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再解读”思潮主要以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左翼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是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以及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话语的转向产生重要影响。以1993、1998、2006年作为时间节点，“再解读”思潮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主要沿着“历史性研究”“文学性研究”“现代性研究”三条线索发展。“再解读”思潮并非只局限于《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等少数研究，洪子诚、陈思和的部分研究，以及李杨、贺桂梅、旷新年、蔡翔、李洁非等人的研究，都应该在广义的“再解读”视阈中得到观照。广义的“再解读”思潮体现了40年代至70年代的左翼文学重新获得研究的合法性与方法论的过程，也体现着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的程度。
“再解读”思潮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指从这一时期开始，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出现的借鉴文化研究等新的方法与立场，对40年代至70年代的左翼文学重新进行解读的大规模学术活动。这一思潮因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得名，在世纪之交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后期两次兴盛，力图从“历史性研究”“文学性研究”以及“现代性研究”三种路径入手，以“历史化”的态度重新阐释左翼文学，并揭示其内部的复杂性，以满足当代文学史建构的需要。其研究时而溢出文学，力图为具体的历史、社会、经济问题提供答案。
由于精神分析、人类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知识考古学等西方理论方法的介入，“再解读”思潮的方法论和问题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今天，针对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展开的研究仍或多或少带有相关方法的痕迹。因此，“再解读”思潮时常与“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的说法相伴出现，甚至相互指代，此处需要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特别作出辨析。
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是从研究对象角度形成的范畴，“再解读”思潮的概念则是从问题意识或方法论角度形成的，相关研究强调的是对既有观念的重新审视与改写。纳入本文讨论的对象，并非90年代以来所有对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展开的研究，而主要是那些在出现之时就在立场、方法与问题意识层面上，相较之前相关研究体现出革新或颠覆性意义的研究实践。
研究“再解读”思潮的必要性在于，这一思潮既生产着文学史，其发展过程也相当于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精缩版”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史。每个时期的文学研究，与文学作品一样需要经历“历史化”的过程。今天批评与研究的方式如何形成？文学史的秩序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这些将成为后人面对这一时期文学研究时不能回避的问题。此时，尽早将二十几年间的“再解读”研究真正串联成一个整体，找到不同研究者、研究成果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以及这一时期当代文学研究在方法论和语言上的特征，对于知识的传承将有重要意义。
学界对“再解读”思潮的评价尚有争议，但无论是肯定或否定，显然都还没有穷尽这一思潮的复杂性。一方面，“再解读”研究的体量与时间跨度都不容忽视，相关的研究方法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学界尚未对其发展逻辑、分类、影响作出足够充分、准确的分析阐释；另一方面，如王彬彬等学者从基础概念和价值立场上对其提出了明确的批判，但这种批判所针对的“新左翼”立场只是“再解读”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内部的多元声音。
本文将以“40年代至70年代的左翼文学”作为“再解读”研究对象的统称。洪子诚曾总结出两种左翼文学概念的使用方法，其中一种是“笼统用法”，指的是“按照政治倾向和与政治紧密关联的文学观念的分野，区分20世纪中国文学，来指认其中的一种文学潮流、文学派别。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等概念可以相互替代，它指的是从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运动，到左联文学运动和作家创作，到50年代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等”[1]。本文基本延用洪子诚的这一提法，虽然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还可以更详细地分类，但80年代对左翼文学的“简单化”处理突出了政治性，并将其视为“文学性”的对立面。“再解读”研究建立在对这一立场的反拨与重新阐释基础上，这就决定它在选取研究对象时，大多采用“政治倾向和与政治紧密关联的文学观念的分野”。因此，本文用“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来指代“再解读”思潮的研究对象。
一、内与外的双重作用模式——“再解读”思潮前史
