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内容摘要: 20世纪3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正式传入中国，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供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范畴，如典型人物、典型环境、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倾向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等。 构成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争鸣的重要主题，30-40年代“典型”与“类型”问题激烈冲突，在50-60年代典型理论争鸣的旁边蔓延，80-90年代现实主义讨论的根本更新，都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的第三个，是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批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发展与影响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项目编号: 11AZD048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季水河、季念、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411105季水河( 1954-)、四川邻水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研究。 季念( 1982-)，四川达州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传播学研究。  ；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学术界使用的与现实主义相关的理论范畴，还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争鸣，文学批评中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模式，都深受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的声音在回响。 一、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提供了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范畴 20世纪30年代中期，“写实”、“写实”、“新写实”等与现实主义相关的模糊概念退出了文学理论界，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与教材中频繁出现的与现实主义相关的文学理论范畴包括典型人物、典型环境、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倾向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等。 典型人物 典型人物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也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 典型人物在马克思煤气中也被称为典型。 典型的文学理论用语是在1844年马克思气体融合的“神圣家族”中最先出现的。 他们在评论维珍妮丝的《巴黎的秘密》时，指出维珍妮丝写的阿拉斯塔西亚·皮尔是“巴黎看门人的典型”。 这里所说的典型，更加具有代表性，皮普尔先生体现了巴黎门卫女性的一切共同特征，是她们的代表。 1885年，恩格斯在《明娜·考茨基》的信中评价她的小说《旧与新》时，再次使用了“典型”一词。 恩格斯说，盐场工人的生活和维也纳社交界的“这两个环境人物，我认为你是用日常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描绘出来的，每个人都很典型，同时也是一定的一个人，正如老黑格尔说的“这个”，而且应该这样”。 这里的典型概念深刻变化，主要指独特个性和高度概括统一的文学人物形象。 1888年，恩格斯在《玛格丽特·哈克内斯》中，在继续使用典型概念的同时，提出了典型人物的概念。 “现实主义的意思，不仅仅是细节的真实，我认为是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你的人物对他们自己来说是典型的，但是围绕这些人物促进行动的环境也许并不是那么典型”。 这里的典型人物主要指文学作品中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80年代，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中的典型人物概念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得到广泛应用。 由于翻译表现不同，典型人物在中国文论中有三种称呼: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 在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中首先使用典型人物概念的是胡风，其后是周扬。 1935年，胡风在《典型》和《类型》文章中讨论了什么是文学典型。 “文学典型”是从文学作品中产生的人物。 “这些人物实际上并不存在，但也不是作者的作品。 实际存在的人物和他们相似，但不像他们那么完美，性格也没有他们那么明显和突出。 作者为了写出有特色的人物，首先从人物所属的社会群体中提取出各人物特征的本质层次特征、习惯、兴趣、体态、信仰、行为、语言等，将这些特征抽象化，具体化为一个人物”。 胡风文学的典型论述包含两个含义:第一，文学典型来源于生活中的人物，但他们比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更完整，性格更突出；第二，文学典型收集社会生活中各种人物的特征，将它们具体化为一个人物。 胡风重点论述了文学的典型创造方法和典型的集体特征。 1936年，周扬在《现实主义试论》中也提出了自己的典型观。 “典型的人物是“在某个特定的时代，在具有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共有的特征的同时，具有与他所代表的社会群体不同的个别风貌”。 周扬着重考察典型的时代性、集体性和个性特征，典型的是特定时代的文学形象，在社会中具有同类人物的共有特性，但也有与集体不同的个体风貌。 40年代，对典型人物研究贡献最大的是冯雪峰和蔡仪。 1940年，冯雪峰写了《关于典型创造》，全面论述了典型人物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典型人物创造的具体过程、典型人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 ⑥1942年蔡仪出版的《新艺术论》第五章《典型》，考察了现实典型与艺术典型的差异、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的关系、正典型与负典型的差异价值。 