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属于历史语义学范畴。威廉斯试图通过梳理、考辨和叙写一些词汇的历史发展及其意义，寻找有效研究社会和文化的独特方法。《关键词》的学术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它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兴起的重要标识。该书曾产生很大影响，但也遭到不少非议，剑桥学派领军人物斯金纳对《关键词》的质疑尤为严厉。不少中国学人对《关键词》的方法论缺陷以及不足之处缺乏足够认识。德国“概念史”是历史语义学的标志性范式之一，把德式《历史基本概念》同与之有着不少相通之处的《关键词》做比较，很能见出二者的异同和得失，也有助于对相关问题的深入认识。
关键字：《关键词》 历史语义学 概念史
作者简介：方维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新左派”的领军人物、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者，雷蒙·威廉斯（R.Williams, 1921-1988）对于中国相关领域、尤其是文化研究学者来说，可谓人人皆知。可是在人文学科的大多数人那里，威廉斯的名字或许主要是同他的著作《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联系在一起的。威氏在该书1983年“第二版序言”中说：“这本书的初版，深受欢迎，远超过我的预料。”[2]若他有幸知道该书在21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以后的情形，或许不是“出乎意料”可以形容的。
伊格尔顿（T.Eagleton）认为威廉斯能与萨特和哈贝马斯相提并论，称他为战后英国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家。[3]《关键词》曾对英国的新左派运动产生过很大影响，是欧美文化研究中的经典作品之一。该书随着文化研究进入中国以后，被广泛接受和大量征引。作为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以及不少人文学科中的重要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关键词”在中国的走红，还体现于颇为丰赡的研究成果。但另一方面，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威廉斯是个热门话题，专门研究《关键词》的文章却寥寥无几。《关键词》在中国备受关注，主要是它被当做工具书：对不少人来说，要找相关“概念”，那里可以信手拈来。颇为有趣的是，这同彼时英美对《关键词》的一种接受状况不谋而合，如威廉斯自己后来所发现的那样：“我现在注意到对我的其他任何作品都没有兴趣的人们在使用《关键词》一书，他们遇到这些词中的一个，想在书中查找它。”[4]
这便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不多的《关键词》研究文献中，偶尔能见到一种说法，即该书在西方的评价“毁誉参半”。对此，论者的一般做法是一笔带过。所以，常能见到的是一些大词，比如《关键词》开启了研究方法上的革命。在为数不多的《关键词》研究中，一般是褒奖之词，至多是中性评述。作为一个积极的社会主义者，威廉斯对语言、文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兴趣浓厚，并有大量相关著述。因为他的左派立场而引起意识形态上的对垒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还有方法论上的质疑。在笔者所见的讨论《关键词》的文章中，有一个突出现象，就是顺着威廉斯本人的观点和思路展开，且以《关键词》的作者“导论”为主要理论依据；接着是挑选此书中的几个词条陈述一番，以显示威廉斯的渊博和独到视野。
在国际学界时常遭到诟病的是《关键词》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可是在它落脚中国之后，为了彰显威氏创造性思想及其“关键词批评”的理论特质和文本体例非同一般，有人会用“隐在的体系性”来为《关键词》缺乏体系性辩护，说一个个关键词自成系统，潜隐着相应的理论脉络。另一种结论也令人生疑：《关键词》所触及的术语都是相关领域不可或缺的核心范畴，多半蕴含巨大的理论能量，并对认识研究对象甚至一个学科的深入发展具有根本意义。而笔者以为，《关键词》的词条数目删去一半或一大半，是不会出问题的，而且后来也有人这么做了。的确，威廉斯本来就不愿像《牛津大辞典》那样号称所谓客观性、权威性和非个人性，他是要彰显他的价值观、他的文化政治立场、他的个人预设。这就必然“借题发挥”。
作此《关键词》重估，绝无矮化威廉斯的意图，何况他这样的人物是无法被矮化的；能够编写《关键词》这样的著作，委实难能可贵，成就不容置疑，出版后几经再版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看《关键词》，这是本文的写作动机之一。本文的更大追求是，厘清一些与《关键词》有关的基本问题，以显示理论匮乏而生发的误导。