“再解读”思潮的产生，首先与左翼文学内部被压抑的复杂性有关。1949年到1966年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一方面，它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文学‘规范’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则对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离异、‘叛逆’倾向的作家作品提出警告，加以批评、批判”[2]。而“文革”期间，“十七年文学”被视为“毒草”，在诸如《60部小说毒在哪里》这样的言说中，“‘十七年文学’被彻底拒之于……‘无产阶级文学史’视野之外,被简单粗暴地予以否定”[3]。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批评观念开始有意与上个时代的文学保持距离，受到“重写文学史”潮流的影响，这一情况到了90年代初愈演愈烈，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已经成为启蒙思想或“纯文学”的对立面，对其给出负面评价已经成为研究界的某种“政治正确”。在时间跨度上，当代文学史有相当大的部分处于4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在影响角度上，左翼文学及与之伴生的思想潮流产生的巨大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日。然而，学界在90年代以前没有客观、公正地对待这些问题，这是“再解读”思潮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
由于立场与历史的复杂，延续之前的研究、批评方式很难对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进行重新评估。此时，来自西方的新理论为90年代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首先，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使“再解读”研究成为可能。知识考古学关注知识如何形成，对历史的认识如何产生。由于文学史已经对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作出了明确的价值判断，此时知识考古学的立场恰好能够在左翼文学研究史“非褒即贬”的二元对立外，寻找到一种新的视角与位置。而在詹姆逊的理论框架中，除了官方意识形态，“政治”更指向文本之外的广义要素。这些要素是无孔不入的，不能单纯在价值判断的层面上衡量政治的意义，这为“再解读”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可能性。其次，文化研究的出现也为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带来很大启发，使得相关研究能绕过“文学性”这一重要的评判标准，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重新获得研究的价值与合法性。
值得注意的是，詹姆逊曾经如此评价西方理论的“转向”：进入后现代社会后，“理论家抱有完全不同于经典哲学家们的目的，不是致力于冥思苦想构筑坚固的哲学大厦，他们处在一个完全新的世界，他们的理论只是一种论述，一种商品，就像玩具一样，你喜欢它就可以玩它，不喜欢就可以换一个”[4]。对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的研究也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呈现“历史无害化”的倾向。从启蒙主义、人文精神的立场出发，历史情感的淡化意味着一种问题，然而从“历史化”的角度，这种距离感是研究得以敞开的必要条件。
二、由海外至国内：“文学性研究”与“历史性研究”两条脉络的初成
研究界倾向于将20世纪80年代末由陈思和、王晓明等人在《上海文论》开启的“重写文学史”活动视为“再解读”思潮的前史，但实际上这种继承关系更像是一种“冒名顶替”。“重写文学史”的目的在于从“文学性”层面批判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进而重塑当代文学史的序列与面貌；“再解读”虽然也不满于既有文学史，但其所采用的话语资源、理论方法都与“重写文学史”大相径庭，不仅超出了“文学性”的层面，甚至在研究立场上与“重写文学史”形成了冲突。
1993年，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并不是“再解读”思潮的第一次亮相，其中一些文章在此前已于《二十一世纪》《今天》等刊物上发表。在这部论文集中，对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的解构仍在继续，但一种另类的研究立场逐渐浮现。这些论文的作者不再仅从文学性的意义上对左翼文学进行批判，而是尝试对那些裹挟着人们复杂情感的文学史个案，进行不带感情色彩的处理。在诸如“现代性”“反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民族国家文学”“考古学”等穿越国界的宏大理论面前，“再解读”体现出了与先前“重写文学史”的明显差异，左翼文学在验证着这些理论的同时，也被这些理论“翻新”，暴露出了新的复杂性，获得了新的附加值。
整体而言，《再解读》中的文章更注重“发现问题”。在为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拓展空间、提供新的研究方法之余，这一系列论文也难免有空泛的缺憾。其中不同文章内部的“声音”并不一致，虽然以“再解读”的面目集体出场，但刘再复、唐小兵、孟悦的研究几乎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声音。不过，对左翼文学的研究正是从《再解读》开始带有“历史化”的味道。在这种“历史化”的尝试中，左翼文学开始被还原为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部分，相比批判与评价左翼文学，这些研究更关注左翼文学为何在特定时间中呈现为这样的面貌。这在当时以及后世也引来非议，因为无论从何种角度，重新重视左翼文学内部的问题，都相当于站在了“抗拒”与“遗忘”左翼文学态度的反面，而后者才是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
