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中，“70后”与其他几代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出生和成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转型发展时期，目睹了中国在全球化体系中的地位和格局的变化，这决定了他们的写作是从一个转型开放的广阔领域开始的 这一背景也为“70后”女性作家带来了不同于以往女性写作的性别意识和写作风格 它们考虑到三个地理区域(农村、县、镇和城市)空。他们不再局限于女性的叙事视角，不再执着于探索身体与欲望的“小世界”。反而更注重通过女性的漂泊、成长、命运来展现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变化，对现代大都市提供的多维生活方式和丰富的精神资源更加敏感，给她们的写作带来了新的审美氛围。 在这一代女作家中，都市/乡村、传统/现代、乡土/世界、自我/他者、女性写作/男性视角、日常经验/玄学有机融合，不断生成复杂而丰富的写作场域，并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着复杂的关系。
一、乡村书写的实现与公共话题的表达
对于中国人来说，“村”就是集体化所共有的“骨肉”“同株”的“故乡”。对此，“70后”女作家进行了各种还原、认同和书写 他们的乡村故事经历了从浪漫到现实、从怀旧到非虚构、从诗学到社会学的实现过程，符合或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的巨大变化 这些变化不仅是由现代性进程中资本力量的强大驱动力引起的，也是由这片土地上的“人”在心理、道德、精神和观念上的变化引起的
鲁珉以前现代文明丰富、华丽、怀旧的风格构建了“东巴”形象 这个南部村庄有潮湿的水和土壤，绿色的水稻和小麦，丰富的水果和啁啾的鸟 东巴的人情也有南方的温暖 在她的作品中，“东巴”是“日月多情，人情淳朴之地”，“中国传统文人田园梦最闲适忧郁的部分”，是“纸上乌托邦” 在“东巴”系列中，中国本土的美丽风景就像一种古老而诚实的伦理救济 这种诗意的回忆在傅秀英的《芳村系列》中也有所体现 她恢复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借助钩、捞、描、独白等仪式，她重塑了不可逆转的通道，深深触动了滋养自己的精神 从2008年的《爱无处不在》到2016年的《陌生》，她用古典诗词的山水小品真诚地践行着对家乡的深深怀念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70后”女性作家出生和成长的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不再是桃花源和乌托邦，而是承载着中国现代性发展后果的现实存在 当“70后”女性作家面对资本和经济发展强烈改变的农村现实时，她们的叙事态度从浪漫的怀旧转向严肃的现实主义，用深思熟虑的笔触取代天真无邪的诗意写作，用强烈有力的语言描绘满目疮痍的故乡 鲁珉的《白衣服》讲述了陈东升回到东巴当赤脚医生，却陷入了无法忍受的权力漩涡 《颠倒的时间》描写温室带来的喜怒哀乐，违背了古代的节气 在自然种植/温室栽培、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天人合一/天人分离的对比下，鲁珉唤醒了被遗忘已久的充满自然气息的乡土中国，在自然的怀抱中孕育了成熟的农业文明，使人们对逝去的乡土过去充满了眷恋和不甘。 “70后”女性作家的乡村书写突破或消除了“女性气质”，将性别书写拓展为现代性语境下中国本土的广泛表达 农业的发展、村庄的生态恶化、农民的流动和迁移、家庭的结构变化、土地交易、吸引投资、拆迁、污染、留守、婚姻、谋杀和工作都是公共性质的话题 在乡村叙事中，“70后”女性作家表现出作为作家、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深厚情感
二、县城写作的边界与叙事的跨学科价值
近年来，“小城”作为一个在理论和批评实践中比较成熟的词，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对于“70后”来说，“小城镇”是他们写作的“常态和基本形式” 县乡作为“城市”和“乡镇”之间的一块飞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贫富和精英——底层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时与氏族礼仪所维系的乡村保持着距离。第三世界经济不发达的症状与市场化的规律相碰撞，混杂着金钱、权力、时尚、欲望等“萌芽”的微型现代存在。
正如魏伟所说:“我在县城长大。县城是中国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它介于大城市和农村之间，是两者的交汇点和过渡色 有点没城没乡的城市。这是一个扩大的村庄和一个微型城市 他们从时间的硬核中剥离出具有文学可能性的素材，带着模糊而漫无边际的记忆回到遥远的背景，以敏锐、才华、灵性和技巧再现了八九十年代中国县城这一代女性的少女时代，缝合了时代变迁与个人成长的界面。 因为他们的童年是在后革命时期破碎、无序、无人照管的自由和欢乐中度过的，他们的童年记忆脱离了传统的宏大结构和复杂的叙事层，只有情感的涟漪、情感和小片段
