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区分文学批评的“资格评价”和“质量评价”的基础上，以“质量评价”为方向，对当代中国文学奖项进行了深入研究。获得事实性发现:第一，政府文学奖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居于核心地位；在权力场域中呈现文学场域的建构与配置；“质量评价”标准随着文学发展水平的整体稳定而不断调整和变化。它具有促进文学繁荣发展的整体效应。第二，国际文学奖是对中国文学理解和认可的产物，与中国文学形成互动。民间文学奖已被积极纳入政府奖项。总的来说，文学奖项遵循文学领域独立运作的逻辑，在艺术特征和权力资本之间摇摆不定。理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在中国政治语境中，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政治本位第一”和“艺术本位第二”的两种思想来看，“质量评价”标准体现为“思想内容”和“艺术质量”统一的历史连续性。第二，“政治”对“思想”的继承有空的变化和扩展。第三，由于“思想”可以具体化和转化，因此“质量评价”具有向“资格评价”逆向转化的合理性，给予批评家更大的自由和知识生产的可能性空。
关键词:文学领域；文学奖；质量评估；政治；想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15JZD039)
作者简介:刘莉莉，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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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理论建构是中国特色当代文学理论的重要任务之一。从中国文学场域的角度对文学奖项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是一个关于理论与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互动方式的问题。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建构中的核心问题和概念包括:文学批评、价值、批评标准和体系等。文学奖项的综合调查研究是指选择若干个奖项作为被调查、提出和研究的综合有机体。价值系统研究的一些理论假设和研究成果已经提出。研究分为两个阶段。本文重点讨论第一阶段的“发现和问题”。具体分析了文学奖项综合研究的原因、选择原则和基本思维方法。它将这些发现作为事实论据和理论问题提出。
一、文献评奖综合考察研究的原因、选择原则和基本思维方法
1.“资质评估”与“质量评估”的区别
文学奖项的综合研究依赖于“资格评价”和“质量评价”的区分。为什么会如此不同？
首先，说“资格评估”。“资格评价”的主要任务是判断它是否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宣传材料、广告等东西，即承认它具有文学的基本品质。它不评价它是否达到了“伟大”或优秀作品的水平。“评价”是最后的行动，意味着认可、确认，值得评论和赞扬。“资格评价”的提出是因为文学批评面临着动态、复杂、复杂的文学现实，新的写作方法和体裁不断涌现。因此，有必要提出复杂文学形式的认定和价值评估问题。通俗地说，确定对象是否“是”文学已成为一个问题，“资格评价”是对“优秀”和“伟大”文学作品的赞美、赞美、珍惜和继承等评价行为的基本前提和基础。当然，区分一个人是否具有文学资格有其自身追求和崇尚文学的价值态度，因此它受到社会和批评家的关注，具有价值评价的特点。
此外，“质量评估”。“质量评估”的主要任务包括对不容置疑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阐述、表扬和推广，以及编辑以“比较”和“选择”为主要行为的选集和文学奖项，这可以看作是沿着“推广和推广”的深化行为。这肯定需要一定规模的“比较”和“选择”。从逻辑上讲，由更高水平的比较和选择产生的“质量评估”结果是最“优秀”和“伟大”的工作。文学奖，尤其是政府文学奖，以“比较”和“选择”为主要特征，属于这种“质量评价”。“质量评价”的提出是因为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需要文学价值和批评标准，而这两项重要任务都浸透着“导向”的意蕴。
价值哲学认为价值是通过评价来揭示的。“评价有四个最基本的功能，一个是判断功能；第二个是预测函数。第三是选择功能。第四是导向功能”。“核心功能是导向功能。从层次上看，以上三个功能都隶属于这个功能“[1”。在文学领域:人类需要文学，文学是人类精神中独立而有价值的东西。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文学活动都是天生的。在“质量评估”任务中，以“比较”和“选择”为重点的文学奖项具有最明显的导向特征。此外，还有文学名著，它们已经成为人类重要的精神财富。文学经典理论发现有太多被称为经典的作品，在读者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阅读最好的作品之前，必须对其进行筛选。“选择”行为在经典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奖项和文学名著的“选择”，有“选择”的角度和原则。
当然，“资质评估”和“质量评估”都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两个标准不是完全分开的，而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正如理查兹所说:“理解文学和艺术中发生的事情对于价值理论是必要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文学和艺术？“这两个问题相互启发。事实上，他们都不能给出一个充分的答案。”[2]
作为以“比较”和“选择”为重点的“质量评价”，谁来发起、组织和领导文学奖项？在什么背景下？如何限制工作选择的范围？哪一个是标准、风格或作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当前选择和历史选择之间必须有区别。连续选择的历史渊源和可持续性是什么？一般来说，选择和评估是非常复杂的。
