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尴尬与问题构建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当代中国文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历史发展状况，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得到了国家权力性的保护、坚持和强调。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之前的情况还很繁荣，令人尴尬。 这是历史上的尴尬。 社会转型时代的语境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新与繁荣提供了广阔的思路，推进了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艺学的关系问题上，开展了将认识论转化为审美反映论文论的思考、文艺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依据的开放理解与思考、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艺学问题的思考等。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构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系统性问题、审美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论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构建问题等问题性构建上取得了成果。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问题性构建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研究”(项目编号: 14BZW004 )和辽宁省社会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项目编号: L13AZW001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享高楠(本名高凯征)、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专项津贴专家，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美学研究。  ； 2015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开始发热之年，这与“中国特色”、“中国梦想”、“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强调密切相关。 从新时期到2015年，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变革由停滞到激进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构建的时代特征，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为下一次中国文论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理论资源，成为赋予历史阶段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我国当代主导文论的基础理论、生成理论和主导构成理论。 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文论构建中的这一主导地位的获得，不仅仅是理论本身，也是中国当代历史实践的结晶，即民族在生存状况、政治状况、经济状况、文化状况、文学状况等综合作用中的历史选择。 这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当代中国文论构建中取得的主导地位具有历史合理性。 从新时期到2015年，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文论结构中的地位和研究与结构也经历了同样的变革过程。 在此期间，多样的文论构造，无论哪个元素都扎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那就是文论多元构造总是存在的幽灵。 概括马克思主义文论这一时间问题和状况，其意义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论本身，而且在于当前多样性的文论构建。 一、社会转型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历史尴尬 上个世纪初，中国革命领导人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救济国家和民族疾病的理论经典引入中国，之后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少，但马克思主义在接受群体中得到了虔诚的信仰和追随，很多人为继承人献出了生命。 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日益扩大，逐渐胜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论地位在革命党中是毫无疑问的。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革命文论构建中的主导地位也是毫无疑问的。 虽然这些疑问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在不深刻理解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建国后，马克思主义被神化了，但神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理论，而是实用的选择性和政治强化性。 这样的选择和强化，马克思主义被分割，经常被用作教条。 其实这种情况在革命时期不断出现，与此相对，毛泽东要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把它作为教条主义，并列入党的作风建设。 实用化和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政治化，被推上极端政治的“圣坛”，成为极端政治的理论守护神。 “文化大革命”作为党和国家的巨大灾难结束后，极端政治理论的守护神马克思主义也随之从“圣坛”上滚下，在对政治的社会反抗心理中，马克思主义笼罩着反抗的阴影。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上世纪80年代的数年间，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小心混乱。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知道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战胜了顽强的敌人，取得了新中国的成立，同时，对于中国民族的生存状况和国情，中国历史上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以兴族立国的形象赢得了中国的历史选择 因此，明确了这一必然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当然受到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学界的尊重和虔诚的研究。 