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创新性应该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脉络上进行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能够获得创新与发展，来源于其注重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语境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答文艺的发展问题。习近平文艺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大的创新性发展在于，其是从全球化视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与现实出发，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度，揭示了文艺与国家民族的发展、文艺与中国精神的塑造、文艺与市场以及文艺与人民之间的重要关联；在社会与文化生态的多元分化状况下重新确立了主流的文化价值内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强调了文艺创作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本位立场，引导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走向重铸中华民族魂的大方向。
关键词:习近平文学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精神/文学市场/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关系研究”(批准号：12AZW001)；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委托课题“习近平文艺思想研究”。
作者简介:蒋树卓，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石，暨南大学文学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①从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到2016年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发言，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形成也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紧密阐述的。他多次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的繁荣，要高度重视和发挥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习近平的文艺思想立足于历史和现实，从时代的发展变化出发，通过强调文艺的社会价值和精神引领价值，重新确立了文艺的主流价值内涵，并从文艺的功能、价值、标准、组织和管理等方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从理论渊源看，习近平文艺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继承和发扬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实践结合而产生的理论形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强烈的文化批判性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视文艺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教化功能。20世纪初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有着相当复杂曲折的历史进程，甚至受极左思潮影响一度走向极端政治化、口号化、教条化的错误发展方向。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文艺思想的正确引领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新理清了文艺和政治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了正确的文艺发展路线并重新走上正轨。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发展成熟，为更具有时代性、系统性、主体性和开放性特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整体来看，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度，揭示文艺与民族的密切关系
习近平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②可以看出，习近平是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度来确立文艺的时代功能以及文艺工作者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
历史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并不是习近平首先提出的，而是中国人民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一直渴望实现的共同理想。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涉及中华民族的复兴。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中，文艺成为革命机器的一部分，而革命机器归根结底承担着团结人民抗日，进而实现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这必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逐渐成为时代的命题。1979年，邓小平强调文艺要通过描绘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来推动群众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③2001年，江泽民在中国作家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需要先进的精神文明。实现这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是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由之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肩负着重大责任。”(4)第一次把文艺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结合起来。2006年，胡锦涛在中国作家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时代和人民期待着一大批优秀文艺工作者的出现，期待着一大批杰作的出现。”⑤这次讲话进一步强调，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前提。现阶段，文艺要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两个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使命和责任，这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共识，但两者之间更具体的逻辑关系尚未详细阐明。
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开篇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⑥习近平不仅强调了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兴盛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前提，而且这种强调是建立在新的时代形势和时代课题的基础上的。一方面，习近平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的角度看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重新确立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多元共存关系。为此，他特别提到了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写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意识形态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并且一直如此。⑦事实上，雅斯贝尔斯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有着深刻的历史和当代语境。他从新的历史角度，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古老的东方文明放在与西方文明同等的地位上，因为当时欧洲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精神文化危机中。雅斯贝尔斯试图抛弃欧洲中心主义的狭隘思想，通过追溯人类文明的共同起源来重新审视欧洲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人类历史的轴心期基本上“产生了人类精神的整个历史从此所依赖的创造性成果”，“直到今天，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来生活”。8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都离不开轴心时期思想所提供的精神动力，所以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都有其独特性。虽然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与卡尔·雅斯贝尔斯所处的西方历史语境不同，但习近平对“轴心时代”的提及，对于我们从多元的、世界性的视角审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时代意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是排他性的，也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一种多元的对话。
另一方面，习近平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把艺术理想融入到中华民族复兴这一伟大的奋斗事业中，通过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在于其“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以德服人”、“以文化人”的传统。习近平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⑨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对外可以增强感召力，对内则可以增加凝聚力。习近平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力前进”；“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伟大实践必将给文化创新创造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⑩习近平的这三段论述构成了“国家社会实践—文化创新创造—文学艺术创造”的逻辑演进，因此，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其次，它揭示了文学艺术在塑造中华民族灵魂和中华精神方面的作用
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另一重要创新在于其清晰地讲明了社会主义文艺与中国精神之间的逻辑关系。习近平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12)，因此，社会主义文艺归根结底就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艺。再进一步看，习近平又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13)，因此，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调，回归了中国传统文化“文学扛道”的传统，“文学扛道”与“文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了一种同构关系。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道”既有联系又有根本区别。“文在道”中的“道”字是建立在儒家文化体系中的一种人文伦理。习近平文艺思想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不仅需要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培育，更需要党和人民的伟大。？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孕育于。在各种文化传统的培育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外延得以丰富和发展，最终通过文艺创作成为真正的“中国精神”。