2.价值系统的特性是评奖的理论前提
系统是内部各部分的和谐有机整体。系统通过与外部环境的交互来保持其活动状态。系统不是由大小决定的，而是相互依赖的，因此系统具有活动性和稳定性。活动是由于它与外部环境的一致和互动的相互作用，这带来了变化。稳定性是由于系统本身因其活动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至于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作者并没有用系辞“是的……”但从特点和特征上做了理论假设:体系建立后，属于文学的基本原则，即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是一个具有稳定性、整体性、科学性和知识性的理论。科学和智慧的展示可以依赖于静态维度，而活力和适应性的展示可以依赖于动态维度。动静结合，稳定可调，实现共时与历时的有机统一。只有从广阔的历史视角，才有可能观察、描述和阐述动态和静态是如何结合的，如何稳定，为什么以及如何调整等等。至于文学作品的冷热变化及其规律，以及文学经典价值延伸的轨迹和规律，更需要有一个大的历史视角。只有发现价值实现的时间错位现象，才能有价值储存的自觉意识。因此，评论具有为理论服务的性质，价值体系是科学的、可信的和适用的。(3)此外，我们从价值的角度梳理了文学理论的不同概念，并认识到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是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选择文学奖项的原则是什么？
文学奖励制度作为一种文学激励机制，是当代中国文学制度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奖和奖项是体验层面的重要事件。英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迈克尔·格伦费尔说，布迪厄的理论“是对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独特理解，...他使用了一套独特的概念术语，风格非常个人化。布迪厄称之为“思维工具”的这些术语经常出现在他的实证研究中，用来解释和澄清一些揭示的社会规则。......他的出发点一直是特定的社会现象和实践。具体来说，在布迪厄框架下的任何研究都必须基于现实和经验的记录“[3”。
布迪厄指出，要实现对文化产品的科学批判，必须了解作品的社会现实，因此有“三个层次和三个不可或缺的步骤:第一，分析文学领域的地位和时间进程(等等。)在功率场内；其次，分析文学场的内部结构(等等。)。文学场是一个空的空间，它遵循自己的运行和变化规律。内部结构是处于合法性竞争中的个人或群体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最后，分析这些位置的居住者的习惯“[4”。将政府意志主导的政府文学奖视为“权力场域中的文学场域”，并借鉴布迪厄的“职业”和“分配”思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这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四个国家政府奖都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它从文体、受赏主体、国家主体与受赏主体的区别、文体的开放性等方面表现出“性情”，充分体现了文学在国家权力范围内的功能和作用。这四大奖项构成了体现国家意志的全部文学奖项。
根据人类文学交流和系统与外部环境互动的基本原理，选择了中国以外的国际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和安徒生文学奖。民族、国家和民族制度不同，但对国籍的关注和对儿童成长的关注有共同之处。布迪厄的文学场被定义为一种相对的思维方式，因此内部权力场和国际文学场可以理解为相互依存的关系。事实上，诺贝尔文学奖和安徒生文学奖都是由学术机构组织的“民间”奖项。两者都有长期或短期的奖项历史和标准，而不是政府文学奖。这种理解可以涵盖文体、作家、作品和思潮等诸多因素，启发我们对政府文学奖和政府以外的其他文学奖项进行比较研究。安徒生奖可以相当于中国国家杰出儿童文学奖。
布迪厄的“习惯”概念作为一种方法，适用于在特定的国情和语境下交织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习惯”和“领域”的结合以及占据空间的思想给了我们一种思考这个话题的方式。根据布迪厄的思想，习惯、资本和领域是交织在一起的，习惯是一种关系结构。布迪厄指出，实践在给定的情况下是由对行动结果的期望所带来的，而这种行动是一种具有给定路径的行动，这又反过来回到过去结果的经验，这是求助的习惯[5]可见的习惯超越了主体和客体的二分法，并且在关系中定位。作者根据布迪厄的文学场与社会场和权力场同源的原则，选择了民间自发奖“小小说金雀奖”。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民间发起的小型小说已经成为一大景观。倡导者们共同设立了一个民间性质的小型小说金雀奖。倡导者最初将小型小说定义为“平民艺术”(当然，这种定位和人物塑造值得进一步探索)。它确实具有布迪厄在其著作《艺术规律》中所倡导的“新科学精神”的含义:表现习惯和主体的主动、创造性和“创造性”能力。“习惯”的概念是“最适合表达这种脱离意识的哲学的意志，而不排除主体在现实中的实践者在现实中的建构”[6)。小型小说是“民间艺术”，表现了人们对文学的兴趣。具有一定阅读和写作技能的人可以参与实践，这确实被“习惯”的概念所涵盖。参与小小说活动的人有意识地呼唤“我们”，似乎自然而然地成为叙述和倾听的主体，并以“我们”为主题写作。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使民间这种习惯成为了这种“习惯”。金雀奖与权力领域文学领域的关系确实值得深入研究。