这一阶段的“再解读”研究主要出现于海外，相较国内的文学史研究而言缺乏所谓“正统性”。这是指相关研究中并不存在一种为按部就班建构文学史而产生的“焦虑”。对于这些有海外背景的学者来说，受到国外研究潮流影响，他们对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的探究，只是对于“文化”这一更大范畴的关注的一个分支。例如，唐小兵将更多的精力倾注到了20世纪思想史、延安时期的文化生活，刘禾的主要关注点是译介与跨文化实践，戴锦华的研究更多集中在电影领域。因此，《再解读》只是为更深远的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切口，真正的文学史的建构及问题的深入解决，还是要由国内研究界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一批学者较早转移了目光。从1989年开始，北大中文系的“批评家周末”活动开展了一系列对“红色经典”的重读。谢冕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中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将40年代至70年代的左翼文学生态，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话语置于同一讨论范畴中。《抗争宿命之路》在话语资源与思路上都呼应着海外的“再解读”研究，但该书在当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从后世“再解读”思潮的发展轨迹来看，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该书本身在逻辑上即存在着一些不足，全书分“叙事”“抒情”“象征”三个部分，除第一部分之外，后两部分的逻辑略显牵强[5]；另一方面则在于该书与当时主流的文学史研究思路有所抵牾。
从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到陈思和、王晓明等人组织的“重写文学史”，将作家、文本、文学现象等放到更长的时间脉络里，进而寻求打通从“五四”至“新时期”的文学史，是1985年之后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主流。虽然《抗争宿命之路》相当超前地使用了知识考古学、政治无意识等西方理论，但当作者将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放在“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前无古人”的历史进程中作权力与话语角度的研究时，无疑加剧了左翼文学在文学史中的“孤立”，甚至有夸大文学之于政治的意义之嫌，这与80年代以来的“打通”式研究并不契合。李杨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这样的总体思路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这部论著遭到冷遇。
在此之后，陈思和与洪子诚两位学者的研究为“再解读”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并行的“文学性研究”与“历史性研究”脉络也由此逐渐明朗。本文讨论的“文学性研究”，指的就是那些仍然从审美角度出发，以挖掘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内部被忽略的“文学性”为目标的研究实践。1994年，“文革文学”的代表作《金光大道》准备重新出版面临一片非难之声。同年，陈思和以《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为代表的“民间”系列研究，为国内“再解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方法上的可能性。陈思和在文章中提出“民间隐形结构”[6]这样一个独特的概念，重新使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在“文学性”层面与“五四”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对话成为可能，揭示了巨大的研究空间。陈思和的研究成果虽然很难被直接纳入“再解读”思潮，但其“民间”研究直接开启了“再解读”思潮中的“文学性研究”脉络，对后来受到人类学与原型批评影响而展开的“再解读”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这一阶段“文学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个案，是1996年黄子平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革命·历史·小说》（2001年更名为《“灰阑”中的叙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黄子平从“时间”“身体”“传奇”“宗教”等范畴出发，对左翼文学进行了新的审视。作者所列举的这些要素及范畴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越历史的，他从中发现的美感或趣味也具有普适性。如果将黄子平的研究与陈思和的“民间”系列研究进行联系，可以发现从相对模糊的“民间”到更加具体的“时间”“身体”“传奇”“宗教”，“文学性研究”的外延与视角变得更为明朗。《革命·历史·小说》的篇幅不长且谈论的问题较为驳杂，诸多论述显得蜻蜓点水，但从陈思和的“民间”研究到世纪之交李杨、张清华等人的“文学性研究”中间，黄子平的研究确实仿佛一座连通前后的“桥梁”。
洪子诚在1996年发表的《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等文章中，从“一体化”观念形成的角度寻找到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解构了此前对左翼文学研究合法性的质疑。洪子诚认为，如果说80年代以来备受推崇的“五四”新文学，实际上“不是意味着包容多种可能性的开放格局，而是意味着对多种可能性中偏离或悖逆理想形态部分的挤压、剥夺，最终达到对最具价值的文学形态的确立”[7]，那么研究界对左翼文学合法性的否定便不能成立。同时，洪子诚的研究表明在文学史的范畴中，40年代至70年代的左翼文学与之后的新时期文学或寻根、先锋文学之间并不应该有高下之分，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不一定要具有较高的文学性。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洪子诚认为在狭义的作家、文本之外，包括文学期刊、出版、机关、政策、作家生活史与交往史、文学事件等多种因素在内的“文学机制”也应该是文学史研究关注的重点。“再解读”思潮中的“历史性研究”脉络，主要就针对40年代至70年代“文学机制”展开研究。与“文学性研究”脉络相比，在“历史性研究”脉络所关注的“历史”中，作家与文本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非全部，因此“文学性”也就不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与研究目的；下一阶段出现的“现代性研究”虽然也时常溢出文本，但“现代性研究”强调的是与当下对话，而“历史性研究”则专注于历史层面，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指向与价值判断。
