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总是包含着某种特定文化的暗示，用一种文字来命名美学，势必会体现着此种文字所携带的文化传统积淀或命名主体的自我建构。中国现代美学是以向中国古代美学挥手告别的姿态启程的。美学并不是古已有之，它是在世界现代性展开中发生和流传开来的。美学发生在西方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并非偶然，因为它是筑基于现代科学理性和人性本体之上的一种现代学术。美学在近一个半世纪前走进东亚，被中国人初识。中国现代美学是在东西汇流的语境下，诞生在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生儿。19世纪末，作为中国现代美学起源史的美学汉字命名，在中日两国思想文化界的交流互动中展开。
美学的汉字命名是在汉字文化圈各国尤其是中日学者、思想家交流中实现的。日本在西方美学传入东亚的时代，汉学相当发达，中日对西方的许多现代知识和学科的称呼都用汉字词汇来表示。最早把西学的美学介绍到日本的是明治维新前后的思想家西周（にしあまね）。他在庆应年间写作了《百一新论》一文，介绍了许多西方学科，其中“善美学”据其边上的外来语（エスゼチック）可断定指美学。明治三、四年，西周开始广泛涉猎西方各种现代知识，并在自家办起称为“育英舍”的“学塾”讲授新学，《百学连环》是育英舍讲义整理后的文稿，其中有一个部分的题目是“佳趣论”，在边上还写着Aesthetics，不必说，这个所谓的“佳趣论”也是指美学。西周对美学的关切和贡献并非到此为止，他在用“佳趣论”来阐释美学之后，又对美学提出了新的汉字命名：美妙学说。从西周的人生和他所留下的文本能够看出，他在《美妙学说》中对美学的阐释大概就是其谈论美学的“终章”，大体上收纳着西周对美学的全部自觉认识，同时包含着明治初期诸位思想家（如“明六社”成员们）集体理解的结晶。
无论是面对鲍姆加登使用的拉丁文Aesthetica（感性学），黑格尔使用的德语Äesthetik，还是英文中的Aesthetics，人们几乎都译作“美学”，这意味着“美学”真正成为这一现代知识的最终命名。那么，这个汉字译法是谁最早使用的呢？日本著名美学家，东京大学教授今道友信在他的《东洋美学》中，开宗明义地说：众所周知，“美学”这个词，是在西洋文化输入之时，通过翻译新造出的一个术语。起初，西周试图用善美学和美妙学来翻译，自明治初年，中江兆民用汉字把维龙的Esthétique日译为《维氏美学》始，中国，韩国都在使用这个术语。
由于中江兆民翻译的“美学”是汉字词汇，如果此前真的已有人使用了“美学”一词，那一定是在汉字文化圈的文本中，而且在汉籍中出现的可能性最大。按胡适的说法，做考据的时候要坚持两个标准：“一要审查自己的证据可靠不可靠；二要审查自己的证据与本案有没有相干。”这种标准落实到我们对上述假设的证实或证伪上，至少需要两方面证据：一是有早于日本明治16年（1883）中江兆民翻译“Esthétique”之前使用“美学”一词的文献；二是这个文献的确流传到日本。
自从19世纪中叶年轻气盛的福泽谕吉去了趟美国，又在欧洲绕了一圈，提出了“脱亚入欧”论之后，日本真的没有改变过这一文明史选择。但是，由于文化的惯性等多种原因，大体在19世纪下半叶以前，日本依然关注中国有关新知识的出版物。一般说来，那个时代书的种类不多，人们对书的倾心程度高得多。像这类域外新书，明治时期的思想先驱、文人墨客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放过的。中江兆民作为当时对西学特别热衷的思想家，应该会接触到这类书籍。既然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和《教化仪》在中江兆民翻译《维氏美学》之前已经传到了日本，就当时的历史情况和中江兆民的个人情况，中江兆民很可能读过花之安上述两本书。照此说来，中江兆民的“‘Esthétique’即是美学之意”的“美学”就可能来自于《教化仪》。
心理学所蕴含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指归，迎合了中国和日本相近的求知取向，使这一来自西方的现代学科展示着不俗的魅力。海文在他的《心理学》第3章对美学下过一个简短的定义，即“美学，是一门关于美的科学。”海文原文中并无“妙”的对应词，同时按照西周在《心理学翻译凡例》中反映出来的翻译习惯，这里似乎把“美的科学”简化为“美学”更合逻辑，而不可能译成“美妙学”。“妙”突出地体现着中国文化和中国审美精神，它来自于中国文化心理和汉语思维特点，是中国文化风格的表征之一，也可以理解为东方人掌握世界的经验、习惯和智慧。因而这不是一个汉字“妙”的人为嵌入，而是一种文化精神在自觉或不自觉中的介入。