如果是这样的话，历史就不是线性因果链，“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灾害提倡马克思主义波及全国，波及千家万户，以灾害结束后，以此为旗帜的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面对尊重和虔诚的追随者和研究者们一样， 因政治灾害而旗帜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断章的马克思主义，既是歪曲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背叛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当时被论证为古典和权威，并被主张，以前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号令全国，被三军号令。 因此，引起混乱暂且不论，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不被说话，不被说话，小心地被迂回，那个不放弃地被害怕。 但是，由于对此的学术冷淡，这种冷淡也会引起深入研究的门前冷淡。 这种情况也见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 在2008年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五次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丁国旗表现出与大会论文相似的感觉。 他亲身体验并举出了例子。 “2007年下半年，笔者向一家全国核心刊物合同组织提交了一期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稿件，令人失望的是，询问了多年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郑重地拒绝了我的稿件合同。 理由是他们基本上离开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学术兴趣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了。 占我国文艺领域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可能阵地，但遗憾的是，现在研究队伍和实力已经很差，在这个领域成功的老先生大多纷纷退出，而中青年学者却没有立即补充，出现断层现象”。 丁国旗的亲切感，其时间有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真实依据。 此后到2015年，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研究走上了冷淡的道路，研究呈现出多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的研究，逐渐从整理转向了深刻的批判。 但是，在这些研究中，也没有显示出两个冷淡的方面:一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读，在社会转型时代的语境中没有重要性和特征性的展开，一些重要的理解和解释思路，比1980年代和1990年代没有更大的推进，其次，与现在的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研究 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一直坚持作为中国立党强国思想的理论基础，通过各种政治渠道、媒体渠道、学术渠道和教育渠道传播开来。 这种基础主张与现在的学术研究状况不成比例，这使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境遇很尴尬。 当然，这种情况令人尴尬的并不是否定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成果，只有2008年文论界在北京和天津召开了三次全国范围密切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学术会议，近年来各种名目的文学理论和美学会议也有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论文朗读和展开讨论，新世纪以来出版的马克思 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状况的尴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可替代的理论地位与其理论研究规模和研究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对应性和差距，其原因需要认真考虑。 探索这种尴尬境遇的原因，研究小组似乎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产生了幻想性的想象效应。 概念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几十年来的遭遇，被一些研究者融入正襟危坐的、敬而远之的马克思主义幻影中，他们被这个幻影所影响或左右。 这种虚幻的想像效果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历过4次强化，但一次在混乱的过程中面临着极端的教条主义的强化，这次强化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常听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话语被教条化。 由于带来严重后果，普遍理论淡漠化的第二次是1980年代普遍出现的反抗心理，这主要是对于迄今为止极端政治化的社会心理，马克思主义以极端政治化为引证的来源，引起极端政治受害者们反抗的第三次西方文论的大量引入，叔本华、 尼采、伯格逊、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先前被困在中国意识形态之外的思想家及其着作，作为新鲜而强大的思想理论力量，迅速形成了国内学术界关注、阅读、研究、转用的热点，使理论冷淡与反抗中的马克思主义更加疏远， 学术界理论热情大量分流的第四次强化，是改革开放国策的进一步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比以前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更现实、更有效地在国人面前展开，在思想理论界面前展开，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现代化问题被尖锐地提出，问题这样提出本身就蕴含着批判力， 即以前被认为普遍真理的古典马克思主义应该通过当前的实践验证在实践中进行思想理论的革新，也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语言权威性。 这4次强化并不是前后并列发生的，一旦发生，就与之后的强化原因相互作用，同时共存，转化为新的强化原因。 结果表明，迄今与中国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研究尚未深入探究，必须进一步反思。 “我们想构建的现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还没有形成，许多过去探讨过的问题都已经是明确的问题，现在有些不明确，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主要是空洞的，缺乏现实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依然任重 这种评价揭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强国理论基础的我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方面的研究情况。 二、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基点研究 综上所述，大规模社会变革以来，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研究处于不温不暖的境遇，这是理论构建中系统的研究成果，虽然有范畴和命题研究但需要系统深入地努力，阐明问题性的文章不少，但缺乏理论系统的支持，多为零散的作品。 在研究情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批判性的语境自不必说，研究中的对话和争论也很少。 