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的学说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其核心价值指向是和谐，是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和谐统一。和谐是当代文化的根本性价值诉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高度重视构建与之相协调、相适应的和谐文化。期望解决当前文学批评生态的严重“失衡”问题，需要学界充分借鉴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精神指向，建构具有丰富辩证智慧的在人本性基础之上的和谐批评生态，使文学批评成为一种真正的先进文化。而在这之中，在唯物史观视野之内，人、人的建设，无疑也就成为了当前文学批评实践与批评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当然，它也是当下和谐批评生态建构的出发点。
关键词:马克思生态思想/批判生态/和谐/建构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创新发展”(编号：16WX04)；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专项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重要论述研究”。
作者简介:詹爱斌(1971-)，男，江西都昌人，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研究中心、江西师范大学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随着生态意识的深入，文学批评的生态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从学科发展本身来看，这当然主要是研究者对当代语境下文学批评的基本状况，尤其是对其应有发展的积极思考的表现。2010年11月，由湖北省文艺学会、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批评生态学”研讨会，就是这一现象和事实的基本反映。在这次会议上，与会学者充分讨论了“媒介时代的文学批评生态”和“区域文学批评及其生态”等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显然，当代文学批评的生态仍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中，需要回应时代特定的文化情境和这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探索这种建构的理论资源自然成为当前我们必须特别关注的对象。基于这种思考，在这里，我们主要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简要阐释入手，结合当代文化的发展现状和方向，对当前的文学批评生态建设进行一些必要的探讨。
一、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及其核心指向【/h/】与目前许多学者的研究思路相比，在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探讨中，笔者倾向于从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生活时代的生态状况及其对这一状况的基本关注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逻辑进行概括性的审视， 结合其理论的基本脉络和取向，突出并聚焦于生态思想在相关重要文献和理论形态中的本土体现，进而在此前提下总结提炼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文化特质和价值取向。
检视和研究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关注其生活时代的生态状况包括德国社会状况是必要的，它为我们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认识基础。18世纪末叶的德国状况，如同恩格斯所描述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形成了日益严峻的冲突，这一冲突的凸显并不表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就不存在。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清醒地写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1](第4卷，P383)马克思自己也表现出对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2](第1卷，P225)在这里，我们可以十分明了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冲突状况有着清醒的批判性认识。由是，在马克思的整体思想中从真实的社会现实出发去探索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矛盾冲突的解决就成了一个基本的问题了；我们明白，其实，它也是一个贯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部分研究者的理解值得关注。一些学者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总体思想呈现出阶段性和上升性的发展趋势；同样，他的生态思想也随着其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而得到升华。显然，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基本事实。一般来说，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有三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是经验层面的生态思想；第二阶段是哲学层面的生态思想；在他晚年，生态研究出现了经济转向。在这个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无疑是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变，即从哲学层面向经济层面的转变。这反映了马克思自然观的一种回归，即从理论到实践，从抽象到具体，反映了他的概念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无疑是基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构建未来社会形态的根本需要。[3](P77)的确，就像他的整体思想一样，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也在发展，也有着明确的发展线索和内在的逻辑进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再到《共产党宣言》，再到他辉煌的代表作《资本论》和晚年的笔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意识形态发展的早期，马克思从黑格尔思辨哲学中解放了自然观，有意识地把对自然的考察置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之中。在这里，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这一基本原则和根本意图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论述中:“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即人的自我异化，所以它是通过人并为人而对人性的真正占有；所以，是人类对自己和社会，也就是人的回归，是在过去所发展的一切财富的范围内，完全自觉地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作为完成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认、自然与必然、个人与阶级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答案，我知道我就是这个答案。”[4](P81)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中后期，随着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加强，他开始更加重视对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当然，即便如此，马克思也不认为自然是一个可以脱离社会史的独立研究领域。换句话说，对自然的研究已经融入了对社会史的研究。因此，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从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出发，明确论述了自然的异化，将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样，讨论的结果从历史上找到了导致自然异化和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制度根源，即他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才导致了所有的生态问题。这不仅是发现导致生态问题的“秘密”和解决生态问题的客观规律，也指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制度改革方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丰富的生态意蕴。唯物史观的建立是马克思的杰出贡献。把握其唯物史观的生态意蕴，无疑会最大限度地肯定和理解马克思的生态思想。
