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一百多年的发展证明，它曾经辉煌过，也一定会有辉煌的前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戏剧有曹禺。 曹禺的戏剧奠定了中国戏剧的基础，使中国读者和观众真正接受了这部外国戏剧 曹禺戏剧最重要的价值不仅在于戏剧中的冲突，还在于命运、人的命运以及人的命运与宇宙的关系的冲突。 这种冲突本质上反映了曹禺对诗歌的追求，这是最接近外国戏剧起源的地方，最接近中国京剧传统的地方，也是最接近西方戏剧与传统戏剧交汇点的地方
一、戏剧为什么会变成诗？
戏剧为什么会变成诗？这背后隐藏的不仅是两种风格的相似性问题，更是“戏剧是什么”这一原始命题 当我们梳理西方戏剧理论时，我们会发现西方戏剧的发展一直是相互依存的，是从西方诗学和哲学的发展中衍生出来的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其说是一部戏剧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著作，不如说是亚里士多德从哲学角度对古希腊悲剧的深刻思考 此后，狄德罗、歌德、席勒、黑格尔、尼采、萨特等一系列在西方戏剧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理论家，都在哲学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戏剧或悲剧的哪些特点让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去思考？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谈论悲剧的含义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目的是唤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无常命运的恐惧，通过这种“怜悯和恐惧”，情感可以得到净化 这就是他著名的“净化理论” 对无常命运的探索是西方戏剧传统诞生之初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西方哲学诞生之初的一个重要命题！
如果西方戏剧传统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诗学，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戏剧很难成为诗？与五四时期的其他文学形式一样，中国现代戏剧的根本动机是用于中国的启蒙和社会变革，这注定了它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探索宇宙和质疑命运。 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戏剧更多的是关于现实生活，而不是一首诗的色彩 在中国现代剧作家中，曹禺的创作最接近诗歌 诗歌不是曹禺戏剧的造型，也不是他的抒情手法，更不是戏剧场景的氛围，而是贯穿于他整个戏剧创作的根本核心 在编写曹禺《70年评论》的过程中，我看了上千种材料，其中有一种是吴祖光对他的采访者说的:如果不了解曹禺等人对传统京剧的深刻理解，就不了解我们的话剧创作。 这句话对我们了解曹禺戏剧有着重要的启示 五四初期，从胡适到欧阳予倩，他们都提倡问题剧，但曹禺深受传统京剧的影响，对戏剧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曹禺成功地继承和发展了京剧的精髓。他对戏剧冲突的设计，对潜台词的运用，对虚实戏的处理都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源于他对京剧的深刻理解 同时，曹禺对西方戏剧起源的把握使他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现代戏剧的转型 曹禺的戏剧从一开始就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人们的命运 他的四部名剧《雷雨》、《日出》、《北京人》和《远野》，各有风格，难以概括。如果用一件事来控制它们，那就是命运的冲突构成了这些戏剧的核心本质，而对命运的讨论则产生了曹禺戏剧的诗意 所以《雷雨》一出，几乎所有的评论家、读者、编辑、导演都认为是揭露上流社会罪恶的社会问题剧，而曹禺却说他的《雷雨》是一首诗；所以曹禺写《日出》的时候，比《雷雨》更写实，叶圣陶说《日出》其实是一首诗。因此，当大多数人批评曹禺的《园冶》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时，汤涛说:“园冶这个词的含义是多么广阔、深刻和发人深省啊！”从著名评论家到曹禺本人，所有这些说法都指向一个本质，即曹禺的戏剧是诗意的，而不仅仅是戏剧性的
第二，《雷雨》是一首诗”
之所以《雷雨》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获得如此大的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曹写“戏”，他特别善于构建激烈而引人入胜的戏剧冲突。 但有趣的是，从外界的诸多评论来看，《雷雨》的重伤来自于这些意外和巧合引发的冲突 包括曹禺本人，《雷雨》的不足之处就是太像戏了 今天再来讲这个现象，就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曹禺为什么要用那么多巧合和意外？
