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深刻认识和阐明，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继承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世纪的重要标志，激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结构体系和强大生命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艺座谈会文艺批评中国化专家介绍:包明德、着名文艺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国家一级作家。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学术委员、职务评定委员会委员、《文学评论》杂志社长、《民族文学研究》总编、中国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体委员。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文学评论》编委、《民族文学研究》和《文艺争鸣》学术顾问、全国政协委员、《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评委。 出版了文艺评论集《文苑思绪》和《淘沥集》。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文艺座谈会，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演说。 习近平纵观世界文明的发展历史，站在实现中国梦想的时代高度，怀着对我国文艺工作者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待，深入阐述我国文艺发展前进的重大理论和创作问题，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精确概括，即“充分利用历史，充分利用人民的、艺术、 美学观点评价与鉴赏作品》[1]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深刻认知与阐明，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继承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世纪的重要标志，激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结构体系和强大生命力。 ； 1859年5月18日，恩格斯在《驻拉萨》的信中说:“我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出发，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衡量了你的作品。” [2]在此，恩格斯彻底论述了文艺批评标准。 从此，“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作为古典语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和影响了当时和后世的国家、世代和世代的文艺创作和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从理论上进行说明，在评价具体作品时也实践了这一原则。 比如，马赫内斯对《都市姑娘》、维珍妮丝对《巴黎的秘密》、菲拉泽尔对《弗朗兹·冯·济金根》等作品的批评、对巴尔扎克、盖特、易卜生等作品作家的批评，都鲜明地体现了这样的批评标准。 文艺发展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批判标准是科学的，他启发了无数作家和批评家，推动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 当然，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人民是推进历史前进的动力。 也是历史发展进步的自然受益者。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立场是人民大众，目的是解放全人类。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忘不了人民。 他们的学说出于人民的立场和命运，包括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 马克思自古以来就是作家“有资格”和“没有资格”的唯一判断者。 [3]他们的文艺评论也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他们的关心和爱，被压抑、侮辱，倾注于受害的劳动大众。 默哈克内斯的《都市姑娘》描写了伦敦东头女工奈利被富豪格兰特诱惑后的悲惨遭遇。 但是，她没有反抗的意识。 但是，这不是当时工人的主流。 恩格斯怀着深切的同情和情义，写信给作者。 “工人阶级压迫他们周围的环境，反抗他们为了恢复自己的人性地位而做出的感人努力，无论是半自觉性还是自觉性，都必须在现实主义领域占据地位”[4]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着作的“神圣家族”和“对批判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鲍威 在这部着作《揭露批判的宗教秘密，或者是玛丽之花》中，站在时代生活和人民性的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批判了主观唯心主义者的随意解释和文学的错误倾向。 在小说《巴黎的秘密》的前一部分，作者欧仁？ 苏描绘玛丽花的形象还是从生活出发，从人性出发，不是根据主观意图设计的。 这时玛丽的花虽然处于极端屈辱的妓女境遇，但仍然保持着人的纯美之心，保持着人性的丧失感和人性的美。 她虽然很柔弱，但即使在精神活泼的逆境中，也非常热爱生活。 她没有钱买花，却一天到晚依恋花市，为了看花，为了闻花香。 她总是通过河岸栏杆凝视塞纳河，又转动花朵看太阳。 她对自己的可怕情况感到痛苦和悲伤，但对生活没有绝望，觉得这不幸的命运可以改变，在神面前不承认自己的罪过。 凶恶的刀鬼暗地欺负玛丽的花时，她站起来抵抗，生气地用剪刀刺了她。 也就是说，在作品面前，作者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超越了他狭隘的世界观的界限，表现了生活和人物的真实感。 但是，这样的表现和描写，在欧仁苏那里，还是不自觉，也不是他的创作主导方面。 