《关键词》毕竟是一项历史语义学研究，须尊重历史和尽可能的客观性。威廉斯尽力扣住语言的社会和历史之维，而且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但他的不少词义解释，旨在阐发自己的思想，显然不是历史的全部，这就出现了何谓“标准”的问题，也就是威氏文化与社会关键词的代表性问题。笔者将讨论威氏《关键词》的成就和缺陷。首先是在“文化与社会”研究模式的大框架中，展示《关键词》的生成语境，即威廉斯的立足点和批评理念的一般特征；然后在此基础上梳理和评估孕育于文化研究母体的《关键词》，以呈现威氏关键词讨论的理论视野、写作理念和文本体例。笔者会不时借助德国的“同类”著作《历史基本概念》进行考察，也就是把《关键词》与概念史这一历史语义学的标志性范式做对照，在比较中见出二者的异同。
在国际学界，概念史和关键词研究均被看做“历史语义学”（德：Historische Semantik；英：Historical Semantics）；换言之：关键词和概念史均可用“历史语义学”来称谓。威廉斯也明确用历史语义学归纳“关键词”方法，甚至视之为文化/社会研究的主要方法。并且，他倡导的社会史方向的关键词研究，其理论、方法论思考以及不少立论与德国概念史代表人物科塞雷克（R. Koselleck）的观点颇为相似，例如词汇含义在历史关键时期会发生重大变化等，二者之间有着不少相通之处。“余论”将简要论述关键词方法在西方的效应和现状。
一、“文化与社会”研究模式与“关键词”
文化研究的核心论题是文化与社会之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文化分析和社会分析的结合。[5]英国文化研究发端之时，威廉斯曾把历史语义学描绘成文化/社会研究的方法。他要尽力通过词语意义的考辨梳理，寻找有效研究社会和文化的独特方法，以呈现问题的起源、发展与流变，揭示隐身于词语的意识形态，绘制出认识文化与社会的路线图。“这种探索最初的用意是要了解当前若干迫切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了解我们现今的世界问题。”[6]
说起文化研究，人们马上就会想到起始于1960年代的伯明翰学派，也就是一种新的大众文化研究范式的崛起。可是对学术史而言，另一文化研究的传统是不应被忽略的。1930年代希特勒上台，德国的文化/知识社会学亦即不少文化研究的尝试不得不中断。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正是后来文化研究的起点；不仅在方法论上如此，同样也关乎研究主题。[7]然而，虽有曼海姆（K. Mannheim）在英国的流亡经历，以及艾略特（T. S. Eliot）对曼海姆的接受所产生的或明或暗的联系，但对英国文化研究创立时期来说，德国1920/30年代的倡导并未产生任何影响。[8]对于同文化研究平行发展的德国社会史取径的概念史，英国的文化研究学者也无动于衷。尽管二者有着颇多共同之处，却没有直接的触点，这里似乎能够见出这个领域的“两种文化”。其代表人物之截然不同的生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有英、德两国不同的学术文化传统。一般而论，德国的历史主义与学术研究中的普遍主义倾向，在英国都是较为淡漠的，那里更关注英伦三岛上的事情。以《关键词》为例，例证主要出自大不列颠历史；这对欧洲主要语言的发展史来说，经常是不够充分的。另外，德国那种深厚的语文学传统，在英国是稀缺的，对古希腊和拉丁语等语言遗产缺乏敏感度，没有法国人、德国人那样的自觉。
威廉斯著《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出版于1976年，那正是德国概念史的繁盛时期。《关键词》面世之时，八卷本《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1972/97）[9]的前两卷已经出版，按照字母排列的词条，亦见于《关键词》的有“工作”“工人”“民主”“解放”“发展”“家庭”“进步”“自由”“历史”“社会”“平等”；仅这些条目的叠加篇幅，已经超过整本《关键词》。另外，德国的十三卷本《哲学历史辞典》（1971-2007）[10]，也已出版四卷（第四卷1976年出版），其中不少词条，同样出现在《关键词》中。两相对照，人们定会发问：“关键词”和“概念史”的区别究竟在那里？暂且简单回答：威廉斯论述的不少“关键词”历史，原文一般只有三五页文字；其中很多条目，很难说是词语史还是他也试图追寻的概念史。尽管他的有些研究理念与概念史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追求，只是他时常混淆词语与概念。