从30年代开始，40年代典型人物研究更具体、全面。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典型人物理论普及，特别是在文学理论教材中，甚至对典型人物置之不理。 (二)典型环境； 典型的环境是典型的人物概念，即使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也是使用频率较高的理论范畴。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非常重视人与环境关系的考察。 1845年，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概要》中，探讨了人与环境的关系，强调了人与环境的相互影响性。 1878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表现出了与马克思相似的想法，特别强调了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性。 然而，文艺作品中对人与环境的关系明确提出典型的环境概念，是1888年恩格斯的《玛格丽特·哈克内斯》一文。 到目前为止，典型环境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专业术语。 瞿秋白和胡风于1934年将典型的环境概念引入中国，随后被广泛应用，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 1936年，周扬在《现实主义试论》中引入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时运用了典型的环境。 但周扬只引用了这个概念并没有进行说明和分析。 1940年，冯雪峰在《关于典型创造》中，描述了典型的环境。 “社会性、世界性、历史矛盾的斗争”、“生活的历史实践”。 ⑦1942年，蔡仪在《新艺术论》第5章第2节中论述了“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认为典型环境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 狭义上说，典型环境是比较普遍的具体社会环境，广义上说，典型环境是极深的社会发展状况。 新中国成立前，蔡仪是典型环境解释、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关系论述最全面、最辩证的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在公开出版的文学理论论中，霍松林1957年出版的《文艺学概论》第3章第2节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他引用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论述后，对典型环境作了如下定义。 “简单来说，典型的环境是一定的历史时代阶级斗争的整体形势，在具体的作品中，在整体形势下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和行动的社会关系和人物都有所体现。”⑧霍松林就典型的环境进行了叙述，强调了典型的环境所包含的社会关系。 从50年代末到80年代出版的文学理论着作和教材，如果涉及到典型的问题的话，大致就是关于典型的环境。 直到90年代，这种趋势才减弱。 (三)世界观和创作方法； 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并非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中的既成命题，后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们从恩格斯《玛格丽特·哈克内斯》的信中对巴尔扎克的话进行了评论和概括。 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正统的，但是他反对自己阶级的同情和政治偏见，总是不掩饰赞扬的唯一群人，是他政治上不共戴天的敌人——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 这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也是旧巴尔扎克最大的特点之一。 在中国文学理论界，瞿秋白认为恩格斯观点是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问题。 1933年瞿秋白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与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总结了恩格斯的意见。 “巴尔扎克同情保王党，但他的现实主义是革命性的”⑨，瞿秋白没有明确地将恩格斯的论述命名为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了世界观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 恩格斯把巴尔扎克的话概括为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命题的是周扬。 1936年，他在《文学》中发表了《现实主义试论》，《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反映了他所属社会阶层的主观利害与现实客观倾向的矛盾。 这个矛盾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在历史的发展中解决……如果以前的现实主义者艺术家违反了自己的世界观，达到了现实的正确表现，我们的现实主义会借助我们的世界观更加正确地表现现实。⑩ 周扬的论述强调了两点:第一，巴尔扎克时代，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矛盾；第二，新时代，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矛盾得到解决，作家的世界观有助于现实主义创作者正确表现现实。 周扬的论述发表后，研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有两个方向。 一是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关系的矛盾说法，另一是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关系的统一说法。 关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批判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作家的评论中。 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是政治保皇党和反动托尔斯泰主义者，但有人认为他们创作了不朽的现实主义杰作，取得了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这是作者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矛盾的表现:或者是作家世界观本身的矛盾。 “许多古典作家的世界观总是充满着复杂矛盾，他们的哲学观点、政治观点、宗教观点、伦理观点和美学观点之间，不仅如此，这些观点本身也常常与进步因素和落后因素交织在一起。 