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中国第一代左翼理论家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中，传统教育占有很大的比重，由此形成的艺术观念和文学修养，是他们接受和理解外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时不可排除的前见。 在“革命文学”争论过程中，面对年轻革命家宣传的“马列主义文学理论”，鲁迅和茅盾最初基于自幼培养的艺术直觉提出疑问，为此寻找理论依据的瞿秋白在指导“左联”工作时尊重文艺规律，成为鲁迅的“知音”，并且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和国外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是非常复杂的存在。 前者由于影响后者的具体过程，表现得非常复杂。 然而，这种影响的存在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关键词:左翼文学/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文化/鲁迅/瞿秋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规划项目“传统文学观念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影响”( 16BZW003 )。
作者简介:泓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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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斯洛伐克学者玛丽安·科里克出版了学术着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 1917-1930 )》。 这本书以人物为中心论述，第12章选出的17位批评家，除胡适、周作人、梁实秋外，都是左翼批评家或中国共产党领袖。 但是，这本书与之前在中国国内出版的关于左翼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发生和发展状况的学术书籍有着最大的区别，是对很多人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观念进行了非常具体的分析，强调了这些传统观念在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立场和观点时所产生的影响 例如，要了解创造社前期郭泸若的“艺术天才”观念，庄子、郭沫若在1920年代后期的变化必须注意的是“他从自己的批判规范中去除了道家观念的滋养要素”， 书中指出，创造社最重要的理论家模仿的文学观念是由于“发展了传统儒家观念中存在的因素”，对于离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最近的太阳社中心人物蒋光慈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游侠思想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正是游侠精神的影响使蒋光慈“个人自由、 他在左翼文学阵营中总是异类，最终被革命团队排斥了出来。 这本书也认为瞿秋白接受了佛教的观点，对社会的不公平的认识变得敏感了。 年轻时的瞿秋白在佛教中说“发现妙法，拯救可怜的同胞，成为人类的救星”，来自佛教的对大众的同情，最终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有直接关系。 而且，瞿秋白对俄罗斯文学，特别是托尔斯泰的爱好，也与这种思想背景有关。 “关于菩萨的理想，年轻的瞿秋白主要在左列托尔斯泰的文学和理论书中寻找其分身”。 ①关于中国学者的研究，这种学术观点一直存在不足。
关于比较左翼文学发生与发展过程的系统研究，中国最早的着作是李何林于1940年出版的《近20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一九一七―一九三七》。 这本书以新文化的运作为起点，从第二篇开始论述左翼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为主线，其重点分析的文学批评家和高里克的着作相关人物高度一致，但结束的时期稍晚一些。 本文首次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介绍了新文化运动对我国主要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观点，回顾了影响深远的几次争论。 但是，当涉及左翼文学批评家的文学观念和理论立场时，这本书强调了来自海外的文学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同时期在苏联和日本流行的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
李何林所采取的构想，后来对国内左翼文学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例如，艾晓明1991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大量史料论与1923年俄罗斯文学论争及其后的中国“革命文学论争”的关系，创造社的后期转换与日本“福本主义”的关系，太阳社的革命文学主张与日本“新写实主义”的关系，1930年代苏联的“拉普拉斯”与进化与中国“左联”的关系 但这本书对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和文学观念是否影响了国内第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始终没有触及。 另一本是林伟民本世纪初完成的左翼文学思想研究书《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析左翼文学思想成因时，论述重点在于五四启蒙传统的继承、时代动荡、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等。 在“知识精英的民族危机感和时代使命感”主题下，还论述了“文以载道”、“经世用”两个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与左翼文艺思潮的关联，论述非常简单，是普遍的论述，与理论家个人的实际分析和解释无关。
中外学者面对同一个研究对象时表现出的上述差异很有意思。 学术研究的人往往无意识地寻求异思维，但在寻求异思维的引导下，西方学者发现的左翼文学思潮中的“中国因素”常常被中国学者隐蔽，不利于对研究对象的全面认识和完全理解。
马克思主义文论最初是作为“外来性”理论引入中国的，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至少受到以下四个因素的影响: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阶段和水平中国学者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道学者本人想用这个理论解决的现实问题中国本土的原始文学和文化传统。 马克思主义文论进入中国之初，中国文学经历了晚清和“五四”的变革，但传统文学观念仍具有自己的影响力。 两种理论体系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同时传统文学观念也是许多人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前见”之一，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建构、改造、传播和接受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因此，当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传播和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和复杂现象时，结合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观点和其他解释角度来考察，可以更接近理论的产生和传播的原始语境，有时甚至可以揭示问题。