《关键词》的前期工作亦即“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模式，可以往前追溯近二十年，即被看做文化研究开创之作的威氏《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58）。如作者在该书“前言”和“导论”中所说，此书基于一个发现，即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上半叶以降，当代语言中的“文化”概念及相关重要词语获得了新的涵义。他认为这种意义嬗变与两次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密切相关。在他看来，“文化”概念与“工业”“民主”“阶级”“艺术”等范畴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它们在同一个发生重大历史变迁的关键时期发生了语义变化，同属一类结构，不仅是思想上而且是历史的结构；在这种关联性中分析文化概念的发展，足以见出人们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之历史变迁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这可被视为分析文化概念诸多变化的主线，并可用关键词来组织论点。[11]
从结构史视角出发，分析一个概念的历时深层分布，揭示各种结构和重大事件的关联以及语言变化的结构性特征，常被看做历史语义学的核心。《文化与社会》的主要目的，是描述“文化”这个在观念和关系上都极为复杂的词语的形成过程及其意义结构；作者把文化看做“一场广大而普遍的思想与感觉运动”，他要揭示文化概念的抽象化和绝对化过程。[12]就方法而言，威廉斯的分析基础是对大不列颠精神史中“伟大”思想家和作家之关键文本的细读，研究从伯克（E. Burke）到奥威尔（G. Orwell）这些“当事者的实际语言”[13]，即“赋予他们的经验以意义时所使用的词汇与系列词汇”[14]。因此，米勒、施米德尔认为《文化与社会》是一种偏重词语的观念史或精神史研究。[15]
该书的时间框架，关于词汇含义重大变迁的基本立论，对主导概念之变化模式的考证，以及意义史与社会史的紧密联系，都与科塞雷克十年之后在《概念史文库》年刊中所介绍的《历史基本概念》的追求类似。[16]这同样体现于对许多现代语义学视角的认同，例如对很多“主义”复合词之起源的理解，或如何把握一些自足的一般概念，如“文化自体”（Culture as such, a thing in itself）。从语言入手，查考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历史演进，挖掘文化的历史语义，将词汇分析与文化联系起来，并揭示其复杂的内在关联性，都是威廉斯的主要研究兴趣所在。伊格尔顿说：“在威廉斯看来，词语是社会实践的浓缩，是历史斗争的定位，是政治智谋和统治策略的容器。”[17]
关注具体历史和社会情境中的词义及其变化，并对文化概念的泛化和大众化做意义史查考，是威廉斯发展一种新的、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理论的出发点。威廉斯之后，文化研究所依托的文化概念建立在对文化的拓展了的理解基础上，涉及物质、知识、精神的“全部生活方式”。他尤其借鉴了文学理论家利维斯（F. Leavis）和诗人、评论家艾略特的思想；他们发展了整体论的文化观念，可是带着保守的文化批评之精英意识，注重社会上层及其活动。威廉斯则将目光转向利维斯瞧不起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学、传播媒介等领域。他依据自己的关键词考察，将所有阶级的活动纳入作为总体生活方式的文化概念，以证明这个概念的民主化转型，而绝非少数精英的专利。[18]他的意义史研究表明：“我们在探讨和商榷自己行动时所使用的词汇——即语言——绝非次要的因素，而是一个实际而且根本的因素。实际上，从经验中汲取词的意义，并使这意义有活力，就是我们的成长过程。”[19]并且：“在许多例子中都可发现，意义的变异性不论在过去或现在其实就是语言的本质。事实上我们应该对于意义的变异性有所认知，因为意义的变异性呈现出不同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解读”[20]。
威廉斯在此论及的经验场域，与德国概念史所强调的“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亦即概念史模式的任务颇为契合，即概念史“既追溯哪些经验和事实被提炼成相应概念，亦根究这些经验和事实是如何被理解的”[21]。语言能够积累各种历史经验，聚合着关联中的大量理论和实践，而“变异性”或旧词获得新义，也就呈现出对于历史经验的新的阐释力，缘于变化了的历史和时代经验。
威廉斯考证出的事实，与各种文化泛化理论相去甚远。因此，他在《文化与社会》“结论”部分中，把“文化参与”和创造一种大众平等拥有的共同文化视为重要任务。他所见到的文化概念与实际生活的不协调，也见之于其本人的生平。他出身于工人家庭，奖学金使他有可能进入高等学府，而其他许多人被拒之门外；但他在大学期间一直是个局外人。后来，威廉斯受邀为一本名为《我的剑桥》（1977）的文集撰文，他起首便写“那从来不是我的剑桥，一开始就很明确”[22]。他与中产阶级出身的同学在生活上的差距，也让他看到社会的不平等首先是教育和文化的不平等，文化差异才是讨论文化概念的起点。他的许多研究都与一般文化和特殊文化之间的基本对立以及受到排挤的经验有关，这也是葛兰西和阿尔都塞讨论文化霸权的再生产、（亚）文化反抗的缘由，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和文化生产概念也与此通连，这些都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论视野。威廉斯晚期颇为重视布迪厄的研究，但认为布迪厄对社会变化的可能性过于悲观。