如我们在前文明确揭示出的，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社会制度变革方案的寻找和确立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根本目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就是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可持续性关系，其中，和谐是其根本的文化特质与价值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核心旨趣就在于和谐。而且，马克思所说的这一和谐，并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人与自然之间，也是自然延伸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确立之中。得出这个结论，来自于我们对唯物史观的完整性理解——作为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唯物史观突出地体现着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的统一；其真正的理论着眼点是人的发展，其实，这与实现人的解放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是完全一致的——这一前提。换言之，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自然界已经不再是与社会历史相分离的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了，而是被综合进了社会历史这个总体性概念之中。[5](P478)由此，我们也就能够清晰地认识到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和谐旨趣的深刻意义，它是体现出丰富辩证智慧的在人本性基础之上的和谐。
第二，和谐文化与当代文化强国建设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核心指向是和谐，是唯物史观视野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统一。和谐是一种文化的价值诉求，当然也就表现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根本旨趣。在当前的文化建设中，我们需要高度重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这一和谐精神，培育和发展和谐文化；无疑，这一文化发展方向的确立对于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6](P21-22)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需要在认识上深化，在实践中探索。十八大报告还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液，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掀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民族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时尚、育人为本、服务社会、促进发展的作用。”[7](p25)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文化使国家繁荣，民族强大。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繁荣，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新和创造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我们注意到，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对和谐文化的理解是不同的，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和谐文化是指以和谐价值观和和谐精神为主导的社会文化模式或文化形态。这里所说的狭义的和谐文化，无疑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构建和谐文化是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识到，和谐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然为民族团结进步提供重要的思想指导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能够有效促进文化强国建设。换句话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高度重视和谐文化建设，引导全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增强思想道德素质，大力建设和谐精神。
(一)什么是“和谐文化”？[8]
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我们能够明白，和谐，其实质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各方处于一种非冲突的协和状态，甚至是一种理想的存在状态。而文化，就其哲学意义上说，是指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总括地讲，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形态，和谐文化是以“和谐”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文化传统。或者如同有研究者指出的，它“是人类社会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以和谐为思想内核，以崇尚和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反映着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以上可以证实，和谐文化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协调发展。这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坚持和谐共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优势互补、共同进步，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和良好生态文化的建立可以保证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人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人是社会人，社会是人类社会。人类发展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和谐文化必须是人的个性发展与社会发展和自然发展相统一的文化。(P100)[9]
从本质上来说，和谐文化也是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既然如此，和谐文化也就必然具备意识形态的功能和性质，由社会的物质基础所决定；并且，和谐文化也是一种与时俱进、兼容并包的开放性文化，与现代社会倡导的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等理念遥相呼应。其所有的这些功能和性质对当代文化强国建设具有深刻的影响力。
