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历史转向”的声音中，文学研究追求回归历史场景，确实呈现出丰富的历史原生态景观，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然而，与此同时，文学也显示出成为史学婢女的迹象，但很少有研究者从理论层面或从“元叙事”的角度理清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关系 文学研究本身的合法性、文学性的本体、文学文本的地位以及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也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空
大多数欣赏“历史化”的文学研究者都承认“文学作品以历史为对象，历史是作品存在的条件”，但我们习惯于处理的所谓历史，往往就在文学文本之外，通常从外部引入一种附于作品的历史解释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其实是彼此的镜像。文学，可以走在路上，自然会反映历史的镜像，但镜像本身显然不是历史的起源，而是历史的形式化、深化甚至审美化 历史上主体进入文坛的过程也是一个在文本中塑造的过程，主体在文本中出现和形成 虽然历史中的主体和文本中的主体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上具有同构关系，但文学文本在积累历史表象的过程中显然生成了自己的逻辑，即审美维度和形式维度的介入 形式的维度使思想成型，审美的维度使主体获得感性 而这种感性恰恰是在岁月的尘埃中慢慢被割除空的理性的官方历史
文学文本中的主体与历史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历史是主体生成的最后也是最基本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历史难以实现自身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凝结在文本中的主体上，积累在作家创造的文学形式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形式构成了某种历史的标志
近年来，许多学者提出了“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观点，这进一步表明优秀的文学文本也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史整体性和过程性。 从社会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也为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以及文学性的地位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界面 【/h/】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所秉持的纯文学理念和审美意识形态，导致了对“文学性”认识的固化，进而导致了“历史转向”和使文学研究重新历史化、语境化的努力。“社会史视野”也应纳入这一思潮 另一方面，“社会史视野”的理念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化并不相同，因为“从社会史视角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向“历史化”致敬的同时，仍然关注文学性本身的问题，无论相关研究者是主观的还是理论自觉的。 因此，这种“社会史视野”不仅重新审视了中国革命、社会现实、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历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且客观上释放了文学性本身的潜能，给文学研究带来了久违的活力 这些话题的激活和文学性的内在潜能也构成了“社会史视野”有效性的根源 这种内在的生命力可以从2015年第6期《文学评论》上发表的四篇关于“从社会史角度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书面发言中看出 然而，四次书面会谈所触及的问题视域仍值得学术界进一步的认同、思考和拓展 【/h/】虽然四篇书面语的主题不同，思路不同，但作者一般都有相同的研究理念，即把社会史观察视角引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革命叙事图景的研究中，进而从整体上重新探索和把握广阔的社会历史图景和现当代作品中的诸多重大问题。 四位研究者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这种所谓的“社会史视野”并不在于文学之外。其研究的基本方向是试图从文学作品中重新发现社会总体性，进而审视文学本身，将中国社会变迁、革命历史、政治实践、学科历程和情感结构带回文学研究，从而构建“文学”、“历史”和“社会”的三维坐标 这使得“社会史视野”不能仅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转向来理解，尤其是将“文学性”作为结构张力的重要变量，有助于恢复文学与现实对话的活力 如果文学研究的历史趋势客观上加剧了“文学性”的尴尬，进而使文学研究乃至文学本身的合法性受到质疑，那么“社会史视野”可能正在探索一条重新获得文学研究的新路
在我看来，“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些相关论述，在以下几个论题中已经逐渐成型，值得学术界深入总结和进一步探索