威廉斯腹诽对文化的均质化处理，强调不同时的发展以及文化斗争中的对立和冲突，这也是他后来从事历史唯物主义关键词研究的前期准备。在论文《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23]以及在此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专著《马克思主义与文学》[24]中，他区分了四种文化要素：主导性的，选择性的，残留的和新出现的。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他提出的“感觉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25]，用以描述某一特定时代的人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即集体日常经验的结构性和形式性，如同后来布迪厄所发展的“惯习”（Habitus）理论，分析行为与结构之间的纠缠关系。威廉斯说：“我想用感觉结构这个词来描述它：正如‘结构’这个词所暗示的，它稳固而明确，但它是在我们活动中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部分发挥作用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的、活的结果。”[26]
二、《关键词》的立意与实绩之间的距离
《关键词》竭力梳理和叙写词汇发展及其意义，揭示词语背后的历史蕴含和隐含动机。作者明确将之归于历史语义学范畴，这也是其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他要以此重拾原先的计划，即为《文化与社会（1780-1950）》添加一个“附录”，对重构文化概念具有重要意义的60个概念做注解及短评。[27]《关键词》“参考书目”中的一些著作，对德国概念史研究也曾有过重要影响，例如奥地利著名罗曼语言文学家、文学理论家施皮策（L. Spitzer）和德国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E. Panofsky）的英语论著，[28]德国语言学家特里尔（J. Trier）的《含义视阈中的德语词汇：语言领域的历史》（1931）[29]。威廉斯主要借鉴的是语义学史中的英语文献，如巴菲尔德（O. Barfield）的《英语词汇中的历史》[30]，斯特恩（G. Stern）的《意涵与意涵的变化》[31]，燕卜荪（W. Empson）的《复杂词汇的结构》[32]，希尔（C. Hill）的《十七世纪英国的变化与接续》。[33]
《关键词》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威廉斯自己说它不是一本辞典，也不是一个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而是一种探询和质疑文化与社会词汇的记录。[34]显然，这绝非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辞书。就这点而言，它同《历史基本概念》有着相似之处。不管威廉斯承认与否，他实际上是要借助辞书形式，比如按照字母顺序排列词语，以历史语义学方法进行关键词钩沉，努力发现词汇意义的嬗变历史、复杂性和不同用法。因此，视之为理论辞书是没有问题的。
如前所述，《关键词》出版之前，《历史基本概念》前两卷已经出版，但人们看不到威廉斯对《历史基本概念》的任何观照，很可能缘于语言障碍，他没有发现在实践或理论上与他的研究方向相同的研究。《关键词》第一版问世之后，他才得知还有与他的研究相关的学派，比如德国学派。[35]同样，德国概念史研究对威廉斯也置若罔闻（肯定不是语言原因），而且至今没有改变。把威廉斯引入德国语境的一个尝试，体现于《文化与社会》的德译本，这是原作发表十六年之后的事，而且译本书名为《作为概念史的社会理论：“文化”的历史语义研究》[36]。人们不太愿意把《关键词》与《历史基本概念》做比较，或许也很难比较；这部由上百位各路专家分头撰写的八卷本巨制，九千多页篇幅且排版细密，而威廉斯个人撰写的《关键词》原文仅337页。可是相去不远的是同样按照字母排列的词条数目：《历史基本概念》共有119个词条，《关键词》有110个词条，1983年第二版为131个词条。《历史基本概念》中的有些词条有几百页的篇幅（纯粹就是专著），而《关键词》中最长的词条为“Class”（阶级，等级，种类）共8页，“Structural”（结构的）7页，“Culture”（文化）和“Nature”（自然，天性）各6页。
