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公共阐释论从阐释的个体性到社会性以至公共性的逻辑行程。前提性地预设了关于人的公共性的理解，而阐释主体、阐释客体与意义接受环节上的现实缺失与断裂提出了公共性衰落的问题。阿伦特、哈贝马斯、桑内特等代表性致思路径及其限度，凸显公共性问题域的生存结构的基础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其历史性具体化为无产阶级意识生成与阶级共同体建构的命题。在本土大众文化实践日益分化多元、公共性衰退的现实背景下，文学及其阐释有可能发挥其介入性、日常性、交往性特质，探索当代公共性的诗性建构。
关 键 词：公共阐释/公共性/诗性建构/生存结构
作者简介：孙士聪，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美学与文论。
公共阐释无论是作为哲学阐释抑或有待提升的社会阐释，都逻辑地包含了人的公共性论题。这既是一个古老的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当代的现实命题。理论问题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城邦生活中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现实问题则可以环顾当代社会的“宅”文化现象乃至文学公共性的衰落。综观从强制阐释论到公共阐释论的逻辑行程，对人的现实性关注无疑是被突出的重要方面，当“构建共同体、扩大共同体”被视为讨论公共阐释的规范性前提①，人的公共性问题就已经亮明在那里；或者反过来说，当社会阐释上升为公共阐释，共同体的建构与扩大则逻辑地迎向公共阐释而来。对于公共性问题的讨论，不得不从某种既定的公共性起点出发。反过来又为新的讨论设定前提，因而所谓人的公共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关涉人的生存及其意识问题，而文学自身的诗性功能或许在此具有某种正当性，尽管当代文学公共领域早已面目全非。 一、公共性的衰落 公共阐释被认为是在反思和批判强制阐释过程中提炼和标识的概念，意指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这一界定简明扼要地揭示出强制阐释论与公共阐释论二者之间的逻辑连贯性，然而，当公共阐释将可公度、有效性作为自己学理性生产的成果，某种超越文本及其意义的视界就被打开了。如果说，强制阐释论侧重于理论与文本的关系问题，揭示意义阐释中理论强奸文本、文本注解理论的强制之偏；那么，公共阐释论则聚焦于个体性阐释走向公共性阐释的理论基础，其间预设了自明的前提，即阐释的现实存在未必都必然具有公共性，但其最终归宿却是公共阐释，并由此实现对共同体的建构或者扩展。具体来说，阐释行为包含了相互联系的三个层面：一是阐释主体的个体性如何被超越；二是阐释客体在其意义层面如何超越其孤立性而走向他者；三是阐释接受如何超越其个体性而走向阐释主体。阐释主体、阐释客体、阐释接受三者之间构成整体性社会行为，从阐释主体到阐释客体、从意义阐释到意义接受，中间任何环节的缺失与断裂都将造成共同体建构的巨大障碍。然而，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这种缺失与断裂以及与之相关的公共性的衰落却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美国学者桑内特在《公共人的衰落》一书中考察了从18世纪到19世纪以至当代西方公共生活的历史性变迁，指出公共生活曾在18世纪繁荣昌盛，“公共不仅意味着一个处于家人与好友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还意味着这个由熟人和陌生人构成的公共领域包括了一群相互之间差异比较大的人”②，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界限清晰。至19世纪后期，随着世俗化进程的展开，人格取代社会身份进入公共生活，从而导致内在的沉浸与外在的旁观彻底改变了公共行为。比如当下流行的“宅”文化就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地域性、血缘性等传统社会纽带而遁入私人性、封闭性的精神世界，形塑了内在导向型的社会形态，在其中，“公共生活和亲密生活之间出现了混淆，人们正在用个人感情的语言来理解公共的事务，而公共的事务只有通过一些非人格的规则才能得到正确的对待”③。事实上，互联网的深刻影响确证了桑内特并非杞人忧天：一方面是私人领域被日益重视，部落化乃至部落小型化日益凸显，公共领域趋向碎片化；另一方面是不同部落空间中的个体在扩大其公共性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使公共交往变得困难；在祛原子化的同时，又强化了原子化；在扩张私人空间的同时压缩了私人空间。颇为吊诡的是，虚拟世界里似乎天涯若比邻，现实世界却往往是冷漠与疏离，吉登斯曾描述过个体身份的脱域化，指出脱域并非简单地去时空化、去特定化或者去情境化，而是无确定性对立的非确定性、无必然性对立的偶然性、无限制性对立的可能性，结果陷入一再被重新建构的“随意性”之中④，由此共同体、公共性等等杳然无迹。 