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曾经在一篇访谈中自称是“那种特别传统的作家”。他所谓的“传统”其实是19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实主义的传统主要在于要体现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担当，他没有像同时代多数青年作家那样热衷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入的各类现代主义技法（比如意识流、叙事圈套之类）的模仿，对于细微“人性”和暧昧情感的热情似乎也没有那么孜孜以求，更多时候，他在讲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大刀阔斧，尤为关键的是叙述者从来没有像“零度写作”那样试图隐匿自己的人性缺陷、价值立场和伦理态度。他的写作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关切无疑具有明确的现实问题指向，涉及在这个大转型时代人的生活、情感和道德的根本转折，又于转折中彰显稀缺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念，从而使他用力较多的中篇小说具有了长篇小说的气势。他的现实主义并非全然试图在摹仿中建构一个仿真的世界，而毋宁说是创造出一种寓言故事来努力进行总体性勾勒和概括。
对于学院派的观察者而言，他的小说在当下的写作风尚中即便说不上是反潮流的，至少也并非主流——正义、道德、信仰、担当等一系列主题，颇能显示出“宏大叙事”的特点，虽然篇幅未必很长，但每一篇几乎都构成了一种带有广泛意味的时代寓言式书写。较之于更常见的人性、欲望、消费、苦难之类题材，这种美学取向让他与以个人主义为底色的那类作品区别开来。
石一枫的小说之所以“传统”，表现在另一面是一反先锋小说以来的形式探索，而带有通俗小说色彩，他会大刀阔斧地推进情节进展，因而与90年代之后兴起的日常生活书写的稠密乃至许多无意义细节呈现不同。重新将故事而不是生活碎片、个人情绪与感受置诸小说的中心，实际上是晚近小说顺势而为的调整和改变，因为过于繁杂的经验与碎片化信息已经充斥在当下的媒体语境和人们的日常感知之中，对于感官与接受而言，丰盛的描写反倒容易造成遮蔽与迷失。石一枫的叙述者即便是“我”，在限知叙事中也时常会通过人物回忆、讲述或者叙述者的解释，使得小说情节部分地具有全知色彩，并且总是会清晰地展现出一个起承转合的脉络，给出一个“结局”式的结尾。
在现代主义小说修辞与叙述手法的角度看，讲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未免有些过于中规中矩甚至老套，但是就完形心理学而言，完整的故事符合普通读者长久以来形成的平衡心理。石一枫让他的叙事者持有的价值观与普通市民采取同一视角，很容易获得读者在情感与情绪上的认同。石一枫以市民价值观叙述的素朴道德故事，再以平实、俏皮与顺达的语言讲述出来，超越了地方性的“京味”，而带有更普遍的美学意味。石一枫在早期经常以叙述者插话的方式卖弄自然主义式的贫嘴，但近年的作品中逐渐掺杂了端肃庄严的抒情，比如《心灵外史》和《借命而生》的结尾——这一切都以便于读者接受、激发共情为准。
除了这种形式上的“传统”之外，对于现实主义典范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关切则是其主旨上的表现。石一枫通过一系列道德、责任、信仰等已经被同时代很多小说作者放弃或者隐匿的宏大话题，重新释放出长久以来被个人主义幻觉所营造出来的文学自主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纯文学”话语树立了一种刻意疏离乃至对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性立场，而强调审美的自足与独立性，这种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学观念解放了曾经一度遭受压抑的形式探索与观念更新的合法性，然而其内在逻辑埋藏着将文学从社会议题中抽离出来的倾向，如果不对其边界有清醒的反思则会造成难以避免的形式主义和狭窄想象。就文学接受而言，如果要联结起广泛的共情，一定要有来自于文学对于生活的互动、情感的抚慰、精神的滋养和认识的反思。
处理现实题材如何避免被大众传媒话语所牵引，或者变成新闻拼贴，在我们时代的写作中是个难题。在《地球之眼》中，石一枫机智地通过文学的形式探讨了社会或者政治哲学所无法直接表述的社会生态和道德情感的变迁，关联起校园、社交、国企改革、官员腐败、资本殖民、跨国流散等诸多面相。但是他并非靠堆砌庞杂的信息，而是巧妙地设置了“地球之眼”的叙事中心，一方面从现实层面而言勾勒了技术时代的真实状况，并且让技术手段成为叙事的重要动力因素；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种景观社会的凝视隐喻和地球村时代的控制寓言；最主要的还是小说中关于“道德”这一命题的换喻。在多元主义和理性逻辑中，回避道德这样的话题已经成为当代小说的一种通病。石一枫并没有回避，但也避免了让自己的隐喻成为一种“举头三尺有神明”式的道德诫谕，而是让叙述者和人物对其进行了自我反思，从而突出了伦理认知的复杂、暧昧与纠缠。