威氏“关键词”是跨学科的，如《文化与社会》所显示的那样，不少关键概念往往相互关联、相互依赖，且有脉络可循。而《关键词》与《历史基本概念》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前者显豁的现实关联。威廉斯说《关键词》的“明显的特征是，不仅强调词义的历史源头及演变，而且强调历史的‘现在’风貌——现在的意义、暗示与关系”[37]，也就是过去与现在的联系和对话。明确的跨学科追求和威廉斯本人的文学研究背景而外，现实关联也是这两部“辞书”的条目只有三分之一相同的主要原因。现实关联见诸“Career”（职业，生涯，历程），“Consumer”（消费者），“Hegemony”（霸权），“Jargon”（行话，隐语），“Management”（资方，管理，技巧），“Media”（媒介，媒体），“Technology”（工艺，技术）等条目。而“Art”（艺术，技艺），“Fiction”（小说，虚构），“Genius”（天才），“Image”（意象），“Originality”（独创性，创造力），“Realism”（实在论，唯实论，现实主义），“Taste”（味道，鉴赏力，品位）等条目，则能见出作者的文论学术背景。此外还有“unconscious”（无意识的，未知觉的），“psychological”（心理的，心理学的），“subjective”（主观的，主体的）等心理学术语，这里也可看到威廉斯也顾及形容词。《关键词》中另有一些概念，如“Alienation”（异化，疏离），“Status”（身份，地位，状态），“Wealth”（财富，资源）等，其实亦当出现在《历史基本概念》中。
《关键词》的问世，无疑是一个研究方法兴起的重要标识，用时髦的说法，或许可称之为关键词转向。就理论和方法论而言，《关键词》明显比《文化与社会》更为明了，也与《历史基本概念》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威廉斯在《关键词》“导言”中，更深入地探讨了意义和意义变化等问题以及语言、历史、社会之间的关系，视之为历史语义学的应有之题。对他而言，关键词“在某些情境及诠释里，它们是重要且相关的词。另一方面，在某些思想领域，它们是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他又说：“每一个词的原始意涵总是引人注意，然而通常最引人关注的是后来的变异用法。”现在被看做“正确”的用法，是词义演变的结果。“语言的活力包含了引申、变异及转移等变化层面。”[38]前文已经论及威廉斯强调词义的古今关联，但他与科塞雷克相仿，也强调“的确有变异、断裂与冲突之现象，且这些现象持续发生，成为争论的焦点。我书中所挑选的语词，包含了与这些现象有关的关键词，其中可以见到词义的延续、断裂，及价值、信仰方面的激烈冲突等过程”[39]。
威廉斯视“关键词”为复杂的、关乎价值和规范的概念，它们充满争议，难下定义，在重要的文化论争中不同凡响，因而必不可少。[40]不同社会团体、立场和利益的代表人物，都不会忽视关键词，从而使之成为分歧和争论的焦点，成为长久的争夺对象。对关键词的这种理解（“具有争议且备受关心”[41]），与《历史基本概念》有着共同之处。同科塞雷克一样，对威廉斯来说，关键词的发展也是社会问题使然。社会和历史发展过程在语言之内发生，不是来自语言却贯穿其中。
若将威廉斯的观点与科塞雷克的观点稍加比较，便能轻易地发现，他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如出一辙”。就在《关键词》问世的那个时期，也就是《历史基本概念》编纂早期，有人对概念史研究方案的可行性提出批评。针对这类批评和强势的话语分析方法带来的压力，科塞雷克在后来的思考中颇多强调基本概念的分析范畴：基本概念的首要特征是其对于观察和解释社会、政治状况时的不可或缺；由此而出现第二个特征，也就是基本概念的争议性。关于第二点，主要源于不同话语群体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力争自己的话语权，因而各取所需地突出基本概念的不同阐释视角。科塞雷克对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的解释是：“与一般概念不同，《历史基本概念》所探讨的基本概念是政治和社会语汇中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概念。[……]基本概念连通各种经验和期待，从而成为相关时代最迫切的焦点问题。基本概念极为复杂；它们总是有争议的，且有与之颉颃的概念。这使它们在历史上特别显豁，并因此区别于纯粹的技术或专业术语。没有一个政治行动、没有一种社会惯习的生发和存在，能够缺少最起码的历时长久的基本概念，并突然出现、消失、重现或者变易，不管是骤变还是渐变。我们必须诠解这些概念，厘定它们的多重含义、内在矛盾及其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应用。”[42]
威廉斯不认同艾略特《文化的定义刍议》[43]中的观点，或其他一些对于关键概念的所谓不刊之论，概念在他看来必然是多义的：“在特殊的社会秩序结构里，在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中，意义与关系通常是多样化与多变性的。”[44]此外，威廉斯的一个重要追求是，“希望从词义的主流定义之外，还可能找出其他边缘的意涵。”[45]对意涵的各种理解上的差异，是社会矛盾亦即语言中的社会差异性造成的。不同时期、不同身份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不同人的出发点多种多样，结论也只能是多种多样的。他不无惋惜地看到，无论分析多么详尽，仅想通过厘清概念来排除争执甚至解决社会矛盾，只能是幻想。他说：“我相信了解‘阶级’（class）这个词的复杂意涵对于解决实际的阶级纷争与斗争问题助益不多。”[46]他把自己的关键词研究看做启迪历史行动的辅助手段。