三、争议与深化：“现代性”“文学性”“历史性”研究三线并举
1997年末，以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为导火索，关于“现代性”的研究在国内知识界成为热点。1998年“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出版，同年，一场名为“重话‘文革’时期文学”的学术对话会由中国社科院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这一时期，卫慧、棉棉等作家在市场上“走红”，《萌芽》上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拉开帷幕，文学的市场化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在这样的总体环境中，“再解读”思潮由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
将这一时间节点作为“再解读”思潮两个阶段的分水岭，原因在于消费主义正使得精英知识分子主导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日渐边缘化。这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研究界的关注点集体转向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文学史研究选择“现代性”作为与社会现实对话的切入点，90年代初唐小兵、李杨等人讨论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问题正式浮出水面，对于左翼文学的“现代性”角度研究，成为“再解读”思潮中与“文学性”“历史性”研究并行的新线索。
由于学界对“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并没有统一定义，本文有必要对“再解读”思潮中的“现代性研究”进行界定。“现代性研究”往往以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为入口与佐证，试图溢出文学本身，对同时期的社会形态、组织生活、经济形式等历史问题作出研究，进而在古今对比中以批判性的态度与当下社会进行对话。
“现代性研究”脉络中的典型代表是旷新年的研究。在《“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载《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中，旷新年从动机的正当性上质疑洪子诚与陈思和对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的研究态度，认为无论是在“一体化”还是“潜在写作”的脉络中，这一时期的文学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在旷新年看来，这一阶段的文学似乎应该得到进一步的重视，以及更高的评价[8]。他还从肯定“十七年”时期工业、农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角度出发，认为“十七年文学”因准确地记录、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基础，而对历史和现实产生重要的启示性意义[9]。这种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寻求互证关系的尝试，为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边界与影响。“现代性研究”意味着研究者找到了一种将这一阶段左翼文学与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现实进行对读的视角，尽管结论仍有待商榷与审视。相较“历史性研究”与“文学性研究”，“现代性研究”的对话者并非只面对现当代文学界内部，而是试图与知识界甚至整个社会进行对话。
然而必须正视的问题是，这类“现代性研究”的可信性建立在对“经济基础”准确、全面的理解之上，因此，类似旷新年等研究者的成果饱受争议。这一代文学研究者相比于上一代，明显有了更多溢出文学边界的尝试，以及更宽广的文化视野。但由于自身学养传承的限制，也受到更为细致的学科划分以及复杂的话语权归属的影响，这类研究无论在文学研究者眼中，还是在面对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时，都很容易受到质疑。因此，包括唐小兵、李杨、旷新年以及蔡翔等学者的研究在内，“再解读”思潮中的“现代性研究”总是能够让人产生耳目一新之感，却因为缺乏一种必要的准确性与完整性而毁誉参半，难以真正参与到文学史的建构之中。
之前在思潮的第一阶段就已经形成的“文学性研究”在这一阶段出现了新的变化。李杨从2000年开始，在《抗争宿命之路》的基础上，发表了《成长·政治·性——对“十七年文学”经典作品〈青春之歌〉的一种阅读方式》（载《黄河》2000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并于2003年出版了《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一书。李杨通过对“革命文学经典”的细读，挖掘出文本隐藏的“儿女”“鬼神”等改头换面了的传统民间文学因素可能带来的审美感受。作者也对这一阶段的文本进行了解构（例如质疑朱老忠、冯老兰等人物行为与阶级身份不符），但这种解构的结果是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中“穿帮”的叙事与设计，也成了文本“可读性”的组成部分。张清华在2000年发表的《当代文学中的皇帝婚姻模式──一个男权主义批判的视角》，从原型与叙事学的角度对《在悬崖上》《青春之歌》以及孙犁小说中的两性关系作出了解释，并以此作为这些文本文学性的重要来源[10]。2003年发表的《“青春之歌”到“长恨歌”——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奥秘及其美学变迁的一个视角》，从精神分析与潜意识的角度揭示了《青春之歌》内部的复杂，这种复杂使得《青春之歌》在承担了意识形态的“任务”之余，仍体现出值得重视的文学性[11]。
