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理论建构是中国特色当代文学理论的重要任务之一。从中国文学场域的角度对文学奖项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是一个关于理论与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互动方式的问题。本文着重对文学奖项综合调查的研究原因、选择原则和基本思维方法进行具体分析，将调查结果作为事实论据，将调查结果作为理论问题。
一、文献评奖综合考察研究的原因、选择原则和基本思维方法
1.“资质评估”与“质量评估”的区别
“资格评价”的主要任务是判断它是否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宣传材料、广告等东西，即承认它具有文学的基本品质，而不是评价它是否达到了“伟大”或优秀作品的水平。“质量评估”的主要任务包括对不容置疑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阐述、表扬和推广，以及编辑以“比较”和“选择”为主要行为的选集和文学奖项，这可以看作是沿着“推广和推广”的深化行为。“资质评估”和“质量评估”各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两个标准不是完全分开的，而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
2.价值系统的特性是评奖的理论前提
至于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作者并没有用系辞“是的……”但从特点和特征上做了理论假设:体系建立后，属于文学的基本原则，即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是一个具有稳定性、整体性、科学性和知识性的理论。科学和智慧的展示可以依赖于静态维度，而活力和适应性的展示可以依赖于动态维度。动静结合，稳定可调，实现共时与历时的有机统一。只有从广阔的历史视角，才有可能观察、描述和阐述动态和静态是如何结合的，如何稳定，为什么以及如何调整等等。至于文学作品的冷热变化及其规律，以及文学经典价值延伸的轨迹和规律，更需要有一个大的历史视角。只有发现价值实现的时间错位现象，才能有价值储存的自觉意识。因此，评论具有为理论服务的性质，价值体系是科学的、可信的和适用的。
3.选择文学奖项的原则是什么？
文学奖励制度作为一种文学激励机制，是当代中国文学制度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奖和奖项是体验层面的重要事件。
学习布迪厄关于“职业”和“形态”的思想。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奖、国家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四个国家政府奖已经进入我们的视野。这四大奖项构成了体现国家意志的全部文学奖项。根据人类文学交流和系统与外部环境互动的基本原则，选择了中国以外的国际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和安徒生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和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文学奖都是由学术机构组织的“民间”奖项，而不是政府的文学奖项。这启发我们对政府文学奖和政府以外的其他文学奖项进行比较研究。安徒生奖可以相当于中国国家杰出儿童文学奖。民间自发奖“小小说金雀奖”是基于布迪厄的文学场与社会场和权力场同源的原则。金雀奖与权力领域文学领域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根据布迪厄权力场的思维方式和传承关系，选取《中国古代文学选集》的历史和概念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
四个政府奖、一个民间奖、两个国际奖、一个古代文学选编和八个研究对象贯穿共时、国内和国际、政府和民间领域。通过对每一个奖项(评选)的不同概念和标准进行梳理，相互比较和借鉴，旨在找到共同点和不同点，也希望找到一些规律性。这些奖项的整体构成呈现了一个多层次的文学领域，它关注的是政府奖项对民间和国际文学因素进入中国的影响。
第二，发现作为事实论证和初步设想
1.政府文学奖考察:权力领域中文学场的建构与分配
由于政府意志和各种考虑，政府文学奖位于权力领域内的文学领域的中心。茅盾文学奖授予基于风格的小说。鲁迅文学奖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奖项，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网络文学和短篇小说被列入鲁迅文学奖，反映了它们的开放性。《少数民族文学优秀马奖奖励条例》虽经多次修改，但始终保留了“奖励、引导、支持、示范等优秀马奖发挥的展示作用”的表述，这也印证了分配的特点。设立国家杰出儿童文学奖的深层理念包括诸多因素:儿童文学教育的特殊性居于首位；界定文学的范畴是不恰当的，也很难包括所谓的综合文学范畴。儿童文学在民族复兴和国家繁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需要单独设立奖项。
2.政府文学奖调查:评选标准整体稳定性的不断变化
政府文学奖的运作过程中体现了什么样的评选标准？总之，奖励标准是以保持整体稳定为前提的，并通过解释处于变化状态。
论稳定机制。中国政府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文艺政策源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提出，文艺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总宗旨，“文学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我们发现四个政府奖项已经用“思想”取代了“政治”。这既是对最初意图的尊重，也是一个重大改变。
论变化状态及其实现。对每个奖项的调查包括数据收集和分析，如作者使用的风格、获奖者的性别、国家属性、奖项数量、获奖词的频率以及对获奖词关键概念的分析。颁奖词是每个奖项调查中最重要的部分。通过对这些数据的综合分析，发现总体稳定性的变化结果可以概括为:第一，客观上实现了引导国家主流价值观和渗透到文学活动中的功能，反映了国家奖项的初步设置。其次，它引导和促进了中国文学对艺术本质的追求和审美价值的提升。最有力的证据是每个国家的奖项数量都在减少。参与者人数增加，奖项数量减少，甚至趋于稳定。反差越大，选择的性质就越突出。客观上促使文学回归文艺的本质特征，审美价值得到支撑。上述事实证实了作者一贯的观点，即作品的“内在价值”是文学价值的最初基础，应该是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3.国际文学奖与国内权力领域文学场的互动与确认
