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诗史上，有关《女神》的历史定位，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话题。相较于《尝试集》，《女神》晚出了一年多的时间，但甫一问世，就隐隐然挑战了《尝试集》的地位，甚至被看作是新诗得以成立的真正起点。然而，随着新诗的不断“演进”，当“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而象征实在是其精意”的观念，支配了更多的写作和阅读，《女神》的评价也逐渐走低，和《尝试集》一起被挤到了历史的开端处。如果说《尝试集》因风格过于直白、散文化，而一直遭到后人的讥嘲，那么《女神》激昂扬厉的夸张书写，一定程度上也被当作“诗体大解放”不节制的产物，需要更精微的技艺来纠正。尤其在受诸多现代“趣味”熏陶的当代读者这里，《女神》粗枝大叶的风格，更是很难得到同情。
针对这一问题，温儒敏教授曾有《郭沫若阅读的两极现象》一文，提出要让今天的年轻读者接受《天狗》，可采用所谓的“三步阅读法”，包括“直观感受”、“设身处地”、“名理分析”，简言之，要将专业的文学史分析和对五四时代精神氛围的感知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做到一种历史的“同情”乃至“共情”。这一思路切实可行，可以补充的是，仅仅回到历史的“现场”，仍有可能局限于一些固化的文学史叙述，让直观的阅读感受，回收于“个性解放”、“时代精神”一类陈言套语之中。某种意义上，怎样解读《女神》，涉及的并非只是郭沫若早期创作的评价，同时也关乎新诗起点的历史认知，要把握并打开这一“起点”的意义，或许还需挣脱单一的新诗史、文学史线索，在更宏阔的思想文化视野中重构问题框架，一些看似已经“常识化”的结论，也可能由此被重新激活。
一
在《女神》的接受史上，闻一多发表于1923年的《〈女神〉之时代精神》，自然是一篇无法绕开的雄文，与同时代的读者和批评家不同的是，闻一多在一开始就挣脱了语言、形式层面“新旧”之别的讨论，另辟空间，使用了一个德国式的概念“时代精神”（Zeitgeist），来概括他对《女神》中动荡不安、激昂扬厉之气息的感知。事实上，自认为“极端唯美论者”的闻一多，对《女神》的推崇并不是毫无保留的，私下里，也表达过对郭沫若技艺粗糙的不满，但这并不妨碍他从一个极高的理论层面，来把握这部诗集的起点意义，而且，闻一多所谋者大，借谈论《女神》，他也意在阐发对新诗之“新”、抑或新诗之“现代性”的总体理解。那么，“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在他那里,所指为何？套用卡林内斯库式的表述，闻一多进而从“动的精神”、“反抗的精神”、“科学的成分”、“世界之大同的色彩”、“挣扎抖擞底动作”几个方面，勾勒出“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之“五张面孔”，而其中的意涵，或许也尚未被充分打开。
所谓“时代精神”之说，经过不断的转述、重申，今天听来，已近乎某种“陈言套语”。然而，作为一个思想史、精神史的概念，至少在闻一多的时代，“时代精神”还是一个全新的、充满可能性的论述，有两点可以注意：首先，在闻一多笔下，“时代精神”并没有落实为“民主”、“科学”、“个人的发现”等具体的时代命题，他关注的毋宁是一种隐含在历史进程中的精神气质，一种强劲的时代风格、节奏。其次，后来的文学史家接续其思路，往往仅在“五四”的背景中讲述“时代精神”，闻一多无疑站得更高、望得更远，将“二十世纪”这一宏阔的历史视野，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依照闻一多的逻辑，“新诗”之“新”，不在于白话的有无，也不限于文学感受力、想象力的刷新，而要看能否与20世纪之“短促”历史之内在节奏发生高频的共振。后来的新诗人和批评家也爱说“现代”，但往往流于经验的表象，诸如机械文明的喧嚣、都市生活的纷乱、震惊的感性片段……相形之下，闻一多的眼光显得格外深透。
二
《女神》中的科学因素、科学想象，也是后来常被讨论到的问题。粗略统计一下的话，《女神》涉及的知识门类，包括医学、解剖学、物理学、热力学、天文学、电磁学、地质学等。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正是闻一多指出的：“还有散见于集中地许多人体的名词如脑筋，脊髓，血液，呼吸，……更完完全全的是一个西洋的doctor底口吻了”。
所谓“西洋doctor底口吻”，确实是理解郭沫若早期写作的一个重要线索。在《创造十年》中，郭沫若曾回忆1918年秋冬季所上解剖课的感受：“在头盖骨中清理出一根纤细的神经出来的时候，那时的快乐真是难以形容的”。这样的描述如他自己所言，“好像很恶心”，而他也将自己文学的起点，明确与解剖室中的经验相连。