尽管李杨曾经在文章中表示出对陈思和“民间”研究的质疑[12]，但他与张清华从叙事学角度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分析透露出与陈思和、黄子平等人的传承关系。可以说，由陈、黄划定的一些范畴，直到李、张的文章出现，方才得到了足够详尽、丰富的阐释。
在以李杨和张清华为代表的“文学性研究”中，来自人类学、原型批评、精神分析、解构主义等西方理论方法的影响不容忽视。比如李杨谈到《青春之歌》内部的“情爱叙事”时，就仿佛是在替罗兰·巴特完成一种未尽的“解构实验”[13]。而张清华对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中“皇帝婚姻模式”“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等类别的厘定，及至后来“类史诗”“类传奇”“类成长”等叙事模型的划分，也体现出了鲜明的原型批评意识。在这一思路下，让左翼文学在既往的政治意味之外重现生机的，则是一种与人类学视野息息相关，从个体与集体无意识拓展开来的精神分析视角。
2003年召开的“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实现了对之前“再解读”思潮发展过程的回顾。在这次会议中，以赵园、钱理群为首的研究者正式将40年代文学融入到后来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的整体中，使得对这段文学史的叙述更加圆融贯通。在洪子诚的发言中，还表现出使“再解读”中两条研究路线的矛盾清晰化的趋势。他认为90年代出现的几种理念有将复杂研究客体进行“二元对立”的缺陷，其中就涉及到“‘官方’与‘民间’,‘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14]等概念，而这正与陈思和等人为代表的“文学性研究”脉络有关。由陈思和提出的“民间”范畴正从“原型”与“潜结构”的角度为重新评价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提供了一条宽阔的路径，但不少“跟风”的研究会从既定的概念出发忽略特殊的历史环境。这样的研究会给人一种“新见迭出”的错觉，并可能使原本就已浑浊模糊的历史本身变得更难以理清。以“历史性研究”为主的洪子诚针对的正是这样的问题。
在“再解读”思潮内部出现自我回顾的同时，“历史性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1999年出版一方面回应了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疑虑；另一方面确立了当代文学“历史研究”的典范，从文学史的角度考量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时，文学机制等文本之外的历史因素可能比文本更具有阐释的空间与意义。延续着“历史性研究”的路线，程光炜在世纪之交发表的一系列聚焦于40年代文学现场的研究文章，进一步在现当代文学的范畴中发展了“考古学”式的研究方法[15]。
而贺桂梅的研究成果，使“再解读”思潮中的“历史性研究”在深化之余，呈现出了某种“转变”。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等文章进一步将对左翼文学的历史研究从文本延伸到作家身上。她这一阶段的研究，隐秘而强烈地将文学研究与社会史、革命史、精神史的研究连接在了一起。由此，“历史性研究”与“现代性研究”出现了交叉，而这也正对“再解读”思潮第三阶段形成了一个“前引”。
四、沉潜、分化与转向：“再解读”思潮的第三阶段
大概在2005年前后，“再解读”思潮的发展出现了一段真空期。在上述三条线索上的“再解读”研究都产生大量研究成果后，对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的研究已经相对完整，换言之，此时针对已经逐渐稳定的左翼文学研究状况，似乎很难再出现具有颠覆性或者能够再次敞开巨大阐释空间的研究。以“重返80年代”研究为代表，80年代文学开始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新热点。这一阶段“再解读”思潮的三条线索进一步出现分化与流变，其中“历史性研究”分裂为偏向于文学化的历史书写与偏向于生产机制的细部研究，原有的三条线索变成了四条线索，伴随着分裂，第三阶段的“再解读”研究整体呈现出零散化的倾向。
从2006年开始，李洁非在《文艺报》发表系列文章《〈讲话〉前延安小说的语言》，并开始写作《典型文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这些研究成果和之后的《典型文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典型年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文学史微观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等著作是文学化的历史书写的代表。李洁非的这些研究作为“再解读”思潮中“历史性研究”的延续，体现了在2003年左右贺桂梅等学者乃至更早在90年代杨健、陈徒手等学者所实践的研究方式——文学文本退居二线，研究者更关心的是文学史中的典型事件、个体命运以及历史轮回。在《典型文坛》等书中，作者进行的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更近似于某种有历史原型、文献史料的“创作”。于是，40年代至70年代与文本、作家、学者、制度相关的历史之于读者而言产生了明显的“可读性”。但由于这种研究方式摇摆于严肃研究与通俗读物之间，有时既不能对事件、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推论与虚构，也不能对某些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作出进一步回答。