根据布迪厄权力场的思维方式和传承关系，选取中国古代文学选本的历史和观念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这一观点源于中国古代没有国家奖的历史事实，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文学价值和评价标准。中国古代有多种选本:综合选本和专业选本、本朝人选本(如唐诗)和前代人选本、非评点选本、官选选本等。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以上都是古代文学批评中注重选择的质量评价。诚然，古代文选问题过于宽泛和复杂，文选和奖项的含义也不完全一致。然而，从文艺的角度来研究选本的概念和标准、选本的主体和对象是可行的，《中国古代文学选集研究》由此进入调查研究的范围。布迪厄认为，能量场总是在两极之间运行，物体和进入场之间的“轨迹”将由场的力和它们自身的惯性决定。一方面，这种惯性存在于源自它们的起源和轨迹的配置中，这包括以某种存在方式保留可能轨迹的趋势，而另一方面，惯性存在于它们所继承的资本中，这有助于确定场分配给它们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7”。选书的理念、原则和标准具有历史传承性，对当前的政府文学奖和民间文学奖产生了或明或暗的影响。
总之，四个政府奖、一个民间奖、两个国际奖、一个古代文学选编和八个研究对象贯穿于共时、国内和国际、政府和民间领域。通过梳理每个奖项(评选)的不同概念和标准，并相互比较和借鉴，目的是找到共同点和不同点，并希望找到一些规律性。这些奖项的整体构成呈现了一个多层次的文学领域，它关注的是政府奖项对民间和国际文学因素进入中国的影响。
二、发现作为事实论据和初步设想(1)
1.政府文学奖调查:权力领域中文学场的建构与分配
刘辉在《翻译后记》中的《艺术的规律——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中说:“场是位置关系的网络。每个职位都是由其他职位的客观关系决定并与之相关的。头寸取决于其所在结构中的资本分配。占位符和位置是同源的。占位符可以是文学或艺术品、政治行为或话语、声明或争议。这是一个对立的“体系”，是持续冲突的产物和焦点。”[8]这段话非常简洁地概括了领域、职业和职位的相对性。由于政府意志和各种考虑，政府文学奖位于权力领域内的文学领域的中心。茅盾文学奖授予基于风格的小说。有些作家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密历史，适合于闲适而壮丽地描述中国的悠久历史，塑造体现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精髓的人物和群体。它承载着大量的信息，具有史诗般的可能性。鲁迅文学奖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奖项，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这是一个由国家设立的奖项，符合人们精神生活日益多样化和新的文学风格出现的趋势。偶尔，同一作者以不同的文学风格多次获奖。网络文学和短篇小说被列入鲁迅文学奖，反映了它们的开放性。虽然短篇小说奖连续两个学期都是0+缺失，但这是其接受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在最近的鲁文学奖中，冯骥才的《世界的陌生人》获得了该奖项，小小说进入了政府层面的审批。
除了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分配特点外，根据我国多民族的民族性质和少数民族相对落后的经济文化条件，还设立了少数民族文学马奖。《奖励条例》已多次修订，但“马奖发挥的激励、引导、支持和示范等展示作用”这一表述一直保留下来，确认了分配特点。设立国家杰出儿童文学奖的深层理念包括诸多因素:儿童文学教育的特殊性居于首位；界定文学的范畴是不恰当的，也很难包括所谓的综合文学范畴。儿童文学在民族复兴和国家繁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需要单独设立奖项。套用好马奖的地位和分配的描述——“少数民族文学奖的制度属性‘内’和‘外’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9》，儿童文学奖和好马奖的属性是一样的。
2.政府文学奖调查:评选标准整体稳定性的不断变化
政府文学奖的运作过程中体现了什么样的评选标准？总之，奖励标准是以保持整体稳定为前提的，并通过解释处于变化状态。
论稳定机制。中国政府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文艺政策源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提出，文艺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总宗旨，“文学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政治具有覆盖反帝反封建的国情和时代的任务特征。政治是权力的体现。“政治”和“艺术”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二分法为建国后的文学批评标准确立了最初的框架，也是当代国家奖项最初的一般原则。我们发现四个政府奖项已经用“思想”取代了“政治”。这既是对最初意图的尊重，也是一个重大变化。”“思想”和“政治”属于不同的领域，但它们是相互联系的。思想主要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思想可以包括并发展成意识形态的各个分支，如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民间思想、历史思想、文学思想等。“思想”和“情感”之间的联系和同质性比“政治”和“情感”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而“政治”和“情感”是两个可以相互转化的范畴。