例如，左派瑞士的哲学观是唯心主义，但他的文艺观基本上是现实主义。 他在政治上反对皇帝独裁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但是反对暴力革命提倡宗教。 这些矛盾主要归咎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 11 )。 或者世界观与创作实践(创作方法)的矛盾:“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不仅有缺陷和限制，而且反动”“但是他是天才的作家，写了世界文学的第一级作品”。 巴尔扎克谈到“是保皇党，他的世界观不仅有缺陷和限制，也有反动性。”但他的作品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 ( 12 )这是因为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坚持现实主义的“看下去”精神，对他们“正视现实，深入现实，保证了他们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的实践推动了他们的感觉世界的扩大和深入，成为了他们追求美学立场的力量”( 13 )“从实践中提高作家的世界观，修正世界观的错误部分，是创作方法对世界观的主动作用的表现”( 14 )。 关于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主要表现在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应该如此”一词中。 有些学者认为，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是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统一、思想和艺术的一致，两者不存在矛盾。 蔡仪1942年出版的《新艺术论》在认识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上，继续了周扬的统一说法。 指出“现实主义来源于唯物主义”，在现实主义艺术家眼中，“艺术是对客观现实的本质认识。 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是艺术的一种认识，认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一致的”( 15 )。 在这个意义上，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是一致的。 从哲学上看，“文学创作是意识活动，受世界观的支配和制约。 文艺为什么为人服务，对作家来说，主要取决于他站在哪个立场，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来指导创作”“否定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指导意义，不符合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会脱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根本原理。 ( 16 ) 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与统一说，看到了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有关方面的表现:矛盾说，看到了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的特殊现象，唯心的世界观，落后的世界观也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看到了能够创作出优秀文艺作品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的一般联系，有什么样的世界观采用了什么样的创作方法 但矛盾和统一说有一定的偏差:矛盾说过于强调特殊性，过于忽视一般，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一般不一致。 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有时世界观本身就有矛盾。 文学创作中的情理冲突、动机与效果不一致、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过于强调思想大于一般性、过于忽视特殊性，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看不到单方面的直线联系，创作方法本身看不到强烈的独立性、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相互作用性、作家选择创作方法的灵活性， 同一个世界观的作家可以选择不同的创作方法，不同世界观的作家可以选择同一个创作方法，同一个世界观的作家也可以选择多种创作方法。 (4)倾向性和艺术性的统一 马克思在《费迪南德拉扎尔》中警告拉扎尔“应该以最朴素的形式表现现代思想”，警告“应该更莎士比亚化”，并警告“不应该将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器”( 17 )恩格斯是“明娜·考茨基”，文学中的“明娜·考茨基”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把马克思恩格斯以上两个故事概述为文学倾向性和艺术性统一的现实主义理论范畴。 1936年，周扬在他的“现实主义试论”中表示“将广泛的思想世界观与最高度丰富的艺术形式联系起来”( 19 )。 同年，胡风出版的《文学与生活》一书表达了“文艺上表现出的真理和真实必须通过“形象化”“个性化”的过程”( 20 )。 进入4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界统一倾向性和艺术性的表现变得明确了。 1940年冯雪峰发表的《文艺与政论》不仅引用了恩格斯关于文艺倾向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论述，还明确提出应该艺术性地表现文艺的政治倾向。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演讲》要求革命文艺“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21 )。 这三个统一归结为倾向性和艺术性的统一。 新中国成立到80年代，倾向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在中国文学理论界的表现趋向定型化。 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倾向性与艺术性统一的思想传入中国后，其内涵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相当部分中国文学理论家庭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和思想与艺术的统一，取代了倾向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内容和思想包含着倾向，但内容和思想远大于倾向。 这种置换和变异，既有中国文艺理论家表现习惯的因素，也影响了中国现代社会文艺功能要求的扩大，认为内容和思想远比趋势意义丰富，功能多样。 