伊格尔顿说威廉斯“从《文化与社会》到《关键词》，语言问题自始至终是他思想上热情探究的问题之一”[47]。《关键词》的短小篇什，主要关注意涵变迁的连接点，也就是以关键词为“结点”来衔接“文化”这一核心概念。《关键词》的文章铺陈没有统一的体例，尤其重视词汇发展中显著的评价变化与语言运用的有意偏离和不同的运用，以及词汇的过时、专门化、贬义化或褒义化；作者还分析了意涵重叠、用法的扩展、转化或限定、词语创新与旧词的承接或改变；另有关于平行概念、上位概念、次要概念、对立概念的论述，还论及复合概念以及派生的名词或形容词。威廉斯始终注目于概念的社会辐射度亦即传播程度，然而例证不多。他自己提出的对主导性、选择性、残留性、新生性意涵的区别处理，在其实际研究中并不多见。
威廉斯的关键词讨论中不乏敏锐。关于抽象的一般概念的形成，他的研究成果与《历史基本概念》也有可比性。在“History”（历史）条目中，他重构了这个概念从其多样性（复数）向单一性（单数）亦即“复合单数”的过渡，并在其对于未来的开放性中见出现代历史概念之新的品质。[48]这是语义转变时期特有的现象和变化之一，即“历史”概念从先前的“许多”历史转变为包括“历史总和”和“历史反思”的总括性概念。[49]总的说来，威廉斯的关键词钩沉，以他眼中的核心术语为考察重心，不但追溯词源，还要查考语义的变化过程，呈现意义的延续、变异、冲突、断裂以及延展性释义，这是《关键词》单篇文章用三五页文字很难胜任的。
《关键词》的一个缺陷是语文学方面的不足，也就是疏于从文献角度考证语言文字的发展。作者自己也坦承，此书中的许多重要词汇，早在其他语言中，也就是先于英语而生发出重要意涵，或者有着错综复杂的发展史，尤其是在古典语言和中世纪拉丁语中的发展变化。挖掘和把握这方面的材料，显然不是威氏强项。偶尔发现一些材料，他的感觉是“又兴奋又困惑”，甚至“充满疑惑，无法得到解答”[50]。另外，他对年代或时间的认定，往往只是猜测而已，或者极为模糊。大部分例证出自高雅文学（明显不符合他对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的推重），时常源于异类出处的偶然发现。跳跃式的论说，常常跨越很长的历史时段。[51]另外，文中几乎没有紧凑的论据和较为具体的社会事实或相关问题的实证材料。松散的（开放的、延展的）架构安排，当然也与作者的一个思考不无关系：书后特地留有一些空白页，供读者做笔记或添加条目，或指正、补述、回应、批评书中的内容，威廉斯也把这看做《关键词》的精神之所在。
三、斯金纳的批评：概念、语境与意义
在对《关键词》的接受中，曾有不少非议。尤其是剑桥学派斯金纳的檄文《文化词典之观念》，具有强劲的学术穿透力，曾对国际学界的《关键词》接受产生较大影响。他对《关键词》的数落，也连带德国概念史研究遭到质疑。但他对威廉斯的指斥，远比他后来对科塞雷克的诟病详实得多。应该说，他对科氏研究不够深入，而他的批评在德国却被看做国际学界关注“德国概念史”的明证；他对科塞雷克的批驳，只是重复或改写了他在1970年代末期批评威廉斯时的主要观点。[52]另一方面，斯氏观点又与德国语言学界对科氏方法的批判有着不少类似之处。[53]
《文化词典之观念》原载于牛津大学的《批评随笔》季刊第29卷（1979），修订本收入作者文集《政治的视界》第一卷《方法论思考》（2002）。[54]斯金纳在该文修订本的注释中说，他在1979年的文章中驳斥了威廉斯的大多数主张，威氏在《关键词》第二版（1983）中都做了相应修改，或者干脆删掉了相关内容。[55]尽管如此，斯氏新文对《关键词》的批判几乎还是全方位的（他的批评涉及《关键词》的前后两个版本）。他认为威氏著作的主要缺陷在于缺乏一套方法论的铺陈，而要把社会语汇看做理解社会的线索，方法论是不可或缺的。[56]他还批评威廉斯没有在方法论上分清词语或术语与概念的区别，对概念的特点和功能不甚明了。[57]从前文的论述可以见出，威廉斯不至于真的分不清词语与概念的区别，问题当出在实际研究中。
在斯金纳眼中，威廉斯过于轻率的把词语运用看做对概念的理解，把一个词的意涵与指涉混为一谈。他没有说清楚“关键词”与“概念”相比，究竟有何特别之处；或者说，威廉斯的说法晦涩不明。对于威廉斯试图借助词汇来阐明人们的许多核心经验，斯金纳曾说，我们若想理解某人如何看待世界，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并不是他使用了什么样的词语，而是他持有哪些概念。将二者划等号的任何做法都是错误的，比如威廉斯在讨论“自然”这个术语时，把词语与概念等同起来。[58]斯金纳的反证是：弥尔顿（J. Milton）结合自己的《失乐园》，认为诗人的原创性极为重要，但他从未用过“原创性”（originality）一词，这个词在弥尔顿死后一百余年尚未在英语中出现。[59]换言之，尽管人们可以考证出“originality”一词之不同用法的历史，但绝不能将之等同于“原创性”的概念史。
