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涛
嘉 宾：石一宁 刘大先 阿舍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悠久的文化传统，对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作家网“作家说·70光华 文学见证”主题直播《少数民族文学：新的空间与可能性》，特邀《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黄河文学》编辑、作家阿舍，围绕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机制、创作成就、理论评论发展等内容展开交流，总结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探寻少数民族文学新的发展空间和可能性。直播由中国作协创联部民族处处长陈涛主持。 ——编 者
陈 涛：大家好。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70年的风雨历程，有着悠久文化传统与历史积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当代文学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举办这场题为《少数民族文学：新的空间与可能性》的对谈，对7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一个梳理、对它的未来进行一次展望。
今天的谈话主要围绕三个大的主题展开：少数民族发展体制机制、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问题。
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对于体制机制的保障，石老师作为《民族文学》主编，您对7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召开少数民族文学会议以来的发展应该有很深的感触。
石一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整体登上了中国文坛，之后经过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发展，在新时期又迎来了更大的繁荣，尤其进入新时代之后，民族文学在体制机制的推动下进入了全面繁荣发展的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跟中国作家协会2013年起实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关系非常密切，工程就少数民族文学人才培养、鼓励创作、扶持创作和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给予了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工程实施以来，成效显著。比如编辑出版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还推出了如《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册》等汉译民专项作品和《少数民族文学优秀翻译作品选》等民译汉专项作品。除中国作协大力支持少数民族文学外，中国作协的各直属单位，比如鲁迅文学院、《文艺报》、作家出版社等都大力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民族文学》杂志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国家级的少数民族文学期刊，更是秉持“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宗旨，从1981年创刊以来，对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向前发展作出了贡献。如今，全国55个少数民族全部告别了口头文学的时代，都拥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和作家文学。2009年《民族文学》创办了蒙古文、藏文和维吾尔文三个少数民族文字版，2012年又创办了《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到现在《民族文学》杂志拥有汉、蒙、藏、维、哈、朝六个文版，在我国和世界的文学期刊界都是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
陈 涛：阿舍也是切身受益者。
阿 舍：对，我从2008年就开始受益。那时候我刚开始写作，在一些刊物上陆续发表作品，突然有一天收到了《民族文学》编辑的约稿电话，当时我非常吃惊，因为起初作品发表在一些省级刊物上都比较难，更别说国家级刊物了。编辑向我约稿，我确实感到高兴又意外。从那时开始我就成为了《民族文学》的长期作者。有时候自己对写出来的作品都没有自信，担心《民族文学》不接受，但是他们不但接纳了我的作品，还支持我在文本上进行创新。2010年，我的《白蝴蝶黑蝴蝶》获得了当年的《民族文学》年度奖，是这个奖把我送到鲁院学习。直到今天还是经常收到《民族文学》的约稿和活动邀请，这促使我思考很多问题，比如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怎么既立足于民族和地域性经验，又对整个社会、历史、人类的共同处境高度关注。
我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受惠者，受惠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我身边的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工程对作家不仅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更促使作家去关注、思考少数民族和文学的发展，作家们在这种氛围中得到了成长。
陈 涛：这些工程扶持作品约有600多项，汉译民、民译汉翻译作品大概每年有25卷左右，今年《民族文学》的专项工作翻译量接近几千万字，对此大先有什么感受？