“历史性研究”分化出的第二个角度，恰好对以《典型文坛》为代表的“文学化”历史书写形成反拨。延续着之前由洪子诚、程光炜为代表的研究脉络，在以姚丹的《“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钱振文的《〈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孟远的《歌剧〈白毛女〉的生产方式——集体创作的话语民主与〈白毛女〉叙事的初成》（载《文艺争鸣》2013年12期）、王本朝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孙晓忠的《改造说书人——1944年延安乡村文化的当代意义》（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等为代表的成果中，对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展开的“考古学”式研究正式形成规模。相比“历史文学化”对个体的能动性的侧重，这种主要对文学生产机制进行关注的研究更注重历史的本来面目，进一步为红色叙事中的经典作品增加了复杂性。
除了上述研究，以黄发有《人文肖像：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当代文学》（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4期）、程光炜《〈文艺报〉“编者按”简论》（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孙晓忠《当代文学中的冯雪峰——以〈文艺报〉为中心》（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吴俊与郭战涛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武新军的《“十七年”文艺期刊管理体制的生成与变革》（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0期）等为例的研究成果中，对于期刊、报纸、出版社的理念以及编辑出版行为的阐释开始与对文本的讨论“分庭抗礼”，期刊与出版在被阐释的过程中不再只是文学文本的附庸与媒介，而成为独立的客体，甚至对文本的产生起到主导作用。这类研究的快速发展标示着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专业化程度日益加深。
这一阶段“文学性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张清华以《探查“潜结构”：三个红色文本的精神分析》《“传统潜结构”与红色叙事的文学性问题》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如果说此前对左翼文学“文学性”的分析，更侧重于作家与读者如何在“集体无意识”中达成审美角度的默契与共识。到了这一阶段，作家如何使用特殊的创作技巧，在作品中呈现“个体无意识”则变成了受关注的焦点。在这一层面上，曾被认为从属于政治的左翼文学也获得了与80年代以来所谓“纯文学”对话的可能。
“现代性研究”在这一阶段遭遇了更大的争议。以《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为例，蔡翔对文学的阐释穿插着对于社会和历史的阐释，肯定了“十七年文学”在反映历史时的准确性与史料性，进而强调了“十七年”时期社会历史的状况对于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参考作用。蔡翔将该书的结束语命名为“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努力”[16]，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几大重要“问题”如“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科层制和群众参与”“政治生活和生活世界”“内在化和对象化”[17]，其研究的动机由此可见。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确实不同程度地表现或涉及作者提出的这些影响中国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问题，因此蔡翔的研究在相关研究中体现出了新意与现实意识。但是，从作家虚构的文本出发验证历史，进而推断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做法是否可靠，仍有待时间检验。客观审视其研究成果，其中多少存在研究者的宏观意愿溢出研究对象的问题。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确实在某些方面能够唤起人们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思考，这是这一阶段文学特殊的文学史意义，然而相关研究必须警醒的是如何确保理性与准确。
这一时期，对于“再解读”中“现代性研究”的反对声音开始集中出现，例如王彬彬在2012年发表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杂论》（载《当代文坛》2012年第3期）就从蔡翔的著作中摘出了不少语法问题与知识性错误。在这一基础上，王彬彬对蔡翔的研究基本持否定态度。在2013到2014年发表的批判“再解读”的系列文章[18]中，王彬彬对“再解读”思潮中的“新左”倾向进行了批判。他的《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问题》（载《文学报》2009年12月3日）《〈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十七年文学”艺术分析之一》（载《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等文章甚至认为“十七年文学”作为研究对象不值一提。郑润良的《“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文学史观萌发的语境及其问题》（载《福建论坛》2010年第4期）、《论唐小兵的“再解读”与新左派文学史观》（载《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论李杨的“再解读”与新左派文学史观》（载《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等文章也对“再解读”思潮中的“现代性研究”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文艺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出现了一批对“再解读”思潮进行总体评述的重要文章，如程光炜的《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我们如何整理历史——十年来“十七年文学”研究潜含的问题》（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10期）），以及张清华的《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状况的思考》（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12期）等。这些文章的出现，意味着“再解读”作为思潮已相对完整，并受到了研究界的高度重视。在更宽广的视野中，主要研究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的“再解读”，成为了当代文学“历史化”整体脉络中的一部分。