知识生产新范式的出现则为观察当代生存的公共性提供了另一视角。继库恩对范式革命的创造性揭示之后，当代社会知识生产范式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人文学科来说，“产品的激增，也许是在以加速度增加；学科边界的模糊，具体表现为跨学科性、不可变更的知识定义的消亡、专家权威的衰退；知识的商品化——或更宽泛的意义上，社会情境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知识生产的异质性，或者大学、科学系统与社会和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渗透；研究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⑤证之以信息时代的文化生活，可知所谓知识生产范式新变论并非向壁虚构，由此通过诸如文学想象、文艺沙龙、自恋人格诊治而抵达某种公共性建构的诸种努力已日益虚幻。原本“公共性旨在怀疑那些不能抵御批判性审查的观点，同时确保那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观点的合法性”⑥，然而面对公共生存的危机，所谓质疑、批判、参与等等如今已成为公共性本身的巨大挑战，个体都似已“佛系”化，遑论共同体的建构了。从本土文学最近四十年实践来看，一个介入并干预现实的文学公共领域被认为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横空出世，却又在十年后一蹶不振，以至于连当下重建都显得困难重重。⑦从20世纪80年代并非常态的文学实践来审视文学公共领域，多半有些倒退着走向未来的意味，毕竟主流与民间、知识分子与知道分子、文学批判与文学消费、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大众与媒介等等四十年间复杂纠缠愈益凸显当代文学的日趋不堪。由此看来，文学公共领域自身尚且前途未卜，遑论其与人的公共性的什么关联了。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如果从文学想象性来看，似乎文学在疗救残破的公共生活方面依然能够发挥其独特优势，此即努斯鲍姆所谓倚重文学移情与审美想象的诗性正义，当然也有观点批评努斯鲍姆在作为手段的主体性与作为目标的主体间性之间存在矛盾，纯粹性思想立场无法有效保证其诗性正义⑧，但努斯鲍姆对于诗性正义的当代重审自有其当代启示价值。 二、重建公共性的路径及其限度 重建公共性之路看起来障碍重重、曲折蜿蜒，甚或有时无路可寻，但对此尚需进一步深究。有观点将西方学者关于公共生活的理解概括为一个等边三角形。阿伦特的一边将其追溯至古希腊时代，将劳动视为私人性、本能性、非自由的活动，因而直接与公共性相对立：“在严格的意义上，劳动被看作是私人的事情。公共的、政治的生活就是在这种私人领域结束的地方开始的。”⑨哈贝马斯的一边则从交往理性考察人的存在的公共性，在阿伦特前提性预设了人的存在的自由与平等的地方，哈贝马斯看到了前提本身的问题，而强调作为真正前提的交往理性，第三条边则关注自恋型人格对于公共领域的侵蚀，认为公共性的衰落并不能从他人导向维度寻找，而是要从内在导向维度寻找，因为恰是世俗社会的崛起误导了对于人格的过度关注，它不仅“开始定义社会关系”，而且“变成了一种社会规则。到这个时候，非人格意义和非人格行动的公共领域开始萎缩”⑩。整体来看，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阿伦特的理想性、纯粹性公共领域，都被认为过于抽象，至于将人格上的自我迷恋及其作为恢复当代公共生活的坦途，则显然陷于相似的自我迷恋之中，然而无论是劳动与行动的对立，还是文学公共领域向政治公共领域的生成，抑或人格自恋对公共性的侵蚀，关于人的公共性的讨论，显然都无法脱离对于人的意识的公共性论域，因此其间蕴含的启示性理论意义依然值得进一步辩证。 从马克思的视角来看，阿伦特将人的现实的生存危机的根源追溯至劳动与行为分裂的地方，更为根本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关系，进而在阿伦特将劳动与自由相对立而力图复兴古希腊城邦时代的公共领域的地方，马克思关注物质私有化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并将这一矛盾的主体归结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如何从自在的转变为自为的，关键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生成。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意识建立在共同的阶级关系与阶级利益基础上，没有这一基础，无产阶级仍将处于自在状态之中；但是另一方面，仅仅具有这样的基础，而不存在关于这一基础的主体反思与理性认识，无产阶级仍然不能从自在性上升为自为性。在此问题上，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与卢卡奇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马克思也不会认同哈贝马斯的思路，在哈贝马斯关注舆论公共性的地方，马克思也曾经驻足过，只不过他关注的不是文学公共领域向政治公共领域的生成，而是无产阶级特殊性向普遍性的生成，“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地，它也制造社会舆论。