(2)和谐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和谐文化的作用至关重要。它有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与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有助于增强国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强和文化自信，从而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
和谐文化作为一种先进文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符合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方向，因此可以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第一，和谐文化有利于人与人之间良好社会关系的形成，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谐文化倡导“和谐”的理念，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与当前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相当一致的。因此，有望形成先进的生产关系，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其次，和谐文化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改变了过分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的传统生产方式。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无疑容易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因此，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问题已经出现，即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文化遵循“和谐”思想，尊重自然规律，致力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第三，和谐文化有利于加强个人的自我建设，使生产关系中的劳动者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谐文化对工人信念、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有利于工人各方面素质的提高，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带来当代文化的繁荣，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其基本体现。
同时，和谐文化还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从而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的持续、协调发展。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文化差异较大，但追求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和繁荣显然是一种国家愿望，而和谐文化的构建对于存在差异的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却无疑是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对于各民族文化来说，和谐文化是文化的主流形态，它是一种导向，也是一种规范和协调，还是一种凝聚和激励。以此而言，构建和谐文化，必然能够深层次形成民族文化的向心力，从而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和谐文化有利于增强文化自强自信，有效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进而实质性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的冷静，鼓起前进的勇气，焕发创新和创造的活力。”[10]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刻、更持久的力量。”[8]真诚地说，文化自信来自于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和当代文化形态的价值的充分认同和坚守。当代中国文化形态是从民族文化传统发展而来的，和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本特征。在当前的多极世界中，和谐文化本身具有广阔的格局，具有引领文化发展的力量。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和肯定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没有理由不肯定和认同今天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这对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文学批评和谐生态的当下建构
当代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是当代文化的根本价值诉求。当代文学批评也需要追求和谐。换句话说，目前，我们需要追求一个和谐的批判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党中央《关于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都提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批评工作。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回避对当前文学批评生态问题的理性审视和对其和谐形式的自觉建构。当然，批评生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基于当代文学批评良性发展的需求和愿望，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讨的重要学术课题。
其实，如上已然局部指出的，和谐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根本性的精神表达、价值表达，中国古代文化始终充盈着和谐精神。《尚书·舜典》中说：
帝曰:“隗嚣！点你的音乐，教你的孩子:直而暖，宽而栗，刻板而不虐，单纯而不骄。诗言志，歌总言，声总循，法和声。八音和谐，无相必胜，神人和谐。”隗嚣道，“于！给一石一石，百兽舞。”[11](P131)
这一“神人以和”命题奠定了以“和”为美的中国古典美学理想乃至整体意义上的文化理想的基本模式，尽管“和”的具体内涵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其表现各有差异，但和谐旨趣显然从来就没有改变过。[12](P10)吴经熊先生这样指出：中国儒家、道家和释家(尤以禅宗为最重要)这三大哲学主流，全部洋溢着“悦乐”的精神。“虽然其所乐各有不同，可是他们一贯的精神，却不外‘悦乐’两字。一般说来，儒家的悦乐导源于好学、行仁和人群的和谐；道家的悦乐，在于逍遥自在、无拘无碍、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乃至于由忘我而找到真我；禅宗的悦乐则寄托在明心见性，求得本来面目而达到入世、出世的和谐。由此可见，和谐实在是儒家、道家和禅宗三家悦乐精神的核心。和谐原是音乐的用语，有和谐就有悦乐，《礼记·乐记》说：‘乐者，乐也’，也就是这个意思。”[13](p1)既然把和谐视为中国三大主流哲学悦乐精神的核心，这也就显豁地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根本主旨就在于和谐。
关于当下的批判生态建设，我们无疑需要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是民族文化的孵化器，是民族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力量这一角度来追求批判生态的和谐。事实上，以当前文化建设的考量作为讨论问题的出发点，我们也可以充分认识到，有必要大力构建当前文学批评的和谐生态；文学批评和谐生态的建立有利于当代文化的建设，或者说是当代和谐文化建设的具体体现。