理论与实践的转换关系缺乏相互关联的紧密性和灵活有效的转换机制，始终停留在理论的指定和表面化的实践验证上，很少见有力理论的提高和创新与鞭策的实践分析和实践指导的成果。 然而，自新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价值研究仍在不断推进，这一推进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基点研究上。 这个基点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和处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 80年代以来，这一关系问题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上，其中之一是历史上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文艺学研究者为了革命目的而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并且他们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而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 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最初建立的理论基础，其二、几十年前加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政治功能，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角度得到了理论阐明和主张，形成了其理论形态之三， 在“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政治论时代，强制实施文学理论极端政治论鲜明标志着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标志四、由于上述三点原因，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不断出现，但一直是深思未解的问题，淡化了这个问题， 回避，不怎么说话，有一段时间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构建的普遍态度，进一步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复杂化。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许多问题，从历史到现在，都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 这使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成为重大而活跃的母题。 近年来，文学理论界开始面临这一重要问题，对此开展了一定的思考。 以下，对近年来这个问题的解决情况进行概述。 (1)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哲学关系思维的体系本质 马克思主义文论经过几代学者上百年的建构，已经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理论命题、理论范畴和阐明这一命题和范畴的理论语言。 当前，文学理论是多元构建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命题、范畴和语言依然是为各方面的构建所共有和共享的。 因此，重要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构建及其共享中，随时在其烦恼中起作用，这一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系统性问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不向后代提供系统的论文文本。 他们的论文研究是以他们深刻的文学修养为基础，还是以特定的文学文本批评为基础，在对他们来说更加紧迫但具有当时时代重要性和理论重要性的非论文问题的论证中得到了阐明。 而且，即使是特定的文学文本批评，也不是主要基于文学和论文的需求，而是基于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其他理论需求。 这种情况迫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文艺学的研究者和建构者们思考和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文艺学的系统性问题——除非他们不想系统地展开各自的思考和讨论。 当研究人员和建构人员不断遇到系统性问题时，古典作家没有提供系统性的论文文本的现实，引起了对后续长期的马克思主义论文的系统性探索和确认。 当然，在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的各种理论文本之外，在他们的理论文本中，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论述，其领域的专业性自不必说是文学和论文论，而是贯穿其中的哲学思想， 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古典作家也没有专业的哲学文本，但作为哲学思想，古典作家在理论文本中的生成性、依赖性和贯通性可以有系统地把握。 可以看出，这种状况是继续寻找和确认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文艺学系统的研究者和构筑者们，必然会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构筑中编入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和阐明。 但随之而来的困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体系性需要说明，哲学思想体系如何在学科领域有明显差异的文学和文艺领域获得体系性的转变——文学和文学的领域性规定了他们的理论构建必然符合该领域的规律性——是不可避免的理论问题。 随着社会变革引起的文学与文艺学学科领域的变化，这一理论难题面临着新的语境与理论问题的迫切。 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者和建构者来说，这种迫害其实落入了他们研究和建构中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体系性，如文学意识形态论、文学功能论、文学创作方法论、文学生产论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构成、提出、规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对世界的理解、对人的理解、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以及实现这些理解的方法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文论以文学和文学的历史实践为研究对象，当然对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 它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基础。 在这种紧密的双方关系问题上，历史上有过失。 偏差的原因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实用化、俗化的理解，从马克思主义中简单地提取出基本理论命题，并将其与当时中国的历史实践进行简单、直接的对比，得出了简单化、绝对化的结论。 坚持唯物主义就是坚持革命，不坚持唯物主义就是反对革命。 因此，唯物论的认识论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冠名同时也成为革命的标志。 辩证法的理解和强调也是如此，把握和说明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简化为分析革命形势，巩固革命自信的方法。 