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散文是指具有专家学者身份的散文，包括有知识有教养的“学者型”作家所写的散文 这是作者对学者散文的定义 中国大陆学者之所以使用学者型散文的概念，是因为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文化诗学”散文创作的思潮，但学术界对此一直关注甚少。因此，探索学者散文的创作已成为当前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现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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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散文可以理性地表达，也可以感性地表达；但本质上是理性散文，有学者的启蒙 究其历史渊源，学者散文是古老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语》、《墨子》、《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百家杂文，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学者杂文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家分裂”，这是历史上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 正是在这种原初意义上，诸子散文，最早的文人散文，诞生于启蒙时代，延续于先秦历史时期 历代散文创作的启蒙虽然时常出现，却被“载道”的主流话语所遮蔽 在现当代文学思想史上，学者散文经历了两次启蒙性的回归
学者散文启蒙的第一次回归，是在晚清康有为、梁启超的启蒙之下，以胡适、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胡、陈、李为代表的一批“五四”知识分子精英，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民主”思想资源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高举推翻“孔家店”、“文在道”的革命旗帜，开创了《新青年》的现代散文和继承 毫无疑问，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启蒙思想 然而，这场运动毕竟缺乏人类的精神启蒙，以至于五四运动的“启蒙”很快被“救国”主题所取代，这是学术界的普遍认知 根本原因是鲁迅对国民性愚昧落后的批判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当时的现代作家也没有做出普遍的回应
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文化诗化散文”的思潮，其间文人散文有了一定程度的启蒙，也是文人散文启蒙的又一次回归 这一时期出现的学者散文延续了新时期初的启蒙思想，也有着更深刻的启蒙文化反思 “文化诗”思潮是由学者散文推动的 虽然学者散文是这一时期文化散文的组成部分，但学者(包括“学者作家”)知识渊博，思维独立，文化批判性强，经常使用读书笔记、随笔、短文等文体形式，因此比一般文化散文更具书卷气、深刻和批判性，因而更具启发性 这是文化散文和学者散文的主要区别 这一时期散文的启蒙核心来自于巴金，最具启蒙意义的早期经典是巴金的随想录 在“文化诗”时期，散文的思想启蒙缺乏巴金的自我干预和自我表白，表面上停留在对“四人帮”极端“左”思潮的批判和文化诗的多维发展中，并没有完全深入到对民族精神的批判和民族心理结构的重建中。巴金的告白并没有作为全民告白而普及
鉴于上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学者散文启蒙表现的经验教训，探讨学者散文与作者自我启蒙的关系，探索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是当前学者散文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
笔者认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问题，确实关系到当代学者散文创作的走向和深度 为此，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是学者散文的作者如何获得自我启蒙的合理性，真正确立深层文化批判的价值观念；其次，学者散文的作者应该批判自己的“国民性”，并在继承中国传统学者的“人文传统”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启蒙的培养
二