威廉斯认为，语境能够展现历史例证，但意涵不能单靠语境来解释，有时甚至会得出相反的结论。[60]坚持语境说的斯金纳则非难《关键词》对词语的孤立处理，且以为通过分析词语的内在结构和历史，便可澄清意涵问题。他批评威廉斯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一个词语所具备的整体意义：某个词语发生了意涵变化，亦改变了它同一整套语汇之间的关系。[61]就概念的整体性而言，《关键词》中的不少说法不足为凭。概念总是在宽广的语境中，在社会哲学的框架内，才能获得其完整含义。要理解概念争议，就须弄清特定群体为何以特定方式使用某个概念，而另一群体不这么做，甚至拒绝在某种语境中使用特定词语。在《文化词典之观念》第一稿（1979）中，斯金纳表达了他后来一再变换说法的思想：“严格说来，不可能存在对概念之争的分析，只能分析概念在论说中的运用。”[62]
我们可以设想：倘若如威廉斯原先所愿，把60个关键词作为附录附于《文化与社会》，或许不会遭致“孤立处理”的指责，语境也颇为明确，他遴选的是“一些与书中的问题范围有关的词”[63]。拓展并独立成书以后，《关键词》不少条目的入选，很会给人留下“随心所欲”之感。若无对威氏思想的总体认识，很难窥见《关键词》的体系。另一个问题或许更为重要，即批评者的立足点，同时也是对语境本身的理解。一方面是威廉斯本人的立场：他的关键词钩沉，也志在现实意义和现实关怀，也就是萨特那样的“参与”或“介入”。另一方面是史学家斯金纳的立场，他很难接受《关键词》的做法。
他针对《关键词》的许多批判性思考，无疑具有建设性意义，比如他认为，分析有争议的概念是必要的（威廉斯也有类似观点），然而重要的是先确认概念的标准意涵和运用范围，然后才能确认以此为依据的具体意涵和具体运用。[64]威廉斯认为，在“意义”被赋予、证实、确认、限定的过程中，所有争执都是围绕词语的意义展开的；此言不差，斯金纳不会反对，但他强调指出，为了更好地理解语言分歧背后的社会性争论，评价性词语应根据其公认意义来评说，这才是描述词语应用情境的适当方式。[65]显然，这是直接针对威廉斯而说的，不难听出欲言又止的话外之音。他在《文化词典之观念》的开头，就已略带讥诮地突出威廉斯见重“边缘意涵”：这么一来，还有何标准可言，该如何展开研究呢？的确，常有批评者说，《关键词》的释文中渗透着作者的文化政治观点，充满门户之见。这无疑是斯金纳强调词语之“公认意义”的原因。同理，若将《关键词》与《历史基本概念》稍加比较，不难发现一些本该属于文化与社会关键词的概念，如“权威”“等级”“公共领域”等等，都被威廉斯排除在外，这也是他的政治立场使然，令他更关注弱势阶级和非主流文化。
威廉斯认为《牛津大辞典》或《约翰逊辞典》（Dr. Johnson’s Dictionary），都不足以用来把握“关键词”的历史语义；它们主要关注语料及词源，较少关注词与词之间的关联和互动，缺乏对晚近社会史中的意义发展的描述，而他自己注重“意义与语境的探寻”。他认为《牛津大辞典》体现的是编者或社会主导阶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虽然《牛津大辞典》标榜不具个人色彩，但实际上并不是如其所声称的那样不具个人观点、那样纯学术性、那样不含主观的社会与政治价值观。”[66]不过他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学术不必避免倾向性，他坦承《关键词》中的词义评论也有他自己的立场，至少是暗含臧否。然而，这就存在一个内在矛盾，使他陷入自己设下的陷阱：一方面，他要人们警惕那些在论辩中采用对自己有利的词义，视而不见不合适的词义。另一方面，他在挖掘重要词义的边缘意涵时，又无处不在或显或隐地表露自己的意识形态，结果被人诟病门户之见。
最后，斯金纳责备威廉斯未顾及言语行为及其潜能的各种形式。概念能够有其指涉范围和意涵，但作为社会变化因素的价值观是变化的。论及语言变迁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或语汇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斯金纳指出，不只是现实，语汇也能决定人们所说的历史。“的确，我们的社会实践会赋予社会语汇以意义。但同样确凿的是，我们的社会语汇亦能构建社会实践的特性。”并且，“语言看来并不是行为的映射现象，而是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之一。”[67]在《关键词》第二版中，作者删除了遭到斯金纳批判的主张：社会变迁是语汇发展的主要原因，语汇发展被视为社会变迁的反映（当缘于他的文化唯物论）。斯金纳则认为，第二版中依然可见这种反映论，将语言视为更具根本性的社会现实之镜。[68]斯氏称之为“风行却很贫弱的化约论”。[69]
杰伊（M. Jay）赞同斯金纳从言语行为理论出发的历史语义研究，认为有必要用“文化语用学”来充实“文化语义学”。[70]其实，1961年出版的威廉斯著《漫长的革命》，其中有对文化分析的任务设置，可以见出威氏研究在原则上是可以与言语行为理论相结合的。他区分了“文化”的三种类型：理想的文化，即具有普遍价值、以高雅文学艺术为代表的文化传统；文献的文化，即以各种形式记载下来的人类思想和经验；社会的文化，即体现于各种社会机制和日常行为的价值观。同第三种类型相关，“文化分析就是要阐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即一种特定的文化——中或隐或显的意义和价值。”[71]《关键词》出版以后，威廉斯又在1981年发表深入浅出的论著《文化》，进一步详实考证了这个概念，将之界定为“既成重要机制”（“a realized signifying system”），并在多个章节中分析了“文化生产的手段与文化再生产的过程”[72]。威廉斯在此书中竭力倡导“文化社会学”，并希望它成为一门“新的主要学科”[73]。