五、“再解读”思潮的意义与局限
“再解读”的意义首先是对重建20世纪文学史的传承脉络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政治过从甚密，乃至一度被政治压抑而让渡“文学性”追求的左翼文学，因“再解读”的出现而不再仅仅是失败的文学实践。在文本背后，包括个人与体制的互动、纷繁的文学事件、文本与文学史知识的生产过程……这些复杂的对象与机制承载的是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在“文学性”之外的另一层意义。推而广之，“再解读”思潮对文学史产生的影响，可以引申至更长的时间脉络中。长时段文学史的准确性，建立在短时段文学史的全面与客观之上。这种全面与客观指的就是让一个阶段的文学史呈现出“复调”而非“独语”的状态。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在内的研究都力图弱化左翼文学的重要性，而“再解读”思潮正体现了对这种倾向的纠偏。
其次，在整合文学史之外，“再解读”思潮开启了中国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接受，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对象和方法的选择上产生巨大影响。“再解读”将“文化”这一维度带入文学研究，“文学性”不再是选择研究对象的唯一标准。同时，以“再解读”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将许多传统文学讨论中不曾涉及的对象（例如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以及传统文学研究一度忽略的通俗文学、大众文学乃至影视剧以及文化现象）带入文学研究中。在方法或话语资源上，以“再解读”代表的文化研究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引入了大量西方理论，并且体现出了与文学范畴之外的现实进行“对话”的强烈诉求。
值得注意，“再解读”思潮将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带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造成了一些弊端。第一，部分现当代文学研究“为理论而理论”的弊病正与“再解读”带来的文化研究模式有关。文化研究让现当代文学的文本与各种理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互动，这经常导致仅是文学文本与各种理论的“排列组合”就足以让研究者沾沾自喜，仿佛发现了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而实际上，很多文本与理论的结合并没有具体的价值指向，研究成果流于空洞。第二，大量使人眼花缭乱的理论以及“绕来绕去”的论证方式进一步动摇了文学研究的自信心与可信性，一种“密码式”的写作随之诞生。“再解读”因为涉及一些“敏感问题”（既包括对政治禁区的讨论，也包括对学界约定俗成的“规矩”或习见的颠覆），所以学者时常有意无意地避免直言其是，将“自我”与“立场”作模糊化处理。久而久之，为那些欲“以己之昏昏”而“使人昭昭”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之途，这种研究方式或者说“腔调”，正好掩盖了作者本身在相关问题上的含混乃至无知。直言其是反而被一部分人视作“不成熟”或“不严谨”的表现，似乎只有将自己的观点尽量淹没在大量引文中，用不带情感的“翻译体”甚至文意不通的复杂语法才显得“客观严谨”。这种趋势结合着当下的学位制度、职称制度，以及文章发表、专著出版的混乱状态，生产出大量难以分辨的“学术垃圾”。在这种现状之下，“再解读”思潮虽然瑕不掩瑜，但也难辞其咎。
最后，“再解读”思潮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同样具有启示性，其中的“现代性研究”促使人们反思一度被认为“过时”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虽然“十七年文学”的创作者并不具备后来“寻根”“先锋”作家开放、自由的视野，在形而上追求以及对小说形式的把控能力上也有明显不足，但对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组织模式、日常生活状态、经济生产形式等相关内容却意愿明确，这些正是现实主义的追求，也是文学取信于时代的重要条件。应该再一次强调，这样的说法并不意味着要无条件认可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以及“再解读”思潮尤其是“现代性研究”脉络中出现的成果，而是指在面对相关文学作品或研究成果时，不仅要对其进行理性的分析，辨明其中的错位、谬误，也应该客观对待其中的积极性尝试。从“再解读”思潮三条相互交叉的研究脉络中，我们能够看到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史中一个相对完整的段落，如何从被边缘化到重新引起关注，也能看到文学史研究在面对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时如何以新的评价标准、理论方法开辟研究空间。“再解读”思潮出现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对当代文学史研究却具有典范性意义。“历史化”的进程永远不会停止，对“再解读”思潮进行研究，不仅意味着对已有的学术史作出清理与重审，更意味着未来面对80年代、90年代乃至新世纪的文学史时，当代文学史研究将有更加充分的准备。
注释：
[1] 洪子诚：《左翼文学与“现代派”》，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1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2] 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6页。