看一个学者有没有学问，主要是看他有没有批判的性格；学者的散文是否有深刻的思想，也就是他们的散文作品是否表现出文化批判的深度和力度 因此，学者散文作者的自我启蒙，首先是建立理解和洞察世间万物的理性，一种自觉的批判理性 没有理性法则，文化批判的灵魂也就被带走了 文化批判的合理性对现实有直接的干预，没有干预，它就失去了批判的功能 这种干预主要表现在当下的干预 学者面对演讲的对象，必须“介入”文本，以随笔、杂感、短文、读书笔记、书评、随笔等便携式散文文体，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情感，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情绪。 特别是当大众审美取代了文学审美，作品成为了生产和商品，审美价值出现了偏差和混乱，尤其是金钱本位消解和侵蚀了伦理道德人性，出现了诸多文化悖论的时候，学者散文的作者更应该有一层理性的思考，一层理性的渗透，一层诗性的智慧，用自己的学问和学术理性去渗透历史空去有针对性地阐释各种文化。 然而，学者们的散文创作仍然缺乏文化批判的穿透性理性，缺乏一种锐利、一种锐利和一种道德批判 就文学学者的散文而言，他们经常看到复述(复述作品的内容)、抚慰(评论友谊和同情)、赞美(夸大和肯定美)、棍棒(主观和武断的否认) 这种散文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与理性渗透的文化批判相去甚远 作者的自我形象是自我遮蔽或自我遮蔽的，是一种无为的悲哀，是一种背离自我开悟的悲哀
学者表现理性的自我，是自我救赎的精神启蒙 鲁迅强调写作的战斗态度，说杂文要“匕首投矛” 虽然这是20世纪30年代在历史文化语境中提出的一种写作诉求，但揭示作者真实的自我哲学是“人的发现”——五四散文文本中确立的自我表达的核心理念，也是包括学者散文在内的所有文学散文今天的审美诉求:“自我”必须是理性的“在场”，理性的强调和表现，以及深度的文化批判。
理性的文化批评必须注重力度和深度，这一直是学者散文的审美标准 以潘为代表的批评家们以犀利、犀利、深刻的笔触，用“匕首、长矛”对批评对象进行猛烈的抨击；深刻的人，如林飞的智慧和穿透力，可以把许多文化悖论批判到人类和民族的精神层面，甚至到我们民族心理结构的层面——愚昧落后的民族性格——进行理性批判 只有这样，学者散文在批判当下人性和国民性时，才能先于一般散文介入现实 学者散文不批判的原因有很多。 敢说敢说，敢说真话，敢主持真理正义，敢为民请命，敢爱敢恨清楚。文本中的这些“字段缺失”需要解决和改进 从自我启蒙的角度来看，以上几个方面不仅需要正视和提高，获得自我“介入”和理性意识，磨砺、培养和锻造自我精神启蒙，另一方面也需要培养和锻造悖论思维模式。 学者散文的理性“在场”，是作者自我启蒙的最重要内涵。归根结底，是指作者成就和锻造的文化批判理性 这样才能在文化批判中有“悲剧”和“反喜剧”思维的培养和视野；这样才能有思想批判的力度和深度
自我的三
“介入”是学者散文自我精神启蒙的另一个问题 自我的“介入”就是鲁迅所说的“自我解剖”，这对于文人散文来说尤为重要 学者散文自我的精神启蒙绝不是空洞的口号，必须面对和解决自我救赎和涅槃 在“文化休克”和西方现代理论的各种“主义”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负面影响的时刻，我们必须重温鲁迅的“立人”思想，学习传统学者的精神情操，激活知识分子自身的传统文化基因 【/h/】严格来说，自我解剖就是批判自我“国民性”中“欺骗”和“欺骗”的Q，是面对读者的自我“审美”和“审丑”之间的“一人之战” 鲁迅对朋友说:“我总觉得灵魂里有毒气，有鬼气。” 他把自己的“国民性”称为“毒气”和“鬼气”，他奋进的目标是绝望和死亡的“坟墓”，期望把“毒气”和“鬼气”的旧自我完全埋葬在“坟墓”里 这是鲁迅对自己的绝望反抗，绝望反抗的动态记录是一部又一部写出来的《野草》 巴金把个人“国民性”中丑陋的东西比作从自己身上挤出来的“疮”和“脓血” 鲁迅和巴金把真实、赤裸的自我灵魂交给读者，让读者“审丑”，为文学史树立了一个严格自我解剖的典范 两位作家分别在五四和新时代率先提出启蒙思想和实践自我，都是为了批判全民族愚昧落后的国民性，使全民族在启蒙中觉醒，在苦闷和彷徨中率先自我燃烧和自我涅槃 鲁迅和巴金作为“精神世界的勇士”，都期待着通过自我解剖和自我拯救实现全民的觉醒和社会行动 两位思想家和散文家探索文人灵魂、具有悲剧艺术思维的散文诗文，把永远启蒙未来的痛苦经历写进了现代启蒙话语，包括启蒙当下文人的散文创作 毫无疑问，鲁迅和巴金的经历带有自承十字架、自戕仁者的悲剧人格色彩
具有启蒙使命的学者散文作者不仅要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中的学者传统，还要从学者散文的先锋姿态和自我启蒙诉求中，建立起具有全球视野的知识储备和理性储备 自我精神的启蒙需要中西文化融合的观念、历史主义和人类发展的逻辑合理性，以及先进的、穿越的、世界领先的文化态度和身份 这是学者散文的开创者，也是当下真正实现文化自信的又一个必要的、不可或缺的“补钙剂”
自我精神的启蒙，归根到底是创造和实现学者散文整体思想的启蒙 林飞先生强调散文在文化学上具有思想影响的启蒙意义。他对这一意义的解释是“有利于大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素质、道德情操和审美水平” 林飞在这里强调的是散文思想的启蒙和散文启蒙在《全民》中的预期价值 总之，回归百家争鸣的启蒙散文，是对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素质，实现强国梦的一种热切期待 学者散文的复兴和繁荣必须站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融入世界文化；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毫无疑问，学者自我精神的启蒙必须作为自我塑造和文本创作的逻辑起点 这是本文的最终结论
(作者:扬州大学文学院) 《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 张玉南，中国社会科学网/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