唯有它才能化私人利益为普遍利益”(11)。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在此长久停留，因为他很快意识到，报刊与舆论本身也是意识形态性的，“所谓的公共舆论公共性只不过是构成市民社会基础的资产阶级利益的诉求，本身就具有阶级性和共同利益的虚幻性”(12)。事实上，报刊及其可广泛传播性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一直被反复探讨。印刷术在思想传播中的同一性、可重复性，使麦克卢汉看到了其祛魅功能(13)，本雅明则注意到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造成了传统文学艺术灵韵性的消逝，安德森则更愿意从中看到印刷资本主义在民族共同体建构中的作用。大规模复制的印刷技术、包孕商业利益的传播机制以及被大众广泛接受的印刷内容，它们之间“爆炸性的相互作用”使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成为可能(14)，并在建构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民族共同体过程中发挥作用。关于公共性的思考与媒介技术及其时代性联系在一起，揭示出公共性问题本身的深刻社会基础所在。 相对阿伦特与哈贝马斯而言，桑内特的洞见在于对日常生活的发现，但他正确地走出了阿伦特与哈贝马斯的抽象性与纯粹性，却又将个体生存的日常性狭隘化为人格性。如果说从阐释主体到阐释接受之间存在着以人的公共性为枢纽的开阔论域，那么，哈贝马斯对于交往行为的发现诚然击中了其师阿多诺的盲区，因为后者仅仅居高临下地关注意义受众的无能、阐释主体的睿智，然而，作为交往行为前设的交往理性本身恐怕也需接受早期批判理论的审视；而阿伦特关于在世界中共在的理解，则将公共性拖入实践的人的相互关系之中。就这一思想理路而言，固然可以在海德格尔那里找到思想亲缘，然而在如何打破阐释主体到意义接受的空白方面，倒不如英国新左派的理解与实践来得更为直接。在那里，文化被认为无非是平常的、日常的，封住水手的耳朵仅仅是奥德修斯的自以为是，植根于英国经验与文化传统，阶级与阶级意识被认为是同时生成的。因此，不应责备工人在工业革命中曾表现出落后性、乌托邦性乃至背叛阶级利益；这都是他们的“经历”，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惟一的定义”(15)。这里回响着对建基于欧陆传统之上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更流淌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回声。在进一步展开讨论之前，两种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有必要予以简要讨论，一种是宏大叙事论，一种是本源崇拜论。 宏大叙事论强调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总是趋向于宏大叙事，局限于借助于权力视角切入世界图景，这构成了马克思之后的一些理论家批判马克思的重要方面。比如指认“在源头方面公众最常持有的错误观念，就是万事万物的起源都可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来解释，尤其是那种认为应从社会统治的结构关系去理解文化的观念……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文化研究领域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将其视为根本性的东西，却似乎站不住脚。”(16)这一基本逻辑可以约略概括为：历史唯物主义倾向于将文化问题归根结底处理成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问题，结果忽略掉一切偶然性、具体性。而本源崇拜论拒绝任何回到“本源”的诱惑，竭力回避总体性，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内解构地运作，并不要求书写普遍的历史，把我们的话语描述为单一要素和知识的线性过程。正如规范认识论时代已经趋于终结，普遍话语的时代也是如此”(17)，由此，所谓指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断裂，第二国际历史编纂学却文饰之以连续、统一的外观等等，就不难理解了。要之，马克思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新左派以至后马克思主义等等，在何种意义上来评价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关系尚见仁见智，但思想渊源上的审思仍然依稀透露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启示性。就此而言，关于公共性问题的思考，有必要越出交往理性、作为世界的公共性抑或人格维度而拓展至马克思的视野，尽管马克思没有对此展开专题性论述。 