他的唯心主义思想，从观念到现实，他的小说不能继续从性格描写和人物塑造的生活出发，从时代到人的追求出发，玛丽的花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完全违背了她自己的逻辑。 后来，玛丽的花低下了天使般的头，穿上帖皈依了神。 从那以后，她就没有任何抗争，不爱大自然，她屈服于命运。 因此，“巴黎的秘密”也成了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榜样。 综合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观点，解读他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表明他们积极倡导的文艺精神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 正如他们所说，“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为这一切而战斗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活着的人。 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 [5]历史——人民、人民——历史，这是照片和照片不可分割的概念。 习近平同志提出“历史、人民、艺术、美学”文艺批评范式，在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之高，最新阐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成就。 习近平同志这种谈话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经典成就不相容。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同志召开文艺座谈会，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演讲》。 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深刻体系的成就。 毛泽东同志在“演说”中提倡作家艺术家“必须与新的大众时代相结合”。 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必须解决时代和人民的关系问题。 文艺工作者认识到时代的使命，站在立场明确态度，强调必须改变不符合大众需求，不符合实际的斗争需求的状况。 因此，文艺批评标准中强调了政治标准。 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中心工作的转移，党中央根据新形势调整了文艺政策，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 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是毛泽东“演说”精神的正确表现。 为人民服务是文艺的方向性问题，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根本问题，本质上是时代问题、历史问题。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发表了“现在的形式和任务”的演说。 在这次演说中，他表示:“文艺属于政治这一口号。 因为这个口号很容易成为干涉文艺的理论依据”。 ([6]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进一步说明了新时代的文艺方针和政策。 此外，从李大钊、瞿秋白和鲁迅到现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 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例如，陆贵山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文章中提出，在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念范式时，可以更全面地阐释“美学观点与史学观点”。 [7]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蕴藏着极其丰富的人学思想和人民性，“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人学观点和美学观点的有机结合更加完整地研究文学艺术，才能系统地体现文学艺术的本质、价值、作用和功能”。 [8]再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由于与中国文论和创作实际结合，所以同根和脉络相融合。 中国文论接近文学事实和文学要素，重视艺术构想和审美情趣，与西方文论的过度哲学化相比，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从中外古今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来看，民族审美心理中积累了民族特有的想象、感情、记忆和理解。 每个民族的审美能力的产生和发展都不同于哲学抽象力的深化，也不同于伦理道德法律体系的规范化。 作为人类历史的感性成果，民族审美的鲜明特征是理性和感性，民族和个人，历史和心理的融合。 [9]中国文论中的“载体说”、“言志说”、“忧患说”、“悲伤说”、“发愤说”、“童心说”和“情实说”等很难从哲学上抽象化，但在中国文艺创作和评论中游走了精魂。 这种“艺术性”追求文艺创作和“艺术性”进行鉴赏和批判，自古以来在文化界、学术界和民间约定俗成，作为大家的习惯。 党的十八届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同志呼吁实现“两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 并且，反复强调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在此期间，他多次透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博和深厚，强调中国人在看世界、社会和人生时，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 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创新性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和学理背景，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习近平在《10·15》的演说中发出了深刻的警告:“低俗不俗，欲望不表达希望，单纯的感觉娱乐不是精神上的幸福。” [10]该词具有较强的概括性、目的性、文学性和指导性。 