在“70后”女作家的写作中，再现了八九十年代不断受到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冲击的县城场景。它琐碎、凌乱、平庸而真实，其中发生的女性命运、日常生活和社会变迁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许多小规模边界和过渡尝试 可以说，“70后”女作家通过在县城写作，展示的不仅仅是文学和性别命题，还有历史、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心理学、地理学等跨学科的价值
三、城市写作的多维度、形而上的叙事
大部分“70后”作家在城市学习工作，他们的性格、心智、情感、观念很大一部分是由多元化的城市文化塑造的。 作为“放松和释放严格的城乡等级关系的领域”，城市与女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因为在城市，女性摆脱了农村靠体力建立家庭地位的观念和主流历史残余的存在定义，具有“社会成年人”的特征，从而改变了家庭/社会、消费价值/创造价值、家务劳动/交换劳动等对立的男女关系。，进入平等状态。 除此之外，/k0/]城市生活中微妙而复杂的变化，鲜艳多彩的色彩，千变万化的质感，无限的可能性，也更符合女性敏感、敏感、精致、多变的特点 棉棉的《糖》和卫慧的《上海宝贝》通过身体快感的消费景观展示了城市的物化和异化 魏巍的《明墓凉风》、《化妆》、金人顺的《金丝雀》、的《水边》、朱的的《高跟鞋》、《百合月经的小南方》见证了中国经济在女性与城市生活的密切共生关系中发展 这种空模式和审美特征使得“70后”女性作家的都市写作不同于80年代女性文学中的都市想象
70后女性作家的都市书写与中国城市的发展是同构的。城市生活的多样性、生动的城市体验和城市间的意象空都在他们手中展现，他们的城市书写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以往的书写 乔叶的《乱动》描述了当代人与手机之间密不可分的“病态”关系，纪文君的《花城》以古代佛经为比喻描述了新媒体从业者的成长，崔漫莉的《熊猫》通过小切口链接了城市的巨大变化，任晓雯的《肾脏替代》通过疾病引发的风暴描述了家庭关系的残酷，金人顺的《纪念我的朋友》讲述了一段话。 滕小兰的《美丽的日子》和《群星下跳舞的女人》空分别以“在地下”和“轻盈而放松”的气质描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状态 前者是女主人公用漫长而灵活的心灵为自己赢得城市生活的机会，而后者是女主人公饱受疾病折磨却自由自在地生活的诗意生活
从身心，从外到内，“70后”女性作家在探索自我的同时，也在探讨一个更具有永恒和终极意义的命题:作为生活在世界中的个体，我们如何确认“自我”的存在？如果我们知道生命将一无所有，那么“我”的边界和范畴在哪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当他们将身份认知的困难和身体放松的恐惧与衰落同时融入到对生活的思考中时，形而上的浩瀚和深刻使他们区别于以往的性别书写
四.结论
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70后”女作家的创作风格，使她们从纯粹的“女性”视野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一种中立而广泛的宽容。他们的写作可以看作是一种“先验”的写作 他们的“超越”体现在很多方面和层面:从女性到男性，从个人到群体，从自我到社会，从单一到多维
安静内向的生活给他们的写作带来了明显的特点 他们善于琢磨人物、细节、对象，从中获得审美快感。他们能够准确而生动地把握女性角色的情感和情感变化，从而将个人经验与公众经验嵌入和融合
从叙事视角来看，“70后”女作家不再拘泥于女性视角，多通过第三人称甚至男性视角进行叙事。朱的《戴小姐与蓝》是贯穿始终的男性第一视角，在空之间的交叉闪回中书写了一种上海与日本的情感关系 韦唯的《转折的夏天》以第一人称写了一段姐弟恋，在中年男人的回忆里有激情的波澜 男性视角在戴来身上尤为明显。《给我卫生纸》《顺便吃顿饭》《要么进来要么出去》表现的是中年男人陷入婚姻家庭生活的绝望，却不敢也不能让绝望发生，写的是生活的荒凉、麻木、无聊
从审美风格来看，“70后”女作家拒绝沉溺于女性的窃窃私语，更倾向于“去女性化”和简单轻盈 朱、黄对的“雌雄同体”观念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这是最好的写作风格 戴笠称他的作品为“站在生活之外的中立者” 有研究者指出，如果把作家分为男性和女性两大阵营，戴来应该处于两大阵营的中间:“细腻敏感，理性温和，使她的作品恰到好处的中性。” “中性”或“中性”是“超越”概念的美学回声
70后女性作家的城乡书写与社会范畴的深化有关，凸显了性别书写的新肌理和新特征:少了“女性”而多了“中性”，少了主观而多了客观，少了私密而多了日常 她们的写作将社会、历史、文化、经济、城市化、现代性等问题广泛地联系在一起，使得性别写作获得了新的学术增长点，也为中国女性文学史的建设续写了新的篇章
(作者: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2期 张玉南，中国社会科学网/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