[3] 曾令存：《“十七年文学”研究与“历史叙述”的重构》，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4]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5] 李杨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现代民族国家“叙事话语”的形成，这与该书第一部分“叙事”高度重合，从主题的角度，后面两部分“抒情”“象征”与前面的叙事并不是同一级别的概念。另外，支撑“叙事”部分的是“十七年文学”中最重要的几部长篇小说，而支撑“抒情”部分的主要是毛泽东诗词以及一些散文与现代诗、支
撑“象征”部分的则只有几部样板戏。从支撑对象的复杂性以及数量来看，后两个阶段的论述明显与“叙事”阶段不在同一水平。后来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基本以“叙事”部分为主体，删削了“抒情”与“象征”部分的论述以并入前者，也基本证明了笔者的这一看法。
[6]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载《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7] 洪子诚：《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8] 参见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载《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9] 参见旷新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创业史〉》，载《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0] 例如,作者认为孙犁的小说就与《聊斋志异》的范式相通，其中常有女性主动、男性被动的两性关系，但是“孙犁小说的最成功之处便是他的女性人物形象的刻写”；同理《青春之歌》“之所以能写得一波三折，在红色叙事的油彩下仍很有魅力，主要是它的内部自觉不自觉地隐含这样古老的结构”（参见张清华：《当代文学中的皇帝婚姻模式──一个男权主义批判的视角》，载《小说评论》2000年第3期）。
[11] 通过对折射了林道静潜意识的梦作出精神分析，作者“实际上是要表明这部作品所达到的那个年代文学所能够具有的最大的心理与精神深度。毫无疑问，没有哪一部十七年的小说能像《青春之歌》这样，有着如此多潜在的阐释空间，以及关于一个时代的政治、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广泛辐射力”（参见张清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奥秘及其美学变迁的一个视角》，载《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12] 这种质疑集中体现在李杨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中，李杨认为陈思和及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强调“民间意识”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对立性是不准确的，而这并不妨碍二人对左翼文学中民间因素的重视是具有共性的。
[13] 在谈到罗兰·巴特时，李杨写道：“他的拿手好戏，是追求所谓‘文本的快乐’，它能够在许多意义崇高的文本中读出隐藏的色情意义……许多公认的立意高远的严肃文学作品在巴特的笔下都产生了‘色情’欲望……然而，这位‘黄色阅读’的高手在中国竟然没有找到合适的材料……显然，有些东西成功地逃过了罗兰·巴特的鹰鹫一样的眼睛。”（《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126页）在这样的基础上，李杨开始在“性”与“政治”之间展开对林道静命运的细读。
[14] 洪子诚：《历史清理的方法》，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15] 如程光炜的《中国“歌德”之道路──论郭沫若解放后的思想和文艺活动》（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毛泽东与当代文学》（载《粤海风》2002年4期）、《郭沫若后期的文化心态》（载《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1948、1949年的文化观察》（载《天涯》2002年06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又一次探索——试论四十年代的文学环境》（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多元共生的时代——试论四十年代的文人集团》（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等研究成果，大多以文人、制度、事件等文本之外的因素作为研究对象。
[16]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5页。
[17] 在《革命/叙述》中，“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指向的是当下社会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的问题，“科层制和群众参与”与“内在化和对象化”指向的是官僚主义与特权阶层以及曾经的“人民”无法在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政治生活和生活世界”指的是当下随着城市和消费发展，个人的欲望诉求与国家的政治形态出现矛盾。
[18] 包括《被高估的与被低估的——“再解读”开场白》（载《文艺争鸣》2013年第2期）《〈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再解读——以黄子平、贺桂梅、戴锦华、孟悦为例》（载《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2期）《〈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初解读——以唐小兵文章为例》（载《文艺研究》201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