三、从自为到诗性正义 马克思曾设想过一个“自由人联合体”(18)，在这个联合体中，从个人的产品到社会的产品、从生产资料的使用到生活资料的消费，都随着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行程而发生改变，自由人联合体为其理想样态，个人之间、个人与联合体之间的共在关系也将达到同样状态。人的公共性问题在马克思话语中植根于人的生存的具体性、现实性之中，在阶级社会中具体化为无产阶级的自在性向其自为性生成的问题，即个体生存意识的特殊性向普遍性生成的问题，人的意识的生成问题在阶级社会中是人的阶级意识生成的问题。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9)就理论作为改造世界的力量而言，群众是阐释接受的主体；就理论掌握群众而言，有待说服的群众又是阐释行为的客体。在阐释行为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动态的“说服”与“掌握”的过程，是将意识的自在性转变为自为性的过程，也是阶级共同体形成的过程。说群众也是阐释行为的主体，乃是因为没有他们走向自为性的精神运动，任何理论、阐释都将失去有效性根基；说他们是阐释的客体，乃是因为有效的阐释行为都不是对没有目的的内容的阐释。“说服”“掌握”之谓，不是那种强制性关系所能涵盖的，否则，自为性将沦为空谈。说服的根本在于诉诸理性，如此，理论方能掌握群众；而掌握群众的理论也必须通过理性说服，才能够为群众所把握，才能够成为改造世界的力量。恩格斯同样强调非强制性对于无产阶级意识与共同体生成的重要作用。他在1887年1月的一封信中写道，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愈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愈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愈会深入他们的心坎。”(20)在向美国无产阶级宣传无产阶级思想与精神的问题上，恩格斯反对“强硬灌输”，倡导“深入心坎”。在提到画家许布纳尔描绘西里西亚织工的一幅画时，他指出，从宣传社会主义的角度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其原因不仅在于画作以图画的方式、通俗易懂地向群众宣传了特定思想，而更在于这一方式所起到的效果证明了强硬灌输的无效性，理论与思想要深入人心，就必须采取能够深入人心的方式。后来，恩格斯还在许多著作和信件中谈到了把社会主义思想“灌输”给工人阶级的必要性，强调思想与精神被接受过程中的非强制性，强调深入心坎的思想才是真正具有力量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才是无产阶级确立阶级意识的根本，这与马克思所谓理论“说服”人是一致的。 在意识的自在性向自为性的生成中，阶级的维度被凸显出来，说服、掌握中也内在地预设了理性及其公共性作为前提。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高度重视康德的思考，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展开对康德的理性公共性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康德关于形式的普遍性、理性的公共性的思考，遗忘了现实及其对于理性的奠基性作用，说到底，普遍性与理性依然没有超出阶级的视域，因而更为根本的不是理性公共性，而是现实的人的生存及其危机，是现实地展开着的物质实践及其社会关系。质言之，人的公共性问题在这里进一步明确为在阶级社会中个体的人向阶级的人的生成问题，即个体的生存结构及其意识如何具体化为阶级及其意识的问题，无产阶级意识生成建构无产阶级共同体的问题；而反过来，共同体的发展也为个体的更充分的发展奠定基础，此即马克思所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1) 在词源学意义上，公共性一词的来源有二：一是古希腊语的“pubes”，意指人的成年，成年意味着可以理解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二是源自古希腊语的“koinon”，意指关心，表明自我对他人的行为。如此看来，公共性的古典含义不仅指涉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人对他人的社会性行为。(22)公共性的古典含义某种程度上是对古希腊城邦公共生活的概括，正因如此，阿伦特关于公共性的思考追溯至古希腊城邦时代。而至资产阶级早期，哈贝马斯发现了文学公共领域，并揭示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出现、社会结构变迁对文学公共领域生成的影响。然而在马克思看来，相对于追溯古希腊城邦，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无产阶级生存的现实，这与批评费尔巴哈的“宗教情感”，强调人的本质的现实性、理性的历史性(23)是一脉相承的。