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时间里，对中国文论的反思曾经引发过一些热烈的讨论，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文论“失语症”，21世纪以来的“强制阐释论”等。在“失语”与“强制阐释论”引发争论的同时，对中国文论“走出去”的吁求也产生了。这些讨论在不同阶段发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见证了文艺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变化与发展，也反映了中国学者在经济快速发展之后，想要表达自我、输出自我的强烈愿望。从“失语”到“走出去”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即从对“失语”之“无”的批判，到在对话交流中建构“有”的转变。“走出去”的中国文论应该是“融汇古今，联通中西”的文论，是具有当代性、能够融入世界性理论体系的文论。
“失语”的中国文论：否定与接受
中国当代文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思想解放的呼声之后，美学、文艺思想率先在文化界获得响应。无论是80年代的美学热，还是90年代的审美文化论争，乃至21世纪的美学复兴等，都是在美学、文艺理论领域内进行的。大量引进的国外理论促进了中国当代思想的发展，并且在80年代后期达到高潮。然而，到了90年代，有学者开始对文论的接受提出质疑，其中之一便是“失语症”的提出。
1990年，一篇名为《文学失语症》的论文率先提出这一病状。该文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小说创作中的“语言革命”现象，批评了当代文学创作沿袭西方的状况。其后，这一说法被移用到文论上。对失语明确予以批判的是曹顺庆的《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文论话语》一文，其后，《文论失语症与病态》等文章对“失语症”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矛头指向传统话语的全面迷失，并严厉批评中国文论没有自己的话语，没有自己特有的表达和学术规则，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没法说话了，取而代之的是西学话语的天下。
不难看出，给“失语”下猛药的学者们的确是意识到了中国文论话语的危机，在他们看来，只有下猛药，才能警醒当代学者，进而树立重构的决心与勇气，而他们也的确是在努力改变中国文论西化的现状，试图从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入手建构当代中国文论。在对待传统文论的态度上，他们坚持接着古人说，而不是跟着古人说，这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也有学者对文论“失语”的说法提出了反驳，认为90年代的这股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气息的批评潮流是中国后殖民理论批评的典型代表，因此不能全盘否定西学的积极影响。他们从社会文化转型的角度，批评“失语症”论者只看到了西学东渐导致传统失落的一面，却没有看到正是西学东渐开启了中国的现代文明进程。
由此可见，面对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文论“失语”的论争，学者们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是断然否定，抵制“西方化”，认为西化将导致没有自己的表述；另一方面是积极肯定，坚持主动接受，要将西方思想中国化，将西方文论化为中国本土思想或为阐释中国文艺现象所用。不论是坚决抵制，还是肯定接纳，西方文论的强势几乎无人怀疑，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2014年，有中国学者开始对西方文论发出了批判性质疑，提出西方文论本身就是“强制阐释”的产物。
质疑西方文论：中国学者的批判话语
如果说“失语”只是达成对“西化”的否定，那么“强制阐释论”则是中国学者对西方现当代文论本身发出的强烈质疑，是以另一套强烈的中国话语对西方文论提出极其鲜明的否定，批判西方文论在阐释文学、文艺方面的局限与不足，其代表就是张江教授在《文学评论》发表的《强制阐释论》一文，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首先，文章旗帜鲜明地批评当代西方文论采取的是“场外征用”策略，即大量借用文学之外的诸多理论流派，以征用的方式嫁接文学研究。而征用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与传统理论基本上不符，因此，征用或借用就成了当代西方文论的通病，即借用文学之外的知识或方法，如与文学较近的史学、语言学等传统的人文科学理论尤其是哲学，来驾驭文学，作为文论的主要资源。其次，文章批评当代西方文论是主观预设的一套理论，即预先确立一种立场，进而为文学文本预设意义和价值，文学批评成为一种符合特定目的的批评。文章还特别指出，提出“强制阐释”也是受西方学人相关研究的启发，西方不少理论家本身很早就开始反思文学阐释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而“强制阐释”只是这个理论链条上的一个节点。论者还谨慎地提到，有关“强制阐释”的一些论点或许有些偏激，存在一些漏洞，有些论题还有待深入研究，但从这个视角来反思西方文论还是有必要的。
