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春，巴金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建立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的文章，表达了他对“政府”和“爱国主义”的批评 同年，他还写了一篇《爱国主义与中国人的幸福之路》，反对“爱国主义” 当时，巴金曾声称信奉无政府主义 然而，抗战爆发后，巴金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939年4月初，他在为艾芜的《逃离野外》写的后记中说:“读这样一篇文章，无论是一片天平还是旧天平，都将使我们永远是一个中国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这一点，他以前从未如此强调过 在1941年的一部小说的后记里，他说得更清楚了:“虽然我相信有从外国引进的阿纳奇，但我还是中国人，我的一些血脉也是中国人的血。” 有时候我不得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问题，做评论 这些话被视为巴金思想转变的自白，甚至是他已经抛弃无政府主义，走向爱国主义的见证
但问题来自于此:巴金彻底放弃了他早期的信仰，尤其是他的民族观在本质上有没有改变？如果是，他是如何实现这种改变的？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巴金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否则，很难为之辩护——但研究者往往对为什么变化、如何变化做出模糊的回应，而这个问题成了没有原因的唯一结果 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个结果能被无条件认可和接受吗？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正如巴金晚年所说，“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直在燃烧”，所以这不是一件事放弃一件事做另一件事的问题 那么，巴金是如何把原本针锋相对的“爱国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统一为一，并延续到晚年的呢？本文试图从以上问题梳理巴金民族观的演变，以此审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信仰与现实、理想与环境、个人与时代之间的艰难抉择和沉重心路历程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对解读他们的作品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信仰接受的分裂性
在巴金的叙事中，他最初接受无政府主义信仰是因为家庭环境给他带来了被压抑的感觉，这使他形成了一种本能的叛逆思想 这反过来促使他为自己和社会寻找出路，从而找到了这个理论和信念 那是在1919年左右，他大约十五岁 情感捕捉和内心共鸣是他接受无政府主义的最初心理基础 他最初的兴趣可能不是无政府主义原理，而是更具体的人和事，而且是这本书点燃的内心感受 即使后来，巴金翻译了许多无政府主义的经典作品，但作家的艺术特色似乎使他更关注革命者的命运和精神状态，而不是纯粹的理论
在巴金接受了“信仰”之后，他个人的痛苦和困惑迅速转移并转化为对社会批判的热情和对理想社会建设的动力 “爱人类，爱世界”，“一个人人皆乐的社会”，“为人民争取自由和幸福”，这些“大”字充斥着巴金的文章 这些理想和追求超越了个人利益，寻求全人类的出路和幸福 由此产生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无政府主义，从原则本身来说，就是反抗专制，反抗强权，主张高度的个人自由，从而反对政府、民族、国家等可能带来专制，阻碍个人自由的东西。它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打破这些界限和障碍，实现人类和谐 然而，这种信仰之所以被巴金等人接受，除了他们最初的个人感受之外，恰恰是为了探索民族和国家的出路，解决民族和国家的困境而选择的解决方案之一 巴金骂人越多，矛盾和分裂感越强。 他想超越政府和国家，但他的现实立足点在哪里？他们鼓励“社会革命”，但是在现代社会组织中，“社会”是否可以脱离国家而存在，有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甚至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虽然他们呼吁废除国家与民族的界限，但无政府主义最初是作为解决国家和民族危机的方法在中国传播的，并寻求现代化。因此，在批判民族主义的同时，他们很难真正超越民族主义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巴金等人也面临着这些矛盾，在主义与现实、信仰与行动之间采取了灵活的态度 这是一个理性的人在面对具体的情况、机遇和问题时可以采取的切实可行的策略。并不一定意味着信仰的改变和背叛 这种观点或态度也是我们讨论巴金民族观的背景和前提
二、个人认同与国家认同
一个人的认同是必然的命运。巴金愿不愿意，都是他的背景，现实，立足点 而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活动，不仅摆脱不了这个现实和立足点，而且也注定了他与外界的关系，影响了他观察和感受世界的视野和视角 比如他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民族苦难的时代，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中国人”的身份焦虑和现实压抑 “我是中国人”，这样的身份不仅登记在他的护照上，也铭刻在他真实的感情和内心，也是他无法逃避的情感资源 像巴金这样的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民族主义的文化产物——诗歌、散文、小说、音乐、雕塑”。比如他们小时候，母亲给他读《白象词谱》，读书时背诵《温孤管志》。生活中，他们的父亲带他去看戏曲。这些感情早已渗透到一个人的内心和成长中，不容易被外力剥夺。