之后，随着革命的胜利，精神敌人的革命设定虽然意义淡薄，但是代表历史进步的物质力量不减少的人民群众，在唯物论的认识论中唯物论即持续革命地位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包含着艺术关系，在总是被理解为直接对应的矛盾关系的这种理解中， 许多交叉、缓冲、转变的关系被隐蔽，辩证地面对矛盾的通变态度，简化辩证法处理社会矛盾，成为居安思危中唤起复活警惕的基本方法。 这样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论的认识论被提高到了政治哲学的最高水平，用强有力的政治手段不断加强。 这种情况反映在文艺学上，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中分离出来的唯物论认识论是无可置疑的理论立场，辩证开展的历史唯物论也是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解释和批判文学作品的方法论依据。 在这个问题上，尽管马克思主义文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但基础关系并非直接对照与应用的关系，更何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实用化、俗化的理解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因此，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只是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图解。 由于这种历史状况现在引起了与关注不同程度的反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学理论关系的思考成为文学理论界近年来的重要思考。 问题的复杂性，在这个思维中，迄今为止被解读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很少被历史反省，往往以单纯的意义作为各种思维的基础被坚持。 (二)认识论文论演变为审美反映论文论 各方面的学者在研究中，越来越认识到以前坚持的认识论忽视或压制文学活动的动力性。 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持续理解，历来唯物论的认识论立场必须坚持下去，从认识论向审美反映论的转变。 这种转变的本质是哲学认识论对文艺学简单化的突围。 在这种转型思维中有代表性的论述是对汉语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的阐明。 金钱汉语从精神世界本质上坚持了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和反映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在文艺学领域的具体化和特征角度，揭示了哲学认识论在文学和文艺学领域的特殊形态，提出了“审美反映”的重要概念，并将其简单地编入文艺学的哲学认识论和反映论中。 他认为，审美反映论是对生活从审美角度出发的特征性发现、选择和精制，同时审美主体也是对这一发现、选择和精制的特殊审美心理反映。 这不仅是以审美为特征的认识，也伴随着感情体验、想象力的发展、意志的坚持和相关的综合评价。 基于审美反映论，钱中文还将审美反映纳入意识形态思维，指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审美意识”。 对于学术界对审美意识形态存在疑问的“审美意识形态”，他表示“提倡审美意识形态，从发生学、人类学的角度，讨论人类在文学原点和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态的形成和发展，生成历史上口头语言形式的审美意识形式——前文学，然后融合包括文化精神在内的语言文字结构 显然，这是文学审美反映的历史综合通达视野，进一步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精神活动是物质活动主动反映的理论基点。 在审美与意识形态的融合中，金钱汉语强调了三个要点: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的审美反映是人的整个生存的综合反映，这一反映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历史反映。 因此，金钱汉语在审美反映论中融通了迄今为止简化的认识论，使文学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在审美特征中获得了理论的正当性。 同样的观点，在儿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也被提出和说明。 这本教材认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反映论从根本上确定了文学反映生活的理论基点。 本教程探索哲学认识论的根本与文学审美的特殊性之间的协调、融通途径。 教程反映在文学中的特殊性，即“艺术把握”世界，提出“把文学艺术看作“审美意识形态”，意味着文学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变种，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审美性质，是两者的有机结合”。 ④审美意识形态在文学认识论和文学特征论之间取得了理论属性，其实这也是钱汉语提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初志。 在本教程中，审美意识形态的提取方法基于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意识形态只存在于各种表现中，这种表现可以将意识形态区分为哲学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文学则是自己在审美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 董学文对审美意识形态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文学的本质属性，这种属性规定了文学的思想价值、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 审美意识形态的说法非常大致地理解了意识形态的内涵，从而形成了基于文化哲学而不是基于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的语言。 这种意识形态的语言，使普通意识等同于意识形态，本来的意识形态对文学规律失去了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然后，从意识形态走向意识的概念式的替代，文学和经济的基础和社会性质的关系被消除了。 对此董学文认为，这实际上是坚持唯物史观的原理，还是基于唯物史观的学说认识文学本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董学文的提法就其理论本质，是不同意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提交人在认识论与审美论之间取得和谐、融通的做法，他坚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强调了以金钱汉语、儿童庆炳等为前提的简单问题——意识形态属性问题。 这在学术界对意识形态的进一步了解之下，具有其理论意义。 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的论述和争论，应该说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构建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发生的相关文学状况的阐明、发挥和不同的理解。 系统的转变是体系的构建，没有转变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构建。 