余 论
《关键词》出版四十年有余。起初，借重文化研究转向的强劲势头，这本书产生了较大影响。威廉斯在文化研究草创时期所倡导的、包括各种机制和日常行为等实践的宽泛的文化概念，尤为彰显催生社会涵义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并试图借助关键词来挖掘历史实在。这种方法得到不少人的赞赏，至少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然而，如琼斯（P.Jones）在其回顾文章《三十年关键词》中所说，威廉斯所主张的社会史取径的关键词研究，在后来的文化研究中已经失去意义。[74]在美国，罗杰斯（D. Rodgers）的《尚无定论的事实：独立以来美国政治中的关键词》[75]一书，承接了威廉斯的方法取向，但该书只集中考察6个关键词：“Utility”（公用事业，效用），“Natural Right”（自然权利），“The People”（国民，人民），“Government”（政府，政体，治理），“The State”（政府，国家），“Interests”（兴趣，权益，公共利益）。罗杰斯主要查考了重要人物的论争。在他看来，“关键词”并非缘于频繁使用，而是被争论、被争夺的强度所决定的。[76]
无论如何，关键词方法的启示性是毋庸置疑的，跟进者在英美学界大有人在。在杰伊的《文化语义学：我们时代的关键词》一书中，论文篇幅较大也较为系统，但语文学和史学维度不很突出。本尼特（T. Bennett）等人合编的《新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修订本》[77]，从书名便可判断该著是对威廉斯著作的“更新”。此书包含92个新条目（其中有“纳粹大屠杀”，“全球化”），而威廉斯《关键词》中的约一半条目被删除。琼斯的结论是，在历史语义学的新课题中，几乎已经看不到威廉斯《关键词》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而他曾反对的立场和方法，却表现得尤为强劲。[78]琼斯认为，从编写辞书转向撰写关键词，这一新的趋势是对社会知识生产之根本改变了的前提条件的回应，如同威廉斯彼时关心成人教育和工人教育、公共领域读者的形成或技术媒介的意义。这样看来，威氏《关键词》至少在西方已经过时，然而关键词方法仍在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总体而言，随着文化研究向文化理论的转向，也明显出现了从社会史兴趣向文化和政治的重点转移。伯吉特（B.Burgett）和亨德勒（G.Hendler）主编的《美国文化研究关键词》[79]，现实问题意识显豁，例如在“Environment”（环境）条目中，没有一项参考文献是20世纪最后三十年之前的；并且，该书中的文章不再见重语言，而是偏重观念史和理论史。晚近学界重理论的倾向，尤其见诸文化、文论和文学领域，例如以关键词形式编排的本尼特（A.Bennett）、罗伊尔（N.Royle）合编《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80]。另有沃尔夫莱（J.Wolfreys）等人编写的《文学理论关键概念》[81]，沃尔夫莱著《批判性关键词：文学与文化理论》[82]，或帕德利（S.Padley）著《当代文学关键概念》[83]。
威廉斯《关键词》第一版发表不久，希恩（J.Sheehan）曾在《“概念史”：理论与实践》[84]一文中认为，以后对于语言的历史研究，都会受到威廉斯的影响；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或只能在广义的文化语义学中来理解。新近的英美文化研究中的历史语义研究，如杰伊在《文化语义学：我们时代的关键词》“导论”中指出的那样，更有点像鲍尔（T.Ball）所说的“批判性概念史”（Critical Conceptional History），这是鲍尔在其专著《政治话语的转型：政治理论与批判性概念史》[85]中提出的，依托于他对斯金纳和科塞雷克研究方向的分析。而在著名的《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的文化研究转向中，威廉斯的关键词方法已经无人问津，反倒是科塞雷克的概念史受到关注。前文提及的《文学理论关键概念》或《当代文学关键概念》，似乎有点这个迹象，但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关键词”的改头换面而已。伯克（M. Burke）十多年前在《概念史在美国：没有“国家工程”》一文中指出，美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各自为政，加之长时间的跨学科大项目的研究经费很难得到，因而没有其他国家那样的政治/社会概念史研究，尤其是不可能有德国那样的重大概念史辞书项目。[86]他倡导在美国研究公共话语中的核心概念，似乎也很难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