刘大先：我跟《民族文学》的渊源也比较深。2006年左右，当时叶梅主编约我写当年少数民族文学综述，从那开始我每年都写。少数民族文学在世界范围来看确实是中国文学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国外也有自己的少数族裔文学，但相比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有差别的。少数民族文学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组织性、制度性和优越性。它不仅仅是制度性的安排，还有自身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与中华民族文化本身复杂的结构是有关系的。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语言多样，各地文化习俗不同。中国文化传统有着两个互相辩论的传统，一个是大一统的传统，而另外一个传统，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就是因地制宜。一方面国家要统一，另一方面我们会尊重各个地方的习俗、文化、传统。上世纪60年代，西方文化多元主义兴起，到80年代改革开放，将这股思潮吸收过来，变成一个新的文化多元主义的传统，新时代以来，文化多元主义传统又跟时代大的建构相互结合。由此观照少数民族文学，它从根基上来讲是有自身的合法性的，这个合法性不仅建立在组织机构上，也建立在它自身的文化因素之上，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些作家和批评家觉得文学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没必要再给它加一个定语。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没有理解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性的意义和政治性的意义。此外，少数民族文学经常会涉及一个理论性问题，就是民族性。它总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进步而进步，始终是流动的状态。认为某个民族的文学一定要反映出某种少数民族的特性，就把它僵化了，民族性一定是创造性的、开放的、自由的。
陈 涛：民族性有没有一种内在、本质或者不变的东西？
刘大先：文化是分层级的。像桌子、椅子这种是文化的器物层面，是文化最低的层面。再高一个层面是制度层面，更高一级是精神层面、观念层面。民族性的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可能比较容易发生变化，但是在观念和精神层面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这就是人类学上讲的核心稳定、边界流动。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是比较稳定的。
陈 涛：就我个人感觉，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还是存在脱节、停滞现象。各位老师怎么看？
刘大先：早在上世纪50年代，老舍、何其芳等人就已经呼吁我们应该多多关注兄弟民族作家、兄弟民族文学、兄弟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有着丰富的资源，但是却缺乏研究、提炼的大话题。
少数民族文学相对弱势，有外部的原因，但实际上也有内部原因。从整体中国文学格局来讲，中国少数民族创作也存在一些模式化的问题，还是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以长篇小说为例，往往容易形成几个模式。一种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就是代际冲突——现代化对于古老族群传统、乡村传统、血缘共同体、村落共同体的冲击。
还有一种模式我把它归结为全球化和地方性的矛盾。正如原来一个封闭的文化圈里突然来了一个外来的文化人物，打破了某种平衡，或者在一个本来比较封闭的环境里，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要走出他的封闭环境。这是上世纪80年代典型的写作，有着当时特定的背景。进入新世纪，文化自信得到提升，但是少数民族作家往往还延续着上世纪80年代的思路，他们应该重新去发现世界。
第三是神话意识模式。从《白鹿原》之后，有的作家形成一个家族史小说叙事的套路，动辄写个百年中国的历史，认为这是一种史诗写作，其实是一种模仿型的写作，是二手写作。
阿 舍：大先总结得非常好，但是你的认知、批评怎么能让更多的少数民族作家看到和理解？
刘大先：我觉得作为写作者应该有自觉。其实许多基层写作者经验非常丰富，但是还无法把自己的经验讲述成故事，因此经验是碎片化的。作家应该多读一点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提炼思想，这很重要。
石一宁：大先刚才讲到“少数民族文学叙事的缺席”问题，涉及到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队伍如何建设。我们一方面要培养、扶持少数民族身份的文学研究队伍，同时我们也请汉族的少数民族学者、评论家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目前情况还不容乐观，我觉得需要充分运用体制机制的力量。
陈 涛：阿舍的经历是很传奇的，你的母亲是维吾尔族，父亲是侗族，你又嫁给了一位回族人。你是如何看待民族性、地域性的？
阿 舍：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为我提供了一些感性的内容。我的外祖父是一个山东人，汉族，娶了一位维吾尔族人，生了我母亲。我母亲也是这样，到了我还是这样。我先生出生在一个非常传统的回族家庭，但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态度一开始就是开通和开明的。受生活经历影响，我天然形成了一种开放的民族观，加之又读了一些人类学的书籍，我发现我们家多民族交流、交融的事实正好符合民族形成的本质性——民族的形成本身就是开放和流动的。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一直在不停地吸纳、又分支出去，不停地改道，然后又汇入大海，进入一种新的循环。所以在我的作品里可能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观念——我不会在人与人之间、生命与生命之间建立高低优劣的区别，不会在自己的民族和别的民族之间故意制造隔膜，这种心态使我处理小说中的人物和观照一些事物时，天然就具有了一些文学本身要求的精神——理解和宽容、宽恕和悲悯，这种精神是生活本身馈赠给我的，我对我的家庭和家族充满感激。我希望各个民族之间互相理解，而不过分强调差异性。在别处，我对不协调的情绪非常敏感，稍有发现就会把它吸纳进来和自己的感性认知两相对照，我用这种判断力和取舍力寻求民族与民族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陈 涛：下一步少数民族文学为当代文学还能提供哪些可能？