叙述者“我”屡次出现在石一枫的不同作品中，他们不具备道德权威因而无法让人效仿，却能激发情感的共鸣，尽管被赋予不同的身份背景和姓名偏好，但他们都是同一类人格。他们是“嘲讽性的、自以为世事洞明”的犬儒主义者：“我”原本安于现状，虽然不满现实，却无力改变现状，只能采取愤世嫉俗的态度，稀薄的道德感不足以支撑在浊世中的定性，因而不过是一个随波逐流者。“我”看上去是文学史上常见的“多余人”的角色，却没有贵族或知识分子式的焦虑，而纯然认同了一种普通人视角。因为充满自嘲精神和人情练达的敏感，这个随波逐流者保留了基本的道德底线，所以存在着转变的可能。石一枫让自己的人物还原到最基本的人伦底部，在天性良知的根基上通过外部刺激，让麻木不仁的道德情操被激活。
在宏大叙事终结、拆卸崇高的实利主义语境中，我们更多接触和葆有的德性是“可亲的”的道德。这是石一枫观察社会与认知世界的角度，有其优长，也有其局限。很多时候他显示出明确的先行主题和叙述主体的游离姿态，仅此而言，较之于更多同代作家的道德冷漠主义已经难能可贵，后者往往以人性的复杂性为遁词来逃避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这实际上是一种后现代式的怀疑主义思想风格，世界因此变得神秘、碎片化而停滞，文学叙事中历史连续性的断裂以及总体性的匮乏正是由此而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石一枫以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回归与改造，重启了一种启蒙叙事，但这种启蒙并非精英式自上而下的宣教，而来自于底层之间体贴共情、患难相恤以及在自省与行动中的自我启蒙。小知识分子被底层民众自下而上的启迪，来自五四新文学开创的悠久传统，显然这来自由问题意识所设定的主观先行主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石一枫确实是“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传人，但我们必须清楚，这种现实主义其实是理想主义，它并不试图通过模仿而创造出一个似真性的世界，而是借助集中与强化的手法凸显出想象中的寓言化“现实”。
重建总体性的方式有很多种，卢卡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内部多种声音中发现了这种可能性，但正如现代小说是对史诗的模仿而不能企及一样，当代生活的系统、复杂、含混与斑驳现实所包含的多维层面已经让模仿与表现都难以为继，而现代主义式的用荒诞、扭曲与变形来抽绎复杂性也被证明容易流于审美形式主义——石一枫的小说提供了另一种化繁为简的故事讲述方式，不失为一种举重若轻的尝试。他几乎都是凭恃明确的主旨编撰叙事，从而在芜杂的经验中厘清、凝聚起关于当代中国转型过程中个人与社会、理性与情感、平等与正义的演化脉络。
正是在对于历史的辩证认知中，石一枫创造了一种反颓废的普遍性叙事，不仅直面当代的精神难题，更是通过对于精神难题的书写抵达社会问题的提炼与分析，丰富了现实主义写作的样态。他回归19世纪现实主义传统并非是对某种作为手法与美学的现实主义的复辟，而毋宁说是在现实语境变化了的基础上，秉持了现实主义精神所作的变化，其中熔铸了带有古典说部和民间故事色彩的讲述方式。这是在机械复制、经验贬值时代的一种选择，我们在原先被称为类型文学的科幻小说、网络文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故事回归的现象，它们并不诉诸在文本中建构一个细节仿真的现实式世界，而着眼于社会总体性的勾勒。现实主义写作方法有着广阔性与多样性，唯其如此，现实主义才能真正显示出其开放性和历久弥新的艺术感染力。
现实主义在晚近几年出现了一种复兴的趋势，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詹姆斯?伍德所批评的“歇斯底里现实主义”，即那种“现实主义”以大量知识与社会关系试图最大限度构拟出当代生活的复杂与丰富，但如果缺乏一以贯之的价值观作为统摄，可能在逼真性中失却道德性，充满庞杂的信息而缺少基本的人性内容，把生活的活力变成了戏剧的活力。石一枫取径故事化，让随身携带时代与文化印记的类型人物代表了某种普遍性，使他的小说成为一种社会评论。这种做法当然冒着失去人物内在性的风险，很容易滑向无情与反讽的喜剧，但是叙述者最终被人物的执着所打动，及时在麻木不仁前刹住了脚，石一枫的文学性就产生于那个刹住的瞬间——那个“我”面对陈金芳、大姨妈、杜湘生、苗秀华的遭遇忍不住从议论转向抒情的时刻。在那个时刻，“我”从一个无法承担起社会责任与历史重负的旁观者和逃避者，走向了共振者和参与者，开启了重建主体的契机。尽管在不同作品中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节奏单一和语言冗赘的问题，但石一枫通过时代寓言的书写，塑造了一种有总体性世界观的叙事，体现了文学应该有的道德与价值担当。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