这个刺激和增强“爱”的过程，其实就是认同的过程 不可否认，对于巴金来说，曾经有一个身份异化的时期，但即使在这个时期，他的理智和情感也是“分裂”的 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中，民族认同感不断加强，直到他一再宣称并确认“我是中国人”，并默念海涅的名言“祖国永不灭亡”。
在巴金的身份认同过程中，有几个特殊的“瞬间”值得关注 通过他们，巴金的民族身份逐渐清晰
1。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1月？在“二八”事变中，尤其是在后者，巴金亲眼目睹了闸北在上海遭受的屠杀，也经历了刺刀下过关的屈辱。危难时刻给了他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亲身体验
2。1934年11月至1935年8月，巴金在日本逗留期间，民族主义情绪在屈辱中达到顶峰 书刊里全是歌颂伪满洲国，鄙视遗民的文字。1935年4月6日凌晨，巴金在神田区派出所被拘留了14个小时，这一切都增添了巴金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他怀念故国。他甚至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俄语》，以缓解他心中同样的沮丧
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巴金经历了“经历几百次轰炸”的生死考验和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他还看到了同胞被屠杀、城市被摧毁的悲惨场景，这不仅唤起了他作为“中国人”的身份，也履行了他作为中国人的神圣职责。
三、变与变: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看法
“虽然我相信从外国传入的‘阿那其’，但我还是中国人，我的一些血管也是中国人的血。 “当巴金发表这样的声明时，我们发现他从未说过他放弃了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信仰而皈依了什么 他的句式最多是这样的:“虽然我相信...，我还是……” 也就是说，信仰依然存在，没有改变 “但……”的句式说明这是他面对具体问题和具体情况时的自我调整 在巴金民族观的演变过程中，其“恒常性”是巴金的思想仍在无政府主义信仰的轨道上运行，而“变化”只是面对不同时期特定历史情况的局部调整 这种调整似乎是针锋相对或不可调和的，本质上也有内在的联系和逻辑轨迹可寻
首先，一个人如果不是活在真理之中空，他的思想和信仰是不能被冻结的。如果有什么改变，也不能简单的认为是对之前信仰的背叛 人的思想的形成和变化是有轨迹的，不可能飞离天空。因此，我们必须仔细区分这种变化是沿着先前的轨道运行还是完全改变方向 如果是前者，只能说他调整了信仰而不是改变了信仰 【/h/】其次，如果把研究对象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本印刷后无法修改的书，那么我们也应该看到，他除了信仰的世界之外，还有更广阔的生活世界，比如日常生活、与亲友的交流、工作和职业等。 这些构成了人类行为的不同层次，当然它们会相互交织，相互矛盾 巴金与无政府主义信仰的关系也是如此复杂的纠结。特别是抗日战争后，无政府主义者几乎没有机会进行公共活动。1949年后，这个词甚至与“反动”联系在一起，仅凭巴金的声明或停止谈论，无法判断他信仰的变化。
第三，在巴金自称是中国人并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他还在翻译和出版无政府主义者的经典作品，说巴金“抛弃”无政府主义信仰多少有些武断 信仰的自我调整是人生和历史的必然，这在巴金身上也有明显的体现
巴金“民族”身份的变化更典型地体现在他对抗日战争的态度上 只是在这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国家观并没有偏离他的“信仰”轨道。不仅如此，他对抗战的独特见解来自于无政府主义的信念和原则
巴金的思想始终运行在无政府主义的轨道上，而巴金的内心追求始终是无政府主义理想在现实中的实践和实现 但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他不能让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空挂掉，而是从更加务实的角度对无政府主义原则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加实用和开放 巴金等无政府主义者都认同现实国家(没有国家怎么抗日？)，也试图超越民族话语，寻找自己的信仰之路和面临的困难
巴金一直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保持警惕，甚至不屑一顾 他说他从来不担心“西方形式”会划掉“中国内容”，并坦言:“我在中国作家中深受西方作品的影响。我以西方小说的形式写了自己的处女作，以后也会走这条路。 但我作品中的人物大多都是中国人，他们的思想感情也是中国人的思想感情 我看过很多遍我的老作品，我并不觉得我用的形式和我写的不兼容。 我的作品来自中国社会生活，被中国读者接受。它们是中国的东西，也是我自己的东西。 我没有采用我们祖先过去使用的旧形式 正是为了反对旧的社会制度，渴望改善旧的生活，改变旧的形式，我才拿起笔来写...无论来自东方还是西方，它都是属于人类的，任何人都有权利受到它的影响并从中受益 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至少，当全球化还没有消除各种障碍，人类还没有走出狭隘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困境时，重新思考巴金的国家观、人类观及其与他的特殊信仰的关系，可以从一个非常规的角度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作者:上海巴金故居) 《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 张玉南，中国社会科学网/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