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首先却又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的是，当下的文学批评生态表现出了一种严重的失衡局面。这也就决定着，我们对当下和谐批评生态的建设问题的探讨必须要从对这一基本批评事实的关注和判断开始。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也就意味着和谐批评生态的当下建构具备了可能。
以文学批评的实践为问题考察的中心环节，那么，概括地说，当前文学批评的生态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创作与批评的不和谐，也就是说作家的文学创作实践与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甚至对立。19世纪俄罗斯批评家、理论家和作家之间的良好关系似乎只存在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然而，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形势下，拥有丰富人生阅历的作家并不少见。他们看不起批评家，怀疑他们的理论水平。他们认为自己配得上“第一”创造者，甚至“老虎屁股摸不着”的现象；在批评者方面，有凌驾于作家之上，颐指气使的，有操纵粗糙的术语和概念，但对文本批评本身没有多大益处的，也有无法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做出宏观合理理解，难以进行真正有价值的批评实践的。毫无疑问，创作与批评的隔离，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畸形症状，严重影响了文学批评良好生态的形成。第二，批判自己的不平衡。这主要意味着当前的文学批评处于多元甚至混乱的局面，“棒杀”、“捧杀”、虚假、修辞、空话语成为了一大批自称批评家的人的基本话语模式；总之，在这个很多人认为真理不易理解的时代，文学批评的实践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尺度和标准。因此，这种“失衡”也可以称为“失范”，即文学批评的实践没有共同的价值、目标、信念和理想取向。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批判模式的泛滥严重挤压了以原则、真情、追求真善美的价值观空进行批判实践的正常发展和生存发展。自然，它的激化必然导致批判相对主义的无休止蔓延，对当代文学批评良好生态的建立极具破坏性。第三，批判实践与批判理论建构的异化和脱节。一方面，从批评实践出发，需要建立必要的建构批评理论的自我意识，这应该成为批评家的基本素质和工作的正确方向。然而，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很少有批评家具有这样的理论品格，缺乏这样的理论要求，这自然使得他们的批评实践质量难以保证。另一方面，许多批判理论的研究者没有丰富的批判实践经验，甚至对批判实践表现出极端的漠视。因此，批判理论建构中的“去经验”倾向成为他们的研究规范。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一个批评家或理论家抽象地谈论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如果他缺乏甚至失去了文学认知和批评实践的基础，那么毫无疑问，他的理论建设必然会导致对文学本身和社会现实的严重偏离。我们需要高度重视批评实践与批评理论建设之间的异化和脱节，因为这不利于当前良好的文学批评生态的建设。
当前的文学批评如何从这种境况中突围出来？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当前文学批评的这种“失衡”问题呢？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借鉴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精神指向，致力于文学批评实践与批评理论建构中的人的建设，营构文学批评的和谐生态。【/h/】对应上述分析判断方法，首先需要追求创作与批评的和谐。显然，这基本上是指作家和批评家之间和谐关系的产生。创作与批评的良性互动，有赖于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相互尊重和认同，有赖于批评家自身素质的提高和真正批判精神的确立，有赖于作家接受文学批评的宽容性的培养。据报道，在一次研讨会上，广东作家雷璐第一次见到了陕西评论家李星。介绍完自己，他诚恳地说:“我在报纸上看到你对我工作的批评，很受启发。”事后，李星非常感动:“评论其实尖锐地指出了作品的一些缺点，但我从来没有想到作者如此真诚和开放！”[14]目前，我们无疑需要更多这样的作家和批评家，我们也需要看到更多这样本质的、健康的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和谐”。其次，关注并构建文学批评本身的和谐。文学批评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学评价。评价需要标准，标准的确立需要共识，才能在时代背景下发挥最大效用。在这个问题上，当代批评家和理论家需要有意识地积极寻求文学批评实践的基本尺度，并在这一具有更大共识的基本尺度的建立中形成必要的批评家共同体。这样一个批评家群体或这个群体中的个体批评家，能够充分认识到当代社会生活和物质生产对人的意识的生成乃至广泛的社会心理的形成的影响和决定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清醒而顽强地开展具有相当魅力和格局的批评实践，能够有效避免文学批评实践“被时代冲昏头脑”的尴尬，顽强而有力地铸就文学批评的坚硬肌理。这对于批判生态的和谐建构是必要的。最后，追求文学批评实践与批评理论建构的和谐。文学批评的实践与批评理论的建构之间有着普遍的和谐，但更为根本的、起着非常重要的内在作用的是文学批评的个体实践与批评理论的建构之间的和谐。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关于批评家个人发展的问题。时代需要高质量的文学批评，批评家需要在文学批评的实践和理论建设中充分发挥和实现自己的主体性，使文学批评的具体实践和理论建设自然实现双向的、整体的发展和进步。我们理解，更多能够合理实践文学批评并积极致力于批评理论建设的批评家的出现，是当代和谐批评生态形成的有效保障。
在上文论及的所有环节中，人的建设无疑是根本问题。我们需要确立明确和谐批评生态建构的人本立场。其实，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人本性。或者说，从人出发，从人的利益诉求出发，是马克思生态思想表达的首要问题。他就是这样从主体出发去研究和阐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甚至还可以说，从人出发，从主体出发，是马克思所有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哲学的根本特征。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头，马克思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第1卷，p54)还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第1卷，P57)人、人的建设，需要成为当前文学批评实践与批评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当然也是和谐批评生态建构的出发点。批评是为了人，是为了现实的人的发展。当代作家和批评家都需要充分而明确认识到文学批评的这一根本指向，并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建构具有丰富辩证智慧的在人本性基础之上的和谐批评生态。毋庸置疑的是，这一和谐批评生态本身就是一种时代性的和谐文化、先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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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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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吴经熊.中国哲学之悦乐精神[M].朱秉义译.台北：上智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姓名:詹爱斌工作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学院
职称:教授
课题：江西社科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创新发展”(编号:16wx 04)；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专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