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如此重要？为何习近平要多次强调文艺创作必须要展现中国精神？这些问题都是建立在新的社会现实基础上谈的。
习近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调是基于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变化和变革所导致的社会分化的现实。正如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也迅速提高。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一个思维活跃、思想大碰撞、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有些人缺乏价值观，观念上没有善恶，行为上没有底线，敢做任何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敢做任何缺德的事，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对错，不知美丑，不分香与臭，对奢侈品一无所知。现在社会上各种问题的根源都在这里。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14)这段话明确指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快速变化和转型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不仅导致了以前一体化的民族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解体，也导致了现实社会中极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道德混乱和无根文化的出现。因此，如何在外来文化和现代化转型的强烈冲击下重建稳定而普遍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规范，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普遍价值的重建必定要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实践过程。2006年3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2011年10月，中共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15)。2012年，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十二个词，总体概括为“三个倡导”，即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提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更进一步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16)习近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了文艺对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因此，习近平不仅强调“要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培养和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17)，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具体的文艺创作实践来呈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形式上看，文艺工作者不仅要意识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而且要“在文艺创作中生动形象地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生动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18)，即文艺创作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感性的艺术形式；从具体功能来看，文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一方面是在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价值观的过程中，逐步重建社会的普遍道德基础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它以中国精神呈现文学艺术作品，这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
作者简介
姓名:蒋淑卓李石工作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职称:教授
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众文学与主流价值观关系研究”(批准号:12A ZW 001)；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委托《习近平文艺思想研究》。
三、从艺术生产的特殊性揭示了艺术与市场的正确关系 改革开放后，社会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使中国工业化势头迅速提升。在艺术领域，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极大地改变了国内的艺术体制和艺术观念，也为中国文艺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可能性。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脉络看，对于艺术与市场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更多只是区分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则以一种社会文化批评的视角对批量化生产的文化工业进行批判；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基本是以1930年以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为重要基础，邓小平主要完成的是解除政治对文艺的强制性干预，给文艺提供更多的创作自由；到此为止，文艺市场化基本还没有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与问题。也正因此，习近平对艺术与市场之关系的论述，才具有了重要的理论创新空间。 习近平在2014年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不能迷失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文艺创作中存在着量少质多、“高原”少“高峰”、抄袭、模仿、雷同、机械化生产、快餐消费等现象。有的作品中，有的嘲讽清高，歪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英雄；有的是非不分，不分善恶，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追求新奇，一味媚俗，把自己的作品当成追求利益的“摇钱树”，当成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是乱涂乱画，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出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只写自己的喜怒哀乐，一杯水，脱离大众和现实。”(19) 可以看出，习近平对文艺市场化存在的弊端的批判是深刻的。市场化确实给文艺的发展带来很多问题，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艺术家和批评家对“市场”、“消费主义”充满了敌视情绪。但事实证明，对文艺市场化的盲目排斥是失之偏颇的。事实上，通过文化产业化、市场化运作，艺术的生产不仅可以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还可以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也因此，习近平并没有将艺术与市场对立起来看待，正如他指出的，在国际上，市场竞争反而提升了我国电影的质量和水平。习近平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来看待艺术与市场的关系。文艺市场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当代社会的艺术生产、传播和消费离不开市场运作，而作为商品的艺术必须要建立自身的品牌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但习近平又准确地揭示了艺术市场化所带来的过度功利化的弊端。“一些人觉得，为一部作品反复打磨，不能及时兑换成实用价值，或者说不能及时兑换成人民币，不值得，也不划算。这样的态度，不仅会误导创作，而且会使低俗作品大行其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人类文艺发展史表明，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不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20)正因此，习近平强调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21)更进一步讲，当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者产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 习近平对艺术市场化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对二者关系的理解是深刻而辩证的。对于艺术市场化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指出市场化不仅带来了审美接受的民主化、审美趣味的分化，也带来了审美价值的困惑。首先，市场的商业化运作容易导致艺术生产的庸俗化和功利化，艺术会因为市场需求而产生大量满足人们低级趣味的劣质作品；其次，在艺术市场化的趋势下，目前最突出的文化景观是大众文化，尤其是综艺节目的火爆现象。市场化中的文化生产总是需要以好看好玩的方式出现，才能获得大众的关注，而思想性、严肃性的文艺作品往往因为票房收入难以获得市场投入的支持；再次，在市场化的喧嚣中，文艺应该承载的社会价值、启蒙价值、审美价值往往容易被遮蔽。(22)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领域，80、9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文学自治”思潮，不仅试图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包含着对市场化的不满和排斥；在西方形式主义美学的影响下，追求文学的创作规律和审美属性，用“形式”、“语言”、“审美”来表现文学的主体性，是当代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趋势和趋向，但最终导致离人民越来越远，从而削弱了文艺的政治主导作用。 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价值指向就在于重新确立了艺术与市场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承认艺术的市场价值的基础上，更多强调艺术的社会价值，要求文艺创作必须把追求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审美价值等作为重要目标。从现实文化生态看，这种倡导和强调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果。在网络文学领域，追求文学创作的正能量、社会效益和精品化，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潮流。更为明显的是出现了像《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获得市场大众认可的文化类综艺节目。这些文化类综艺节目既包含丰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同样具有激人奋进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文化类节目在市场和口碑上的好评，也有力地证明了习近平文艺思想中艺术市场理论的正确性、科学性。当代文艺生产应更加重视艺术创作的社会效果，坚持自身的艺术理想和艺术个性，并注重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之间的平衡，创造出真正经得起历史、人民和时代检验的精品。 作者简介 姓名:姜树卓李石工作单位:暨南大学文学学院职称:教授
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众文学与主流价值观关系研究”(批准号:12A ZW 001)；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委托《习近平文艺思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