采用了“注释”的方法 这是因为外语读者不能指望单词之间的一一对应来准确把握汉语原文的丰富含义。因此，有必要从“训诂”的角度来考察语源和文学，具体来说就是从汉语的权威工具书、鲁迅其他文本中的“互文”用法、古今文学中的类似语料来考察。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由于“白话”的流行，“注释”的阅读方法时有出现，但只用于局部内容。为了克服外语的障碍，日本学者确定了文本语境，并将“注释”系统应用于整个文本系统的解释，形成了一种相当有效的分析策略 这就动摇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由先验价值预设造成的一些方法论盲点，启发我们在无知的前提下隐藏许多潜在的突破机会，这就需要中国学术界以明眼人的眼光去观察和吸收国外学术团体的文学研究方法论。
鉴定日本鲁迅研究的得失
本书作者是长期从事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学者。他们不仅精通日本鲁迅研究的发展，而且能提出自己的思考、评价和总结
整本书，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想法 比如作者将鲁迅作品中的“鬼”字作为“羞耻意识”的象征，进而提出岳文化构成鲁迅小说的内生机制；绍兴民俗中丰富的想象力、人情世故和对世界的理解都可能影响鲁迅的文学观念 这种发散性思维的传播与其说是章辨和镜审的起源，不如说是基于对文学扎实把握的“自我创造” 正是在整篇文章观点的积累上，该书总结了日本鲁迅研究的核心特征:“鲁迅形象”是鲁迅精神生成知识形态的文化密码，日本鲁迅研究者与鲁迅形象同在流动的历史中
这本书虽然是以日本的鲁迅研究为基础，但始终保持着审慎理性的态度 如作者所说，认为日本鲁迅研究水平全面超越中国是不现实的 其研究模式也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最明显的是将鲁迅定义为“谁”的学术范式，在文化断裂的时代承载着意识形态辩论的功能，掺杂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从而陷入“本质主义”的刻板印象 这种批判性的审视表明，这本书吸收了否定逻辑，辩证地消化了它，从而获得了客观和积极的地位，为学术界建立了一个良好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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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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