二、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构成了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争鸣的重要主题 20世纪3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传入中国后，立即引起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关注和讨论，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界争鸣的重要主题。 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响起了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声。 (1)30~40年代:“典型”和“类型”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在中国引起的第一场争论发生在20世纪30-40年代，最初在胡风和周扬之间展开，争论的重点是理解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 1935年胡风发表了什么是“典型”和“类型”。 “虽然是典型、具体的活人物，但本质上具有集团的底部特征，代表着集团”( 22 )。 1936年，周扬发表的《现实主义试论》讨论了胡风的典型观。 他认为胡风强调典型的普遍性时缺乏注意其独特性。 “他也是特别的存在，有他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独特的生活方式、自己独特的心理容貌、习惯、姿势、语调等”( 23 )。 之后，胡风于1936年1月和4月分别发表了“现实主义的“修正”和“典型论的混乱”两篇文章，对周扬的典型论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典型观。 周扬也于1936年4月发表了“典型与个性”，重新批判了胡风的典型观。 从胡风和周扬的典型理论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的哲学基础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对立统一说，他们引用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作为理论依据，通常认为他们是“具体的活人物”( 24 )、“活的典型人物”( 25 )。 不同之处在于，胡风更加强调典型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周扬更加强调典型的特殊性和个性。 胡风写了“典型”和“类型”是什么”、“现实主义的“修正”和“典型论的混乱”等论文，其意图区分了“典型”和“类型”的不同，但他过于强调典型的创造综合和艺术摘要，对个性化的重视不够，特殊论述不明确。 “最终没有明确区分典型和类型”( 26 )周扬的“现实主义试论”“典型和个性”总是强调典型的特殊性和个性，强调典型的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相反，周扬更加明确典型和类型的区别，典型的理解也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观 典型论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的核心范畴，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最高要求，而胡风和周扬重点论述现实主义文学典型，因此他们俩对于典型的争论，实质上也是现实主义的争鸣。 关于胡风和周扬典型问题的争论，在40年代发展成对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 胡风的典型理解是不科学的，但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总体研究是独特的。 他的现实主义理论特别重视作家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是以创作主体为轴心的现实主义理论。 他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如“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人格力量”是独特的标志，也是他受到批评的目标。 1944年7月，黄药眠首批胡风以上命题。 胡风的“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他说“并不是从现实生活中得出的结论……太空虚了，太强调文艺家的人了”。 ( 27)1948年，香港、上海两地的文艺理论家包围了胡风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对上纲线进行了否定。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邵荀麟和乔冠华。 1948年3月1日，邵荃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一卷发表了《文艺新方向》，5月1日在《大众文艺丛刊》发表了《关于主观问题》。 上篇文章，邵荃麟没有提胡风的名字，却批评了他的意见。 邵荃麟认为，胡风的主观精神、人格力“追求主观精神的倾向……将个人的主观精神力量视为事先、独立的存在，与历史、社会并存，超越阶级，因此将其视为创造与征服的力量。 这首先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相去甚远。 在这样的基础上，自然地强调自己，拒绝集体，否定思想意义，宣布思想体系的灭亡，抹杀文艺的党派性和阶级性，反对艺术直接政治效应的创作，自然地走向个人主观感觉的领域和个人内在世界的追求……本质上是向唯心主义发展的趋势”( 28 )。 下一篇文章，邵荀麟公然指名批评胡风，胡风作为主观论者表示，“思想意识忽视了指导革命实践的意义，将感性活动与具体实践分开，进一步将感性活动转化为主观感觉力，转化为主观精神、人格力量、道德力量等，唯物论被取消，阶级观点也被取消”( 29 )。 乔冠华于1948年5月1日发表的《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指责胡风的文艺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以为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主观，涂抹、歪曲、篡改了人民大众的觉醒与斗争的客观事实”、“否定了新文艺的革命功效”， “实际上精神放在了一切道路上”、“实际上只不过是取消了作家和人民结合的基本命题”、“混乱了自己的立场，形成了敌友分不开的状况”。 ( 30)1948年9月，胡风写了《关于现实主义的道路》，批判了邵荃麟、乔冠华等人的批评。 从1948年对胡风的批评综合来看，有些不良倾向显露出来:一是剪章取义，攻其不及其馀，二是把学术批评转向政治批评，文风简单粗鲁，无限走钢丝；三是集体堵塞，情绪发散，理智 这些趋势为1955年胡风冤案的发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二) 50-60年代:典型理论争鸣的横向发展 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的第二次争论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60年代，主要围绕四个问题展开。 