首先，重建叙事的完整性 社会史视野的一个有价值的初衷是追求文学研究，以重建历史与现实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不是简单的社会史资料整合的结果，也不是自发产生的。它是通过作家和研究者的本质直觉梳理历史脉络，在文学作品中重新发现的更“真实”的画面。 一方面，它证明了历史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它也呼吁在把握文学史时要有宏观的整体感 在这里，历史的完整性与文学史叙事的完整性是同构的 只有重构历史叙事的整体性，才能超越近年来历史叙事的琐碎化倾向
第二，突破文学与政治僵化的二元结构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课上，我第一次了解到所谓的“刘清难题” 我记得洪子诚先生在刘清的《创业史》中略带犹豫地描述了历史困境:当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历史和方针政策被后来的历史所纠正时，我们如何评价《创业史》这样的反过来又与历史捆绑在一起的文学作品？这个难题包含了文学、历史和政治关系中的一些难题，一直困扰着我
阅读萨智山的书面讲话至少让我对刘清的困境有所理解和同情 萨·山治指出，对于刘清这一代作家来说，“政策、生活和文学之间的差异和距离并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大，它们融合和相遇的地方远远大于它们的差异。” 他们致力于土地改革、合作社运动等伟大的社会变革实践，以动态的方式理解生活。所以，政治和政策不是一个存在于生活之外的存在，而是一个包含变化的生活，或者说政治溶解在他们的生活和心里。" 这场讨论的启示在于:从某种意义上说，刘清所经历的政治生活是历史真实，是作家的心理真实，是他们试图再现的文学真实 因此，不可能对《创业史》等作品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批判 而衡量一个作家，也可能包括他在相信生活是真实的，甚至历史是真实的时候，是否能看到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甚至个人生活的差距。当然，这种差距不是梁生宝能够弥合的，甚至是无法识别的，但作家本人或多或少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这是那些源于生活，超越生活的优秀作品应该具备的洞察力。至少，他们应该不自觉地反映出规范政治生活的主流意识形态背后的一些历史褶皱。这就是文学文本中可能包含的历史无意识、政治无意识或社会无意识 【/h/】三、注意情感结构和体验画面 “情感结构”是四大书面语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理论范畴，这也意味着社会史视角对文学文本中的情感政治表现出特殊的关注 与固化在社会历史材料中的历史细节不同，文学通过其情感容量、作家主体性的介入和人物生活精神世界的动态还原，展示了人类丰富的情感结构和体验
如果说历史叙事通常表现出一种历史理性和历史叙述者寻求真理的权威意识，那么文学叙事则更致力于人类内心的感性、心理和审美世界 历史叙事通常在揭示历史真相的本体论基础上具有不容置疑的优越性，而文学叙事不仅弥补了理性正史的不足，而且呈现出历史叙事无法做到的感性和经验主义图景。 问题是为什么要从社会史的角度去关注和再现所谓的情感结构。这是因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政治变革如果不深入到人们的情感、心理、头脑、意识甚至潜意识层面，就很难说是成熟的，更谈不上成功的
第四，对“现实”的再认识 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核心要求是有效地解释现实，甚至干预现实 正如程凯在他的书面讲话中所说:“我们应该如何把握不断挑战革命的‘现实’和革命介入的‘现实’？在此基础上，必须随现实摇摆的“政治”不是空洞 .....因此，要在“现实”中把握革命，需要进入不依赖于对革命的现实描述的现实状态和结构，进而理解革命的现实作用及其与现实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把革命还原到现实的结构和语境中。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现实的结构和语境”本身是如何获得的？任何时代的现实都可以说是多维的、多元的、同步的 无论是过去的中国革命史，还是研究者有意介入的当下现实，“现实”都变得越来越多维，有的永远无法相见 对某些人来说，现实的某些维度是无形的，越来越不可触及。不同阶级、不同情况、不同历史阶段的人面对的现实可能不同，没有共性 即使作家声称自己抓住了现实，也很可能是“现实”深深陷入了自我认知的局限
也许基于对“现实”复杂性的理解，“社会史视野”对文学性有着更高的期待 真正优秀的作品，是有能力穿透现实，然后在现实的不同维度中穿越的，是能揭示整体现实，尤其是表象背后的真相，进而到达现实背后的深层逻辑的艺术综合力 “文学性”的内在直觉可能保证这种穿透力
第五，重新激发文学的生命力和“文学性”的范畴 社会史视野重新激活文学与政治、历史与社会的关系，真正将“文学性”还原到一个历史范畴，从而以一种张力的形式理解文学性，拓展文学研究的阐释空，释放文学性的生命力 这不仅是因为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文学作品、作家主体和文学活动，还因为文学性是在一个完整的动态结构中进行考察的，文学性的“结构-功能性”得到了重新探索。拯救90年代后被污名化的审美意识形态，重建一种“审美文学性研究”是可能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史的视野可能更注重文学性和文学形式的潜在性，更注重文学所包含的简单社会史素材所不能呈现的内涵 如文学中的主体性、抒情性、社会无意识和政治审美化 社会史视野中固有的“社会”范畴也在文学视野中获得了新的理解空
(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 文献综述，2020年第5期 张玉南，中国社会科学网/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