曹禺的戏剧不是表演，也不是发声，而是在一种不可描述的东西的推动下不断进化 如果不能理解其背后的含义，只看到情节中的“戏”，必然会对这部作品的理解产生偏差 很多剧团看过《雷雨》里的戏剧冲突，觉得这部剧很好看，确实如此。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雷雨》已经成为戏剧表演的保留剧目，并不断地被搬上舞台 从剧情来看，如果不是三十年前抛弃，也不会进入周家，也不会和关系不好；石萍和陆桂生的女儿思凤，时隔30年，恰好在周家帮忙，也爱上了同父异母的哥哥，又恰好爱上了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这时，因为看望女儿，碰巧来到周家，却被接走了 这种意外的相遇和认同引发了一系列悲剧 这些冲突一个个联系在一起，巧合让人觉得太像戏了！曹禺为什么要这样设定？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曹禺的写作不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剧，也不是探索社会问题的“问题剧”，而是一首又长又长的诗！刻意使用大量的巧合，是为了让这部剧拉开与社会问题剧的距离。这些巧合不是现实社会造成的，而是被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牵着鼻子走，不清不楚
第三，《日出》“其实是一首诗”
曹禺在《日出？之所以写《日出》，是因为《雷雨》太像戏了，所以有一部更贴近现实的《日出》 的确，当《日出》问世时，大多数人认为从《雷雨》到《日出》，曹禺从家庭走向社会，从表达抽象的命运走向分析具体的命运。 然而，汤涛曾对此表示极大的怀疑:“我不明白:《雷雨》只是一个家庭，只是周朴园和他身边的几个人，而不是同时在衰落的腐朽社会的反映吗？”其实在《日出》出版不久，叶圣陶更直接的说，日出是“一部剧，其实是一首诗。” 看似更现实的《日出》其实比《雷雨》更有诗意，因为整部《日出》讲的是陈白露的命运悲剧，而不是社会悲剧 长期以来，我们对日出还有很多误解
首先，在于对盛达角色的误解 很多解读认为，方作为学生时代的恋人，是生命中最后一抹亮色，甚至是将从这个黑暗世界中拯救出来的最后希望 但是，笔者认为，方并不是来救，而是他的出现加速了的死亡 曹禺为什么安排方盛达住在陈白露？从叙事层面来看，方承担着承上启下的功能。他的出现拉开了时间的距离，从现在到过去，从交际花陈白露到纯竹叙事 在这现实与过去的跌宕起伏中，诗歌呈现出来 从人物本身来看，方不是一个现实的角色，而是一个诗意的角色
另一个误解是关于日出的第三幕 《日出》出版后，朱光潜批评了第三幕，欧阳予倩在编排《日出》时也去掉了第三幕 从曹禺自己的说法来看，第三幕对整个剧本来说并不是一种“解离”，而是恰恰是曹禺设计的，最能体现曹禺写话剧《日出》的意图 在这一幕中，曹禺没有继续写第二幕陈白露的故事，剧的背景布局也不再是陈白露的酒店房间。相反，他把笔触转向妓院和小巷，写了一个关于崔西和一些小事的悲惨故事。 曹禺打破了戏剧的发展逻辑，这是出于诗意的考虑
从《雷雨》到《日出》，曹禺似乎把笔触从家庭延伸到社会，从揭露一个家庭的丑恶延伸到揭露一个社会的罪恶，但实际上，无论是《雷雨》还是《日出》，曹禺仍然受到神秘宇宙和周朴园、周冲、樊沂命运不确定的影响。 这种命运观，在《园冶》和《秋胡》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第四，《园冶》的关键是“浩瀚无垠”[h/]如果说曹禺从《雷雨》到《日出》再到《园冶》，那么曹禺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农村 这种不熟悉感使得《远野》不仅在观众中反响平平，还受到当时许多评论家的批评 但汤涛说:“名词‘远野’的意思是多么宽广，多么遥远，多么厚实，令人深思！”在这里，汤涛并没有直接说《园冶》是一首诗，而是不断地把《园冶》引向一种遥远而广阔的意境。事实上，他已经充分强调了《园冶》的诗意
的确，从现实创作标准来看，《园冶》似乎失败了，因为他描写的农村不像农村，农民也不像农民，观众自然会有“隔膜”感 但是不喜欢！因为《园冶》不是农村和农民的故事，用曹禺的话说，就是“一首诉说人与人之间爱恨情仇的诗，一首抒发一个青年作家情怀的诗。”
元夜的结构和情节与一般的乡村题材创作有很大的不同 《园冶》的情节看似是曹禺剧作中最不明朗的一个，但这种暧昧其实来源于我们对《园冶》核心情节的误解 一般认为对虎复仇是元爷的核心情节，但元爷是复仇剧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曹禺在对虎复仇之后，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忏悔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理念。复仇对象王的离世，使“以恶制恶”的情节变得不可能，却意外地赋予了这个故事另一种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才是袁野真正想要传达的。在这种复杂性下，《园冶》从一部“善恶有报”的社会悲剧演变为一部“我说不出真相”的命运悲剧 作者对秋胡命运的揭示，自觉或不自觉地超越了对特定阶级的典型描述，走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主题，即整个人与命运的对应关系
元爷对敌虎的恐惧和表白，与其说是属于敌虎，不如说是属于曹禺本人 从《雷雨》到《日出》到《远野》，曹禺执着地渴望探索命运的奥秘，表现了人们在超自然神秘力量面前把握命运的欲望及其惨败 如果说前者在1937年写《园冶》时被年轻诗人“爱”了，那么后者就是“恨”了，无奈了！那么，《园冶》对我们来说不就是一首诗吗？这首诗远远超出了情节，以至于今天我们仍在不断地联想和思考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2期 张玉南，中国社会科学网/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