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文论从以“引进”为主转向了自主创新的阶段，对西方文论的研究从翻译引进走向了批判性反思，中国文论走出去被重新讨论，我们力图构建具有中国形态与中国元素的文论话语体系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条件，在这样的时代及其理论语境下，我们重提中国文论“走出去”意义重大。
一、理论先行与当前文论的危机
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中国文论走出去这一时代命题，这与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文论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部分当代西方文论由于理论先行，对文本失去了阐释的有效性，导致了西方文论的危机。20世纪后半叶的各类西方理论流派在80年代逐渐被国内系统地翻译、引进后，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如同各种武侠派别轮番登场，各显身手，试图攻破“文本”的堡垒。但在理论传播和应用的过程中，话语强制、僵化套用和脱离历史语境等缺陷严重损害了西方当代文论解释文本的有效性。于是，文学理论被理论所吞噬，文学实践与批评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转而匍匐于理论的宏观框架下。
文学理论的危机源自其研究对象——文学自身的危机。20世纪初，希利斯·米勒以“文学终结论”的观点，表达了媒介信息时代下文学边缘化的危机意识，引发了学界长期的争议。当下大热的AI创作更是直接向文学创作主体发出挑战。电影、电视改编与VR体验等带来的图像和多维感官体验逐渐代替文字阅读，快销的流行文化更加贴合大众口味。科学技术、电子媒介、流行文化等新兴元素无不冲击着传统文学。
可见，当前的文论不能有效解释文学是构成文论危机的重要因素，研究与对象的不同步、能否及时回应当下文学的新状态，也是目前文论面临的最大挑战。纵观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其研究重心经历了从作者到文本的转向，这种专注于文学形式的理论研究使得文本摆脱了传记式的作者生平叙述的枷锁，开启文学自律性的新生。但除形式主义之外的理论流派却或多或少陷入理论先行的孤岛，即理论在形而上的高空自我运作，脱离了文学实际与文学文本，未能肩负起为文学发声的责任。
文学理论并不针对自身的研究对象，无法有效解释文学现象，文论成为哲学的征用场地。这是有西方文论传统的渊源的，西方美学理论最初以“感性学”的形态产生，长期作为哲学思想的分支，经典的美学理论往往是站在不同的哲学世界观的根本立场上，分别衍生出对美和艺术的不同看法。西方哲学具有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传统，自柏拉图的原型理论开始，都普遍追问现象界之外的理念世界，试图确立可以统领全局的框架与中心。从这个角度来看，文论的抽象化过程实则是从形态各异的文学现象中提炼出普遍性的结论，它在根本上是指向一般性的，因此，对思辨理性的追求使得文论不得不做出牺牲文学特殊性的选择。
由于当代中国文论是在翻译和引进西方文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代西方文论的话语霸权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当代中国文论的建构，由此，当代中国文论也存在着“理论先行”的困境，这种困境有着历史的根源和学理上的必然。先锋文学时期，创作者试图学习西方的文学形式，以解构十七年文学以来的写作传统。当西方的思潮和理论引入国内后，不仅引起了理论研究者的热情，创作者也受到影响开始主动学习例如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等理论，并有意识地将之运用于文学创作中。研究者同样试图以理论解读文本创作，于是，理论化倾向日益明显。80年代后学界的氛围和风气也强化了学术研究建立理论框架的优先性，在理论框架指引下的文学研究陷入哲学的窠臼，中国当代文论的困境因此引发。
二、回归文本与重建本文诗学
强制阐释揭示出文论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无论是当代西方文论抑或当代中国文论，强制阐释现象比比皆是，文论成为哲学征用的场地，而非直面其对象——文学自身。这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理论与文学现象相分离的状况：前者以宏大架构的言说方式对文学整体作出普遍性定义，后者往往零散分布，具有特殊性，二者的割裂意味着文论的不适洽性，理论不再解释文本，也无法指导作家创作。有鉴于此，建立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本文诗学”，试图将分裂的二者进行沟通与重组，回归文学实际，回到文学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当下文论的强制阐释局面。
本文诗学并不是一个原创性的提法，而是诗学的原初形态。原初的诗学具体表现在文学创作活动中，是创作者生命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自由表达，这种诗学思想融入具体的感性文学作品之中，是文学作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构成了文学作品的灵魂。由于创作者将自己的诗学意图贯穿于自己的文学作品之中，所以批评家可以从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抽象出诗学的共同性品格，从这种具体的诗学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诗学的演变规律，即：由口头诗学转向本文诗学，由本文诗学转向理性诗学。本文诗学的首要诉求是回到诗学的研究对象——文学本身。这与“回归文学论”的思想主张是一致的。本文诗学的任务就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中抽象出作家创作的诗学思想和观念，形成理论形态。