一个是典型的共性和个性问题。 其基本思路，典型的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也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文学艺术中典型人物是典型人物，不仅是个别性和普遍性的统一，而且鲜明生动的个别性，能够显着表现出他具有相当社会意义的普遍性”( 31 )的统一。 二是典型的正面人物和理想的性格问题。 本来，在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中，典型的是衡量文学作品中人物是否成功的艺术标准，而不是人物的等级划分尺度。 但是，在50-60年代的特殊时期，阶级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也有人认为“哪个时代的文学典型是阶级的典型，一定的阶级(或者阶级)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阶级的本质艺术摘要”，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必须塑造出充分表现时代主人公形象，即时代精神的英雄典型 ( 32 )三是典型的创造和创作方法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论所讲的典型，主要是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创作出来的成功人物形象。 针对这种情况，浪漫主义能否创造出典型的问题已被提出来。 赞成者认为浪漫的创作方法也很典型，“以神话传说为题材的作品可以是典型的”，反对者认为“典型的创作要求典型的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浪漫的形象都是特殊的性格，经常在特殊的环境中活动，所以不能形成典型”。 ( 33 )四是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性格)的关系问题。 代表性的观点是“典型的环境对典型性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典型的性格是在典型的环境中形成的，但在某种典型的环境中不一定会产生某种典型的性格”“典型的性格对典型的环境产生反感。 也就是说，环境单方面形成了人物的性格，同时人物也在改变环境”。 ( 34 )这次现实主义的讨论，核心是典型问题的争论，重点讨论了典型概念、典型时代特征、典型创造问题、与典型环境的关系，同时也提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 看了这次现实主义问题的争论，成绩明显，问题突出:论题集中，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扩大了典型的讨论领域，加深了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但当时过于强调等级论，没有推进整体对现实主义的认识。 辩论中还引用了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的意义，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论述，但在辩论中却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 (3)80~90年代:恢复现实主义讨论 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的第三次争论是从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 这次争论强调了两个重点。 一是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二是现实主义真实性。 关于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代表性的观点是两者“既有联系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既有相互制约性，也有相对独立性”。 ( 35 )“典型环境是典型人物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基础，如果没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将成为被动水，成为无本之树。 典型的人物是典型的环境存在和变化的条件，环境自不必说，因为人物离开人物也会失去意义”，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环境是辩证的统一，两者的相互依存，是必不可少的。 ( 36 )从观点来看，1980~90年代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系的讨论与50-6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50-60年代偏重于“二元对立的思想和斗争的实践方式”( 37 )，那么80-90年代重点是对话思维和复杂思维，“超越了50年代到60年代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决定和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线性联系， 强调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复杂关系和多方向作用的环境可以影响人，人也可以影响环境的环境是典型的，人物也是典型的环境是典型的，人物是不典型的人物是典型的，环境不典型的等等。 这样，一边观察环境和人物关系的必然联系，一边承认了环境和人物关系的偶然性、曲折性的表现”( 38 )。 关于现实主义真实性讨论，主要强调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地位和现实主义真实性的特点。 其代表性的观点是，真实性在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没有文艺真实性，即以“合乎规律”的客观尺度来说，真正的艺术生产是不可能的”( 39 ) 真实性与典型性密切相关。 “真实性是典型的基础，典型性是真实性的升华……所以，我们不应该离开典型性说真实性，不应该离开真实性说典型性”( 40 )。 真实性和倾向性、艺术性是统一的。 “现实主义艺术不应反对，应表现一定的思想倾向和政治见解，但这种表现必须符合艺术的特点，必须隐藏，自然出现在场面和情节的发展中。” ( 41 )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现实主义讨论，具有本来的新特征，另一方面，还返回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现实主义文本，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及其对典型观的误解、曲解，也在新时代的上下文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和典型观的未来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