中日现代美学的起源史是在中日双方密切的交流互动中展开的，这不仅是由于日本在现代社会以前有1200多年追随中国文化的历史，还有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原因，就是汉字背后的文化力量。所以今道友信在他的《美学的历史》中解释西周的“美学”命名时就说：“尽管在倾向上与其说是形而上学的不如说更接近实证主义的、功利主义政治家西周，并未放弃他心中那种日本的审美传统。”无法回避的是，“日本的美学传统”是中日文化汇流的结果。所以今道友信在具体分析西周的“善美学”命名时又说：“选定这个具有教养性译语的背景，不正是包含着孔子赞赏韶乐时的评价‘尽美矣，又尽善也’的观点吗。”这说明，今道友信深刻洞察到了西周完成的包括“美妙学说”在内的所有美学汉字命名背后的文化蕴含。
“美妙学说”与颜永京把“Aesthetics”（美学）译作“艳丽之学”之间，看似使用了两个不同的汉字语汇，但其中共同隐藏的是汉字文化某种力量的推动。艳与丽是中国古代两个审美或文论范畴，各种文献中对二者的理解虽不完全统一，但大体上说，都具有美丽或漂亮之义，这说明颜永京译笔下的“艳丽之学”是用中国古代的审美范畴来命名西方现代知识的结果。由于艳与丽是今人有些忽略的中国古代审美范畴，最初看到“艳丽之学”这个美学的汉语译名时，人们可能会产生明显的陌生感，但深入了解艳、丽这两个范畴之后，或许我们就能够把握到译者觉察或尚未觉察的某些意图了。从上述情况看，在“艳丽之学”这个言语事实本身能够让我们悟到如下意义：一是艳、丽是由中国古代两个意义相近的审美范畴构成的；二是艳、丽均有不同程度的惊异或与众不同的漂亮、美好之义；三是艳丽的意义形态是表观的，直观的，形象性的，艳丽体现并在某种意义上延续着中国古代的“象思维”传统，它们都有表观的、附着的美丽之意。
“艳丽之学”尽管并未在中国现代美学的概念体系中被确认，但颜永京在美留学多年，学贯中西，选取“艳”“丽”这两个中国古代并不显赫的审美范畴给“Aesthetics”作汉语命名，不能不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或许，颜永京认识到西方经典美学的感性直观论和审美“无利害”的超功利观，似乎在回避中国美论中突出的美与善的纠缠，才在美学命名中选择了“艳丽”一词，放弃了“美”字。同时，他又以中国固有的审美范畴将西方美学本土化，实现了以古证今，以中化西的意图，也使“艳”“丽”这两个审美范畴在现代语境中被唤醒。
美学的多种汉字命名，或在事实联系中推动着中日现代美学史的发生，或在分置的空间关系中成为中日现代美学效果史的实际能量。同时，在汉字文化圈中，西周、花之安、颜永京给“Aesthetics”（美学）的译名，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新的构成物”（伽达默尔语）。如今道友信所言，本土的文化及其美学传统必然会介入译者对西方传来的“美学”的理解和阐释。作为中国美学起源史事件的美学汉字命名，是西方美学与中国传统相逢后所构成的新知识。我们在讨论起源问题时并非仅仅关注起源，不仅一个新诞生的事物常常会携带着曾有影响的过去和相关的文化，而且在我们探求某种起源的根据时，也必然在与某种起源有关联的领域来寻找。所以，我们也可以选择在探讨伴随中国美学起源过程的美学汉字命名时，不去有意忽略对起源有影响的那些因素，而是在不忘起源主题的同时也寻找到起源的某些影响依据。尽管中国现代美学是在中国文化史中前所未有的一种崭新的知识，但在这样一种新的知识体系之中，却难以与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脱尽干系。
也许日本知识界借助汉字文化译介美学之时，其推动力是来自于某种传统的历史惯性和实现现代知识本土化的需要；而中国在译介美学的过程中发挥汉字本身的潜力，意味着自觉不自觉地在努力守望并重建民族自尊。民族语言是民族共同体最重要的互联纽带，是民族身份的证明和标志，汉字文化所确认的民族身份恰是当时国人进取心的根基。中国和日本只在相隔十几年里都被欧美列强用武力打开闭关锁国的大门，也都被迫开始寻找民族自强的道路，并试图在西方文明中获得思想文化、政治体制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力量。同时，民族危机通常会使一个民族越发振奋，在国人心中，或许会生成学习西方文明实现民族振兴的踌躇满志和对光明愿景的信心及憧憬。这种意识和现象表现在美学的汉字命名上，可能会情不自禁地在一定程度上放大其积极元素，把本来应该是一门具有一定的冷静而客观特性的现代知识理解为一种具有明显观念倾向和价值取向的学科。这里虽然存在着某种历史的合理性，但也给历史留下了反思的空间。在当时，正是由于汉字文化是使国人体验民族身份和存在感的重要支柱，从而西学的美学在汉字文化的改造和重构下，才会被人们视为中国近代的新知识。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