本文诗学从具体的文学文本出发，经由文学实践到文学批评，再由鉴赏批评上升至系统抽象理论，在这一相对完善的过程下生成的理论才是真正为文学而生的理论。在文本中考察创作者体现在其文学中的诗学意图和诗学观念，这种诗学观念并不表现为逻辑化的体系形态，而表现为活生生的创作律法。我国古典文论著作如钟嵘的《诗品》、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等都具备本文诗学的基本属性，它们都是从大量具体的文本基础上，提炼形成一定的理论标准，并由此作为评判后来文学的参考之一。
从文论话语的建构过程来看，我们要从文学现象的多重性之中找到文学的特殊性，从而与其他的学科区别开来，在从“多”到“一”的抽象化过程中，为了追求最大化的普遍性，往往忽略了各文本之间的差异性。本文诗学则试图解决这一对矛盾，在文学普遍本质与文本创作个性中寻求平衡，它克服了中国古代文论中零碎化、体验化、主观化与表达诗意化等问题，具备了理论的逻辑性与概括性。本文诗学跳脱出语言学的限制，深入到文本结构的深层中去，透过文字和文学意象，把握作品深层所蕴含的诗学思想，着力探索作家创作时有意或无意显露于文本中的创作意图和理念。它充分考虑作家的创作个性，建构寄寓文本又超越文本的诗学话语形态。
本文诗学的理论提炼主要依托于文本批评的方式，它在完成对某位作家或某部作品的分析后，将之上升为诗学理论与思想。这一过程使得本文诗学建构具备了可塑性，它要求建构者灵活应对，不再被国别、文化与文体所限制，古典、现代、诗歌、小说等不同因素都可以被纳入研究领域。就现代语言体系下的新文学而言，思想性与审美性作为文学价值评判的双驾马车，理论流派往往更倾向于前者，作品的阐释更多是为诗学理论提供论据，往往出现将文本内容强行塞入理论框架体系中的强制阐释，形式与内容之间往往处于分裂的状态。本文诗学试图平衡二者，它既可以针对文本的形式，抽象出诗学概念，也可以面向深层的内涵意蕴，建构出系统化的诗学理论。
三、从诗文评传统到本文诗学重建
在笔者看来，中国文论走出去无论在何时都应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中西关系，二是古今关系，三是文学理论与其他学科理论的关系。中西和古今的关系通常彼此交叉，难以绝对划分。处理中西方文论的关系问题，实则也是如何调整西方诗学与本土诗学建构之间的问题。本文诗学立足于文学文本自身，试图从中提炼作家的创作个性，并形成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规范。文本是多样的，不受国别与时代局限，因而本文诗学也是开放的，它将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文论的古今中外融合提供实践的可能。
在文论话语的建构中，我们还需要处理文论和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我们从学科内部性质入手，不难发现文论的跨学科性质是必然的。文学作品不是孤立封闭的，文学是一种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人类、心理等诸多要素紧密联系的实践活动。要全面地研究文学，文论在回归文学自身的同时，也需把握文学与外部因素的互动共生关系。文化诗学将文学现象和诗学问题纳入文化研究的范围内，以对现实的人文关怀关注文学存在状态，及时回应工业文明下的文化新动向，同时坚守文学艺术的审美品格，试图给予生命个体以人文关怀，以作品的诗情画意对抗现实的丑恶与污浊。同时，文化诗学注重考察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如当下热门的言语-图像研究，为语言艺术与视觉造型艺术的共生关系找寻理论支点。从而，本文诗学与文化诗学形成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完整局面，达到了兼顾审美品格与历史语境研究的理论要求。
除了将本文诗学与文化诗学进行关联，将之作为中国文论走出去的一条途径之外，对中国传统的诗文评传统进行创造性改造和创新性发展，使之适应当代文化和理论语境，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本文诗学也将是文论走出去的一条可行路径。
中国古典文论的基本特点是体验式与感悟式的，这也使其相较于西方古典文论缜密的逻辑推演，具有概念范畴的模糊和不确定性。以诗文评为代表的文学批评形式，正是从文本自身出发，发掘了文本自身的审美特性，但由于缺乏体系的完整性，虽然能够保证文本解释的有效性，但它毕竟属于一种前现代的文论观念。我们的文论发展已经经过了现代和后现代的洗礼，再回归到古典时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恢复诗文评的活力，将之进行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在对文本细读和阐释的基础上建构具有普遍性的本文诗学，或将是中国文论走出困境的一条可行之路。针对当下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脱节、文学理论对文本阐释失效的现状，我们在中国传统诗文评的基础上重建本文诗学，将为填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鸿沟搭建一座桥梁。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