通俗文艺本来的意思是适合广大群众的兴趣和需求，是容易被群众接受和理解的读物。 例如民间故事、民谣、鼓语、道情、英雄传说、公案侠义、讽刺小物等，可以称为大众文学。 优秀的通俗文艺在内容上，有的人写侠义，有的人慷慨歌唱，有的忧国忧民，流血殉身的“哪里不公平，没有我”。描写纯洁美丽的爱情的也有很多。 因此，通俗文学历来深受我国人民大众的喜爱，并以其特有的魅力与大众的心相碰，滋润着人民的心灵。 但是，近年来出现的作品中，也有把低俗的看作通俗的。 这样的作品形象奇怪，价值迷茫，内容恐怖，色情，贪婪，暴力的展示很多。 这使一些文艺创作和演出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内容空心化、趣味低俗化、过度娱乐化、价值立场失守、社会责任弱化、道德功能萎缩、审美修养稀释”的状况。 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但主要有三点:第一，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艺思潮洪水般涌入中国，鉴别缺乏选择能力，其负面作用曾经抑制了积极影响。 有学者概括说，80年代方法论的建构性和90年代学术界的消化性思想，在思维和价值上已有很大差异。 90年代的解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价值的消解性，不再是整体发展的神圣话语，解脱性的话语溢于文坛，如法国的解脱思想家福柯、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成为“耶鲁四人组”的时代精神主角。 他们的“消解”、“霸权”、“反抗”、“缘分”等词汇，成了现代流行语创作战略和故事的陷阱。 [11]这种风在我国文坛产生消解的崇高，亵渎神圣，寻求经典，讲述历史，嘲笑英雄创作的风气。 这对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的价值信仰、理想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建构有负面影响，引起社会公众的不安和不安。 第二，过度商业化和拜金主义冲击。 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化市场逐渐发展，文化产业也迅速崛起。 我国文化市场治理与培养的指导思想一直明确。 强调它不仅要承担经济目标，还要承担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多个目标，要把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 具体实施方案可取得一定效果，同时产生相当大的偏差。 这主要是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过度商业化及其相关拜金主义思潮的泛滥，冲击了文艺创作的正常状态和健康发展。 文艺界和媒体的广告和隐蔽，或者明显的勾结，企划和操作中拼命追求商业利益，都从金钱上看，助长了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产生了很多质量差的魅力产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不足，抑制了社会利益的宣传。 在这股风潮中，一些文艺相关人士放弃了自己的社会担当和艺术担当，根据市场需要，按照业者和媒体的意图写作、编辑、跳舞、唱歌。 作品的名字、场面的描写、人物的对话，配合市场需求，作品满足了商业化的痕迹，失去了文艺的主体精神和对思想艺术的追求。 本来优秀的文艺相关人员，在这样的纠纷中，再也不能制作好的作品了。 “娱乐必死，失语必死，工业必死，票房必死”，有人对中国电影的未来表示担忧，还是没有道理，值得反省。 第三，文艺批评的失语和弱化。 1842年恩格斯批判了文艺评论中存在的坏风气。 “他一谈到现代文学，就吹青红皂白的大吹大擂。 没有一个人写了很棒的作品，也没有一个人写了很棒的作品。 没有一个人没有某种文学成就。 我不能容忍这种永恒的恭维，这种和谐主义的企图，扮演文学上的淫媒和经纪人的热情。 像亚·荣克这样的文学批评学风，至今仍然存在。 这在文学史上的写作、教材的写作和教学设计、文学评奖、作品研讨会和评论文章等各个领域，都不能实事求是，有没有原则的褒奖，也不批评质量差的作品，很难找到好的作品，不利于读者阅读，这无疑总结了作者的经验，提高了写作水平 而且，有的评论如果离开文本，玩弄名词的概念，说作者和读者不能理解的话，不仅不能正确地读读者，培养审美修养，而且还会造成读书障碍。 文艺批评作为车轮、鸟翼，对文艺事业整体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当前文艺创作出现问题时，文艺批评家应该敢于履行相应的责任。 众所周知，19世纪大英帝国强大，同时这个国家的文化意识也很强。 我们认为莎士比亚比殖民地更珍贵。 萨曼莎也确实装扮成英国的历史文化，提高了英国的形象，提高了英国的软实力。 美国在20世纪称霸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的优势。 他们通过好莱坞电影、百老汇娱乐、肯德基、麦当劳、服装玩具等，把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渗透到地球的每个角落，提高美国的影响力。 不久之前，奥巴马自豪地说:“好莱坞的电影使美国与众不同。” 看到这一点，更加真实地感受到习近平同志“10·15”的战略高度和深刻意义。 “历史上中华民族影响地位的不是穷兵静武，而是对外扩张，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感动力。 实现“两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文艺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成为天下，与谁争夺！ 习近平总书记的演说，温暖人心，鼓舞人心。 他的讲话继承和革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这篇演说引领了众多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站在我国文艺发展历史的新起点上扬帆，肩负着时代的责任和使命，为了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想，唱新曲，作曲新曲，推动中国文艺事业向新的发展和繁荣发展。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