相对于哈贝马斯发现舆论公共领域，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人的创造的积极性、能动性(24)，以自由人联合体为旨归。而至互联网时代，当代公共性问题在信息浪潮的裹挟中更显错综复杂、纷繁难理。曾经的说服、掌握乃至文学公共领域等等还能面对这个时代的公共性问题吗？在现代性批判的语境中，理性、反思性、超越性等等如何展开其当代视野、重建公共生活？将目光拉回文学论域，或许有必要再次回到诗性正义来管窥公共性重建问题。毋庸讳言，努斯鲍姆关于诗性正义之思难免作为手段的主体性与作为目标的主体间性之间、纯粹性思想立场与保证诗性正义之间的矛盾，然而，诗性正义论对于文学移情与审美想象来体验世界、培养同情心、进而走向平等自由的思考，却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文学与公共性建构关系的视野。 依努斯鲍姆之见，文学想象是一种伦理立场的必需要素，“除非人们有能力通过想象进入遥远的他者的世界，并且激起这种参与的情感，否则一种公正的尊重人类尊严的伦理将不会融入真实的人群中”，虽然文学情感难免局限性，其伦理功能也有待进一步细究，然而其间还是“包含了一种即便不完整但却强大的社会公正观念，并且为正义行为提供了驱动力”(25)。由此来看，文学想象助益公共生活，端赖于文学作品在读者中建构起旁观者的情感，并能够虚构性重建公共理性元素，所谓诗性正义正在于文学恰恰凭借自由的想象而超越个体性。实际上，强调文学想象与情感，这在学术史上不乏其人，维柯将其归结为“诗性智慧”，将具有“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能凭想象来创造”视为诗人之为诗人的根本所在，伟大的诗总是考虑读者接受、震惊效果以及价值导向。(26)诗性智慧显然包含了关于文学对于公共性建构的思考，但诗性正义关于公共性的思考远远越出了文学公共领域而进入政治、经济乃至司法等论域，这尤其体现在“走向他人”、诗性裁判等方面。 文学提供了走向他人的可能，从而成为建构公共生活的力量。比如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就为认识工人生活提供了一座理解的桥梁，使人们有机会走进鲜活的工人生活，打开一个复杂而又具体的生活世界，感受他们的生活、情感、经验，“想象不同于自己的人在逆境中挣扎的具体情形，这样一种能力似乎也具有极大的实践价值与公共价值”(27)。文学想象之所以是公共理性的组成部分，恰在于借助文学移情而走近他人打破了存在的个体性，展开想象性的对话域，并使人与人的深入交流成为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情感与想象就不仅仅是文学性，不局限于文学领域，而是拓展了公共性思考的适用范围，将文学实践延伸至日常生活实践，从而发挥了培养“公共理性”的功能。不仅如此，文学还具有诗性裁判的功能。在努斯鲍姆看来，在《艰难时世》中，作家狄更斯运用文学形式批判社会功利主义对人的物化、个性差异性被抹杀、情感领域被忽视。文学阅读实践的现实展开刺激读者的想象与情感，进而推动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关注作为公共想象的文学想象的特质，这种公共想象将会指引审判中的法官，立法中的立法者，评估不同地区人民生活质量的政策制定者。”(28)从走近他人到诗性裁判，文学被视为一种“公共理性教育的必需部分”。 诗性正义论打开了公共性建构的文学论域。而进一步琢磨可以看到，努斯鲍姆前提性预设了走向他人的主体性原则，没有这样的主体性原则，经由文学想象与情感而走向他人则流于虚幻；另一方面又坚信这样的走向最终能达成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关心，没有这样的主体之间的公共性行为，诗性裁判也将不可能。因而，理性主体的培育与主体间的平等对话相互纠缠在一起，磕磕绊绊地致力于描述一种生动“公共推理观念”、展现文学“表达与培育”公共观念，助益于建构公共领域。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地图中，文学似乎惯常地被认为是柔弱的，在与历史、哲学的争论中颇类怨妇，有时抱怨社会对于自己无功利原则的侵蚀，有时又担心过深的介入社会而远离了自身，或者在真实性、情感性、超越性等诸命题上唠叨不休，诗性正义论复杂地、现实地考察文学情感性、想象性及其可能的公共生活论域，对于思考公共性的诗性建构具有启示性，择其要者有四：一是在本土大众文化实践日益分化多元、公共性衰退的现实背景下，文学在公共性的重建、共同体的扩张方面能够发挥自己独特功能，文学世界公共理性、反思性、超越性等等原本就内在地包孕了超越自身的潜力。二是文学及其阐释的介入性通过人的公共性而实现自身，消费主义、资本夹击下凸显文学介入现实的社会担当。三是文学及其阐释的人学视野、伦理学维度必须坚持平等、包容、科学等普遍伦理价值，在开放共享、公众参与中将其具体化。四是文学及其阐释的公共性是日常的，公共人与人的公共性在文学及其阐释的诗性建构中同时双向生成，在形而上学、康德主义、利维斯主义的幽灵面前尤其如此。质言之，从无产阶级革命到阶级意识与革命意识，从文化意识到阶级意识，作为阐释主体的知识分子当反思其社会担当，而作为阐释接受者的文化实践的能动性与盲目性亦有待学理性反思，公共阐释本身包含了对于人及其理性的基本设定，同时也敞开关于现代性批判的复杂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