事实上，对后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第一代理论家陈独秀、鲁迅、郭沫若、毛泽东、郑伯奇、茅盾、成模吾、瞿秋白、钱杏邨、蒋光慈、冯乃超、胡风、冯雪峰等，出生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的两三年内。 也就是说，在他们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中，以儒家经典和中国古典文学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教育占了很大的比重。
下表概述了13位在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家、理论家毕业年、家庭出身和青少年时代的教育
上表所列的13人中，有12人接受过补习班教育，或者接受过有老学校背景的家庭实施的传统教育，其中长时间陈独秀达12年，鲁迅、郭沫若达10年。 陈独秀前几天，鲁迅进入江南水师学堂之前，没有接受过新的学校教育的郭沫若，毛泽东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小学教育，或者在补习班教育中取代了小学阶段的教育，直接进入中学的成模吾、蒋光慈、胡风三人在接受了补习班教育后，直接进入了高级小学。 在这13人中，胡风完成中学教育最晚( 1925年)，别人完成中学教育是在1920年以前。 中国新文化运动始于1917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小学“国文”改为“国文”，教科书改为白话文是在1920年，中学语文课改革在此后的两三年开始。 改革的措施包括将“新文化运动”后产生的白话文学作品编入“国语”文本。 也就是说，在华侨出身的日本，除了初中小学的冯乃超，其馀的人，一些中小学教育也在“洋学堂”进行，晚清民初的“洋学堂”只是简单地接触了很多私塾教育不能提供的西洋自然科学知识和非常初级的西洋语言教育，其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的教育是传统文学和文化的接受，特别是儒家经典和文化的接受 在这一点上，他们学到的内容，方法和私塾教育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从年龄上看，自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以来，最小的冯雪峰也已经15岁了。 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前就形成了自己一生最初的学术知识基础和文化信仰。 其中有些人受过非常严格的传统学术方法训练，有些人具有非常专业的传统学术素养，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淫荡深远，培养了传统文人的性格和艺术趣味。 就年龄最大的陈独秀而言，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而与青年之间确立的威望有直接关系的陈独秀能借用主编“新青年”，组织一个伙伴，发起气魄大、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这与北大文科校长的特殊地位有关。 陈独秀被邀请到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三顾茅庐”，担任北大文科。 无学无术，特别是没有传统学术基础的人，不可能成为处于蔡元培眼中的北大文科校长。 当时北大部分人对陈独秀抱有疑问，蔡元培之所以出席辩护，是因为他熟悉音韵教训，有专业知识。 ②二
除了有传统的学术基础外，陈独秀还有浓厚的古代文人气质和艺术修养。 在主编“新青年”面前，他不仅参加过反清革命党，有时还与沈默、谢无量、马一浮等文人雅集，在湖光山色中徘徊作诗作词，喝酒狂欢。 ③除了写许多政论文章外，陈独秀一生留下研究中国书法、绘画的心得，还有许多古典诗词、绘画、书法作品。 这一切都取决于他作为前清秀接受的传统教育。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中，有着深厚中国古典学术基础的人，绝不仅仅是陈独秀这一清秀才华。 关于学术研究的成果，郭沫若，鲁迅远在他之上。 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郭沫若对甲骨文的研究，不仅在相关研究领域有着开拓性的贡献，而且达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平。 无论如何，都在新观念的指导下，运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方法。 浓厚的文人气质，古典诗文、书法、篆刻、绘画、音乐等方面的强烈兴趣和优秀才能，更多的人体现出来。 从这些方面来看，他们有中国传统文人的深刻印象。
他们想在20世纪初的中国提倡“新文化”，热心传播马克思主义，创造新的世界。 他们对“新文化”的想象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以传统教育赋予他们的知识和这种教育方式形成的文化人格为背景的。 论文学，传统教育中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及其形成的艺术趣味，是他们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时不可排除的前瞻性。
从世界范围来看，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过程中思想比较混乱的时期。 一方面，在匈牙利卢卡奇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苏联刚刚提出“无产阶级文化”衍生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学”概念，在特定的政治气氛中，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文学”是非常幼稚极端的，文学创作法则 这些主张直接从苏联传到中国，通过日本进行转播、加工传到中国。 象征着“革命文学”争论的中国左翼文学的出现和初步展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20世纪20年代后期，左翼文学阵营内部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存在很大差距，引起了很多争论。 这些争论和分歧的发生，除了宗派感情的作用(如创造社和太阳社的相互攻击)之外，还与革命和文学的关系理解的差异有关。 太阳社、创造社的过激年轻人常常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强调“所有的文学都是宣传”、“文学、其组织功能——阶级的武器”，赞同革命的文学家强调“所有的文艺都是宣传，而所有的宣传都不是文艺”，并且“有革命的热情无视文艺的本质，文艺也是宣传的工具” ⑥……
年轻的革命家们自命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宣传他们的文学主张。 当时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自身文艺问题的许多论述，特别是几封着名的文艺通讯尚未公开，人们无法从马、恩原典这一途径来辨别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从国外带回来的这些新的文学理论是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对此持怀疑态度的理论家们，例如鲁迅、茅盾等，其实是在他们对自己以前的文艺问题的理解和由此确立的艺术直觉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中寻找相反的论据，是在他们持怀疑态度之后。