毫无疑问，“强制阐释论”与早先的对“失语症”的批评都表明了中国学者对待文论的积极探究精神。不同在于，前者质疑并指出西方文论的根本性缺陷；后者否定并批判面对西方强势话语时中国学者全盘照搬的做法。而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判断，还是“强制阐释”对西方文论的批判性质疑，实质都是寻求中国文论的自我建构，是在积极吸纳世界文艺理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本土，坚持以我为主，坚持中国特色，积极打造彰显民族精神、散发民族气息的中国文艺理论体系。
构建中国文论：融汇古今、联通中西
在对“失语”和“强制阐释”的争论中，学者们意识到建构当代文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围绕“失语”争论的绝大多数学者将解决的途径指向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表明了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文论并没有完全建构起来，因此，一提到中国文论就会指向古代文论，笔者无意于否定中国文论即传统文论的说法，只想强调，今天的人们毕竟生活在当下，当下的中国不是古代的中国，当下学者们绝无可能穿越到古代，当下的讨论虽然借用了传统的内涵，但文论的书写一定是当下的。而从对“失语”到“强制阐释”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改革开放这40年间，学者们所谋求的中国文论，基本上落实在对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以及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方面，中国当代文论是对传统文论以及西方文论的现代重估、评述与引发。我们既要接受古代传统，又应吸纳国外相关理论成果，从而建构一套有自己血脉气韵、富有当代气息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中国文论理应是继承传统与吸纳国外的现代思想体系，而不是谈及古代就是回到过去，谈及西方就是西化。
中国古代曾建构过体大思精的文论体系。对历史上众多文艺经典的研究，在中国一直都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当代中国文论理应是对古代文论话语的选择利用与适当改造，改造的前提是一定要符合当代文艺思想范式，要力争在众多具体批评话语中抽出最基本的东西，提炼出在中西交流中可以互相理解和沟通的现代理论话语，分析其基本内涵，以便积极参与文论的多元对话。
历史上“走出去”的中国文论
中国文论乃至文化在一个漫长历史时期也曾有过“走出去”的历程，尽管彼时的走出去并没有走多远，多数是周边近邻国家。从唐代开始，中国文学和文论就对汉语圈内的朝鲜、日本、越南等产生过影响。中国文论传入西方国家是在19世纪下半叶。文论著述大量地传入西方并引起西方学者研究是在20世纪，苏联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是最早研究中国文论的西方学者，他先后翻译了司空图的《诗品》、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以及袁枚的《续诗品》等。在他的影响下，法国汉学界对中国文论的研究就从《文心雕龙》开始，德国与英国也紧随法国对中国文论进行研究。在西方汉学研究中心转向美国后，美国对中国文论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西方理论进入中国由来已久，前至晚清，后至改革开放，大量的西方文论被译介入中国，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外来强势话语，其理论范畴、体系架构与思维逻辑都与中国古代文论不同，这就在现代中国形成了西方文论与古代文论共存的局面。多数人认为西方文论的强势介入深刻地改写了现代中国文论的基本面貌，有着明显的“化中国”的一面。同时，西方文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跨文化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具有“中国化”的一面，经过中国人的选择、挪移、变形和重组，被整合进中国自身的知识体系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论在当代的延伸。中国文论现代化的过程，看起来是采纳了西方的知识体系，但是隐藏在它身后的始终是与中国文学自身紧密关联的问题，是一种“中国中心”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取向，其实质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从历史上“走出去”到当代“走出去”
“走出去”指从国内走向国外这一由内而外的过程，中国文论“走出去”需要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西方文论可以拿来，中国文论也可以走出去，但中国文论走出去并非易事，国内学者应努力加强中国文论在国际上的传播，成为文论输出的主体。在和平年代的今天，中国文论走出去的一条路径就是加强境外派遣，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应积极支持鼓励出国交流，鼓励更多学者在交流中传播中华文化。
中国现代文论还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走出国门，尤其是没有进入国际主流文论界，这是与当前国力不相匹配的事实。没有“走出去”主要还是由于中国文论的建构并不充分或尚未完善，即仍然没有一套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因此，当代中国学人一定要放眼世界，从传统中化用、从国外借用，既不妄自菲薄，又不盲目自信，要兼收并蓄，努力建构并完善具有自身特色的当代中国的文论，而这一有独特内涵的中国文论一定会走向世界。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