国际诺贝尔文学奖和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奖的性质，在我国的语境中一直受到关注，但绝不是纯粹的原创。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中国人所理解的国际奖项和中国问题，具有互动和确认的合理性。首先，让我们确认一下。验证是指国内电力领域文献领域政府奖励的核心部分。其选择原则和标准不断调整，以实现稳定性和动态性的结合。此外，互动。互动是指中国文学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视野，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4.权力领域文学场与民间文学奖的比较研究发现
政府文学奖和民间文学奖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体现了总体授奖原则是稳定的，具体语境的动态变化是统一的。小型小说要确立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风格，不断调整获奖原则；随着最初的“支持新”逐渐确定作家的身份变化，以平民可以成为作家的事实。不同的是:第一，政府颁发的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结果是有争议的，金雀奖从来没有引起争议。第二，尽管这一奖项更接近精英话语，并且有一段时间削弱了这种趋同，但总体趋势确实是精英化的。
基于上述发现，可以总结出以下基本结论和观点:1 .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文学场的本质是权力场中的文学场。政府文学奖占据主导地位，体现和承载着国家意志，意在传承民族精神，希望实现激励人们进入新时代的导向作用。2.政府文学奖根据各自的地位和结构，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高水平的获奖原则和基本标准。它们是文学舞台上的文学中心，具有重要的召唤、宣传、影响和吸收功能，是重要的文化资本，也是权力场运行机制的必然结果，即“判断场域主导地位的标准”。3.国际奖项和非政府奖项在文学领域中心之外发挥的作用是双向的:国家文学奖是导向性和吸收性的；国际奖项还具有被国家文学奖所吸收的功能，以了解中国人民。民间奖励被中央政府奖励所吸收，具有积极投入其运行轨道的意图和特点。4.文学奖项作为文学领域特征的重要体现，遵循着文学领域独立运作的逻辑，即艺术特征与权力资本之间的摇摆不定，这体现在体裁、主题与风格、思想与主题等方面的倾向与转变。
三、作为理论问题类型的发现
作为一种基于问题的理论发现，“发现”是一个问题，即把研究的基本结论引入价值体系的建构中而发现的理论问题，目前还不能解决。它旨在整理混乱并分解它，并期望在未来逐一解决它。
1.从“政治”到“思想”的传承
《讲话》中“政治”和“艺术”两个概念的二分法为建国后文学批评标准的继承确立了框架，同时也决定了国家文学奖总原则的基本理论基础。自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已经在同一个权力领域内两次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和延续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始终贯穿于其“习惯”之中。事实上，正如布迪厄所理解的，“习惯”绝不是纯粹的主观或客观的。“习惯”是成形的和动态的。可以理解，“政治”到“思想”都是由“习惯”引起的。这也是一个符合不同时期、不同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客观情况变化的概念。“思想内容”是“政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域的具体体现，随着不同时期的变化，逐渐向人类解放的“政治”转变。从本质上说，从“政治”到“思想”，有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领域的历史传承。批判的一般原则从“政治”到“意识形态”的历史转换和继承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
2.继承的可能变化和扩展空
为了适应不同时期的主要任务，从“政治”到“思想”和“习惯”的转变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而“思想”可以被置于这种“习惯”的“政治”概念之下。然而，“政治”和“思想”毕竟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根据符号学，“思想”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文字符号。模糊和不明确正是由于与许多学科的交叉、渗透和融合。这是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思想可以继续分解成几个详细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分解成一些范围较小但内涵较深的类别。一个是:第二，思想也具有被转化为人的情感和情感活动范畴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思想”批评一般原则在具体批评中的具体化和转化，可以实现思想内涵的拓展。另一方面，也讨论了批判的一般原则从“政治”到“意识形态”的历史转换和继承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具体批评中“思想”批评一般原则的具体化和转化可以实现意识形态内涵的拓展，其机制和路径是作者“作为基于问题的发现”分解的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3.从“质量评价”到“资格评价”逆向转换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文学评奖和评论展示了“思想”具体化和扩展的规律。首先，与政府文学奖的颁发机制和运作不同，一般的文学批评是由批评家来完成的。其次，我们提出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是价值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奖项的总体原则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第三，批评中“思想”内涵的具体化和转化，无论如何具体化和转化，都应置于“思想”的覆盖之下，纳入“艺术价值形成机制”。
(作者:南开大学文学院。社会科学杂志，2019年第6期。张玉南，中国社会科学网/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