几年前出现的简化问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缺乏实际转变。 转换是适用的。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向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转变的普遍到特殊问题。 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的特殊性确定后，他们也会被解释和理解”⑤。 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关系结构体系的上层部分，在这一点上各方学者在理解上不一致。 但文艺学研究文学意识形态属性需要根据文学情况细分文艺学的学科领域，对人的哲学研究就像人的社会学研究中必须细分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时代、性别、社会分工乃至家庭的研究一样，这是一个由一般向特殊不同层次的转变问题。 在文学实践层面，意识形态不论创作与接受，都具体化为不同的创作意识与接受意识，意识形态意识化是从哲学向文艺学、理论向实践转变的必由之路。 当然，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化是不一样的。 意识有意识形态、反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的区分，意识在意识形态上相等，确实不是明显的概念。 但是，这种同等的错误，在现在看到的论述和争论中，并不明显或者不明显。 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更深层次的争论和探索，可能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艺学的系统关系的方法，也可能是从文艺学上理解哲学认识论与文学特征的关系的方法。 (3)开放理解文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在其文学理论中具体化、特性化的主张不同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开放的创新思想体系，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只是这个思想体系大楼的基础，其上有着不同的层面，它是与时俱进的生成体系，它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 陆贵山的研究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作为一种创新的思想体系，探讨文学艺术问题具有明显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性质，为全面考察文学的生产、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先进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武器。” 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作为身体和用途的关系，前者利用身体的后者，身体本身很深，多元性地开放，用途不能取而代之，用途不能尽。 在此基础上，陆贵山同时探索和发掘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以宏观应该提出的“史学观点”“人学观点”和“美学观点”为理论依据，提出“文艺本质是社会——历史本质、人学本质和审美本质的辩证统一”。 陆贵山在发掘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人学思想及美学思想中，提出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艺学研究思路。 陆贵山参与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他总体肯定审美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中探索文艺学的理论支点，认为“新时代以来文艺理论家体现了文艺观念的重构与更新有价值的学术探索”，他对审美意识形态论提出质疑，质疑的基本思想是文艺与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陆贵山的基本思想是文艺含有审美，但是没有完全归结为审美，所以只是从审美视域说明文艺，这是审美学派一家的语言——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不仅定义为审美意识形态，也定义为特殊意识形态，既不审美也不审美。 此外，陆贵山强调审美是感性的，意识形态是理性的。 (4)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学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研究文学理论问题的想法。 曾庆元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时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方法(哲学方法)，观察人类的一切文艺活动，理解发现文艺活动的规律，科学解释文艺现象，正确指导文艺实践的科学理论体系。 这一提法面临的一个困难是方法转换——哲学方法如何研究非哲学文艺学。 曾庆元注意到这个问题，为此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前者的意义是指导后者认识和把握文艺活动的法则，二是在坚持前者对后者的指导的同时，不能使哲学方法等同于文艺学方法。 前者包括后者，但不能代替后者。 关于哲学及其方法如何变成文艺学及其方法，曾庆元没有进一步的理论解释。 然而，在他接下来阐述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与发展”问题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重要命题作为构建文学理论的逻辑基点，在这个基点上马克思主义首先运用生成这个基点的方法，结合实际，构建文学理论，在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方面，文学理论的不同层面 基于这一观点，他把自196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构建分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为理论基点构建的文艺学、以“生产论”为理论基点构建的文艺学、以“把握论”为理论基点构建的文艺学三类。 这种基本命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体系联系是什么，为什么单独可以作为文艺学理论构建的逻辑基点提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其他重要命题也可以作为文艺学的逻辑基点提取，基于命题理论是否陷入本质主义泥潭，命题以外的文学理论问题是否进入这样生成的体系 曾庆元没有再回答。 由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引起的思想，如前所述，是对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实用化的继续理解，因此，上述所评价的思想主要是一些补救性和修正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继续着以前的简单化等倾向。 自2015年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既温暖又热烈，这一历史的持续性受到了震动，甚至受到了冲击。 在此期间，西方后现代理论融合，西方马克思主义也进一步转变，更重要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特色问题引起学术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