除了诗歌中的想象，在自述中，郭沫若常将创作的发动与特殊的生理状态相连，说自己“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而《凤凰涅槃》中“凤歌”与“凰歌”交替展开，直至最后的“凤凰和鸣”，不断复沓的诗节，模拟神鸟的翱翔、舞蹈，具有很强的巫术色彩和身体的动作感。这种“诗语的定型反复”的句式，也被他论断为：“由精神病理学的立场看来，那明白地是表现着一种神经性的发作。”可以说，无论登山、观海、望星空、还是在树下醉歌，郭沫若似乎都能构造一个失控的、痉挛的身体形象。
从语言、形式的角度看，新诗之“新”自然与白话书写、自由表达的活力相关，而郭沫若在“起点”上却赋予了新诗语言一种独特的身体紧张感、能动性，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物质文明底结果便是绝望与消极。然而人类底灵魂究竟没有死，在这绝望与消极之中又时时忘不了一种挣扎抖擞底动作”，当闻一多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他未尝不在表达《女神》带给他的身体性感受。这“挣扎抖擞底动作”、这“悲哀与奋兴”的反复交替，恰如神经的痉挛，连通了“动的精神”、“反抗的精神”，说明“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不仅生成于外部的历史，最终也会在新诗语言的内部形成震颤。
三
依照浪漫主义的想象，疾病的、不安的身体与文艺的创造性，本来就有一定的关联，但郭沫若不只是在一种修辞的、比喻的意义上来谈论这个问题，对他来说，“一枝枝神经战栗”的身体是作为一个知识对象来被认识的，利用“近代医学、尤其是生理学的知识”，“独自树立一个文艺论的基础”，也是他在20年代一个主动的追求。这意味着，诗人的“身体”一方面狂躁不安，另一方面，又是吻合于“科学”的原理，两个看似矛盾的面向交织成“时代精神”面孔上的特殊表情。
简言之，诗人体内战栗的神经、澎湃的血潮，不仅相和于大自然的“律吕”，同样可以呼应社会心理、集体情绪的起伏升沉，用郭沫若自己的话来说，“人生的苦闷，社会的苦闷、全人类的苦闷，都是血泪的源泉，三者可以说是一个直线的三个分段”。在“五四”前后群体运动兴起的背景中，这种浪漫的“一元论”诗学，配合社会病理学的视角，显然内在勾连了一种自发性的社会革命的可能，一种在20世纪中国十分常见的动员型的政治、“文学化的政治”。
对脑筋、血管、肢体的夸张描述，与郭沫若对诗人身体的病理学呈现十分相似，那只声嘶力竭、渴望自我爆裂的“天狗”，也可再向前一跃，引发群体性的革命。当然，这种动员型、文学化的政治，势必要受到科学的“主义”的引导，才能纳入到组织化的政治轨道之中。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女神》之抒情政治的一个方面，其更内在的能量，并非仅限于集体情感的引燃，因为无论“泛神论”式的物我合一，还是身体与自然的不断应和，都不完全是被动的反射，“挣扎抖擞”也是一个自我创造的动作、一个可能性涌现的时刻。
四
在抒情政治与革命政治的内在连通中，诗人主体与“历史之风”、不安身体与自然节奏之间的呼应、扩张、灵活“转徙”，的确“排演了革命文化和革命政治的能动性”。这种能动的、外向的文化政治，拒绝“内向沉溺”的同时，是否也缺乏一种“内向辨识”、主体深耕培力的维度，当然是可以质询的。对于投身革命的分子而言，除了在变动“时势”中保持高度政治认同，如何改造旧我、让新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根治于主体内部的翻转,是一个更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些争议的存在，不会消解《女神》的“起点”意义，只会让“起点”的意义更为复杂。
进一步说，“世纪”的眼光，不仅对重读《女神》有效，同样适用于早期新诗的理解。与《女神》相比，同时期的白话新诗，可能显得过于素朴、直白。但这种印象是不甚完整的，暂且不论早期新诗人在“诗”的方面也颇多用心，更重要的是，新诗的发生并非只是白话对文言的替代、只是工具意义上的“诗体大解放”，正如闻一多要阐发的，新诗之“新”生成于“五四”前后文化政治的“场域”之中，对另一个审美空间的追求，一开始就伴随了新人、新文化、新政治、新社会的构想。
作为20世纪中国的一项特殊的文化实践，新诗的历史展开已有百年。表面看，“百年”与“世纪”，似乎是可以相互替换的概念，但如果稍作“过度阐释”的话，或许也可引申出两种不同的问题框架：“百年”可以理解为一种绵延的时间维度，对应于新诗史的线性展开，所谓传统与现代、格律与自由、诗体的解放与诗美的复归、先锋性与现代性等议题，也往往呈现在这一线性的维度中；相对而言，“世纪”可以更多理解为一种思想史、政治史的视野，对应于“时代精神”的凝聚或消散，历史危机与转机的辩证转换。两种框架既有重叠，实则也会有所不同，用“世纪”的眼光，重新审视新诗的发生，梳理其与20世纪历史进程的复杂关联，以及在此过程与现代中国人心灵的激荡，其意义在于，能从传统与现代、格律与自由、保守与先锋的惯常争论中挣脱出来，并整合左翼革命诗歌、现代主义诗歌等不同脉络，构造出一种更为总体性的历史视野。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