中西文论都有这样的意识形态因素。授予这四个奖项的标准总是按照这种模式以修改的方式适用。茅盾文学奖的总目标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评选标准的总原则是“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鲁迅文学奖的总体目标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创作方向，贯彻“两个一”方针和“双百”方针”，授奖标准是“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原则”。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总体目标是遵循“两个一”的方向，贯彻“双百”方针，表明少数民族文学始终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获奖标准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考虑。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评选一般坚持“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相统一”的原则。应该说，这一思想也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和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指导思想。它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总纲。场论认为，权力领域中的文学场处于权力主导的地位，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论变化状态及其实现。对每个奖项的调查包括数据收集和分析，如作者使用的风格、获奖者的性别、国家属性、奖项数量、获奖词的频率以及对获奖词关键概念的分析。颁奖词是每个奖项调查中最重要的部分。对这些数据的综合分析表明，根据一般原则，奖励标准的重点随着奖励的初始设置目的和配置而不断变化。
调整维度大致可以描述为:第一，国家意志与其主流意识形态取向和艺术标准之间的倾斜适度调整，即意识形态内容与艺术品质之间的倾斜变化。以马奖为例，它在设立之初就明确强调了鼓励和支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繁荣的意义。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之后，《八奖条例》的指导思想第一次提出了“少而精，少而精”的原则。从强调“奖”和“助”到提高文学素质和要求“选”一极。在这次行动中，发生了一些设置和取消“少数民族特别奖”的事件。背景的增加有利于支持和鼓励。取消是因为发现背景影响了“选择”的文学特征。翟总结为:“骏马奖”评选标准的发展趋势是:最初的评选标准以思想内容为决定因素，以民族为政策倾斜因素，旨在鼓励更多的发展；近年来，评奖标准发生了变化，坚持思想和民族元素，强化“少而精”的原则，提高艺术门槛，争创少数民族文学精品。这种变化是文学发展进步的必要阶段，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学谱系诞生以来所取得的进步。”[10]第二，根据社会热点和时代任务，题材的选择和作品类型的丰富性是适度倾向的，但它们毕竟不能背离一般原则。例如，鲁迅文学奖侧重于精确扶贫战略的历史成就和生态文明理念主题的优秀作品。工作类型的扩展也是调整的一个方面。第三，在一般原则的前提下，我们会不断地根据受援国的实际情况和理解进行调整。例如，儿童文学奖的运作反映了人们对儿童文学本质认识的逐渐深化，从而出现了文学的调整。例如，“科幻文学奖”是在2013年对奖励条例进行修订时，对原“科学文学奖”进行调整后的新表述。例如，寓言奖，除了第一个和第五个奖项，在其他八个环节都是0+的缺失，因为这种风格与新时代以来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观相违背。第四，通过价值内核的提炼，意义和价值得以增加和丰富。例如，茅盾文学奖已经扩展到一些基于个人的精神现象，如美德、善良、美丽、正义、幸福、尊严等。它还包括自由、发展、创造等价值观。加里应该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在茅盾文学奖的《指导作用和可能的未来》中思考，作为党的政策的主旋律，它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不断吸收动态文艺政策的理论资源，扩大其辐射范围。事实上，这个主题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特点。
3.选择标准整体稳定性的持续变化
总体稳定的变化结果可以概括为:一是客观上实现了引导国家主流价值观、渗透到文学活动中的功能，反映了国家奖项的初步设置。其次，它引导和促进了中国文学对艺术本质的追求和审美价值的提升。最有力的证据是每个国家的奖项数量都在减少。近年来，“马奖”活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奖项总数的减少和为“马奖”设置的奖项数量的减少，...逐步提高获奖门槛，给予优先选择，更加注重作品的艺术特色。换句话说，对“马奖”奖项的政治干预已经消退，而作为奖项标准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地位也逐渐提高了“[11”。儿童文学奖的数据显示，从以往的奖项来看，除了第一届和第二届分别有41个和29个奖项外，数量相对较多，第七届有13个，数量相对较少，从第三届开始，获奖作品的数量大多在16到20个之间，相对稳定。近年来，鲁迅文学奖的总趋势是参赛作品总数不断上升，作家协会推荐的作品数量接近一半，说明作家协会推荐是参赛作品的重要渠道。在初步和最终评估中，提名作品的数量持续减少，逐渐稳定在70件，入围比例降至5%，获奖作品的数量逐渐稳定在30至35件(文章)，获奖比例为2%。[12]这意味着参与者的数量增加，奖励的数量减少甚至稳定。反差越大，选择的性质就越突出。客观上促使文学回归文艺的本质特征，审美价值得到支撑。上述事实证实了作者一贯的观点，即作品的“内在价值”是文学价值的最初基础，应该是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