石一宁：首先少数民族作家还是要聚焦时代的主旋律，比如现在中国大地上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脱贫攻坚战。因为贫困人口很多是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因此脱贫攻坚战跟少数民族关系非常密切。另外一个就是生态文学作品的创作。少数民族文学跟生态文学创作有很天然的联系。少数民族作家所在的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是有高山草原、大江大湖的地方，风景非常美，怎样让锦绣河山绵延千秋万代，继续造福子孙后代，是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多思考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它还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乃至文化格局。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就生活在丝绸之路地带，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落实和不断推进会给少数民族文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当然，文学，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应该百花齐放，但是我认为我们提倡多样化的前提还是要弘扬时代的主旋律。这是我对少数民族作家新的空间和可能性的一个期待。
刘大先：我去参加“五个一工程”评奖的时候，赵德发的《经山海》获奖，这是一部扶贫题材的作品。《经山海》写的是海洋，海洋是一个浪漫化的、风景性的存在，但是在新时代扶贫题材的书写里面，就成了一个可认知的、生产性的、日常性的存在，这样的书写就比较新颖。另外，文学要塑造形象，《经山海》这个小说写的是基层女干部的形象，这也比较有意思，关注了一个女干部怎么艰难探索自己的道路，怎么艰难成长，探讨了知识分子、干部怎么跟老百姓结合的问题。
我们这代人亲身经历了城市化的过程，见证了原来的生产方式进入城市怎么产生文化碰撞。真实的经验总是能够打动别人，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当下的时代是一个融媒体的时代。网络文学影响越来越大。有很多少数民族网络作家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挪用到网络文学里面来，这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少数民族文化的遗产有多个开发方式，它既可以写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可以写当代变化，甚至可以完全抛开这些，去写一个架空的世界，世界是敞开的，就看作家怎么取舍。
阿 舍：我想从创作的层面来看少数民族文学可能性的问题。我翻了翻部分回族作家近期发表的作品，发现他们的民族经验、地域性色彩在近期的新作中大幅减少，甚至流失。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首先，一个作家不会仅仅满足于只写本民族的题材，这是一个作家自我成长很正常的诉求，是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和期待的。其次，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民族经验、地域经验、差异性经验减少和流失是必然现象，是每一个民族、包括汉族作家都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需要接受它，面对它。第三，我觉得他们现在的转型并不代表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而可能是一边思考一边写，在寻找新的突破口和可能性。
一个作家，无论是少数民族作家还是汉族作家，都要去寻找自己观察和表达的支点，这个支点不是固定的，它随着作家的成长不断移动，但是每个阶段都有一个支点。我也在找自己的支点。近两年我把目光和视野放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想看看自己在这个历史书写中能走到哪一步，能完成到哪一种程度。我们都在寻找这种可能性。
陈 涛：汉族作家书写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在少数民族文学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刘大先：我的一篇文章《民族生活、民族形式与民族书写的嬗变》，就梳理了新中国70年来的民族书写，这种书写不仅仅是少数民族的，也是汉族的。比如作家徐怀中，他最早的长篇小说是写在西藏地区怎么推广农业技术。再如闻捷，新疆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诗歌形式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王蒙曾经在新疆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他之后写了大量先锋手法的小说，但是你会发现新疆生活和文化隐含在他创作的文化脉络中。
回首看上世纪80年代文学，比如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死街》，你会发现它既有当时先锋文学的影响，又蕴含苗族文化、土家族文化。因此是不同民族的书写，共同表现了我们时代的中华民族的生活。
石一宁：少数民族作家从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当中能够学习、借鉴到很多东西，能够启发很多思考。这也是文学本身反映生活的事实。我们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大家庭，各民族都在共享着一种多民族的生活。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鼓励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题材的文学创作，而少数民族作家也应该多学习、借鉴汉族作家创作少数民族题材作品的经验。
（本文根据中国作家网“文学直播间”现场记录整理 整理者：马媛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