是否符合艺术规律，是鲁迅和茅盾两人辨别理论观点是否可靠的重要依据。 1926年鲁迅关注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而同意，但他同意的理由是感受到托洛茨基的“深刻的解文艺”。 ⑦1930年茅盾《从牰岭到东京》在分析标语式文学形成的原因时，指出了这种文学的三种表现。 除了前文引用的“有革命热情而忽视文艺本质”和“文艺也视为宣传工具”之外，第三个是“没有文艺素养”。 鲁迅、茅盾批判创造社、太阳社的年轻人时，敢于怀疑他们的流行主张，对艺术问题表现出自信，实际上是基于他们深厚的艺术修养，而这种艺术修养源于他们从事文化运动以来的优秀创作实践，同时也是在他们青少年时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系统并由此确立起来的
正因为怀疑青年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正当性，鲁迅才开始自己阅读相关着作。 他以多种方式广泛接触托洛茨基、普雷卡诺夫、弗里奇、梅林、考茨基、鲁纳恰尔斯基、布尔汉等理论着作，向中国读者介绍普雷卡诺夫和鲁纳恰尔斯基的着作。 这些人中的许多文艺观念比太阳社、创造社成员宣传的流行理论更为宽容，更容易与鲁迅以前形成的文艺观念相联系，中国传统思维在认识问题上符合辩证立场。 ⑧鲁迅和茅盾等人坚持以自己的文学信念为基础的文学立场，特别是鲁迅的翻译工作，客观修正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中存在的文艺本身规律，在很多问题上认识到偏激和单方面的问题以及中国的“水土不服”问题，提高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质量。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瞿秋白作出了非常独特的贡献，是非常核心的人物。 李何林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一书中，把鲁迅和瞿秋白两人的肖像画分别放在门页上，称两人为“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
其实，瞿秋白介入左翼文学的速度很慢。 他于1920年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2年在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之一，1927年国共分裂后，由陈独秀担任中央政治局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任中央工作领袖。 但他真正参与中国左翼文学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左联”成立后。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潮刚传入中国时，人们只把它当作政治经济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还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创业社成员开始讨论“革命文学”时，瞿秋白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核心的成员之一，相当长时间主持中央工作，主要精力在应对非常复杂严峻的国内、国际政治斗争形势方面，没有参加文艺阵线的斗争。 1931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被王明等人开除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政治上“站在旁边”，什么也做不了的情况下，瞿秋白通过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左连工作的冯雪峰指导“左连”工作，开始认识鲁迅。 中国共产党一时作为实际的最高领导人，瞿秋白没有成功，犯了包括“左倾盲动”在内的很多错误。 但一转入文艺阵线，他立即发现和纠正了“左连”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左连”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这不能说精通文艺，艺术修养高。 因此，要认识茅盾和鲁迅这样的作家的真正价值，尊重作家，通晓艺术活动的法则是直接相关的。 那个艺术修养和艺术观念建立在他的青少年时代。
瞿秋白说，年轻时读过《中国古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本、丛书、诗词曲等》，对文艺类书籍特别感兴趣。 他在艺术方面的深刻修养，也有助于他年轻时的家庭教育。 瞿秋白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后来家境破落变得贫穷，但他小时候，依靠家人当官的亲属说“过了好几年充足的少爷生活”。 瞿秋白的父亲是一个没有生活能力的上流阶级孩子，但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尤其擅长国画的他母亲也出生在官房，受过良好的教育，非常重视少年瞿秋白的教育。 从父亲那里，瞿秋白很早就学会了画和篆刻的母亲从幼儿开始就背诵了很多古典诗。 加上个性的原因，瞿秋白一生热爱文艺，具有传统的文人气质。 之后，在监狱里总结自己的人生时，瞿秋白说:“与其创造批评风云的革命家，不如创造纯粹的文人。” 因此，在革命工作中，他总是梦想着“去自由的城市当教员”、“馀时读自己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等”的生活。 ⑨
这种浓厚的文人气质和艺术趣味，对职业革命家来说可能是一个缺点，但是进入文艺领域，却显示了很大的优势。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左联”成立之初，实际上还存在着重视“门户主义”“宗派主义”和政治斗争，轻视作家创作指导等问题。 而瞿秋白指导“左联”工作的关键是利用他的影响，于1931年11月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新任务”决议，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左联”问题，开创了“左联”工作的新局面。 茅盾后来谈到这项决议与瞿秋白的关系，以及它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时，说到:
决议分析形势，明确任务，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创作问题、理论斗争和批判等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特别是过去忽视创作倾向，强调创作问题的重要性，详细论述题材、方法、形式等……该决议在“左连”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标志着老阶段的结束和新阶段的开始 ⑩⑩
瞿秋白领导“左连”工作期间的另一个重要贡献，使“左连”党领导下的组织与鲁迅的关系和谐，得到鲁迅的充分信任，大大增强了“左连”的影响力和战斗力，成为当时党各项工作的亮点。 瞿秋白介入指导“左联”时期是鲁迅最信任中国、最与中国融洽的时期。 其间，瞿秋白和鲁迅的个人之间也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友谊。 两个人一见面就互相信任。 多年后，许广平回想起自己在家的时候，感情地这样写道
他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简单的家庭给了我们激动人心的革命激励力，很幸运。 除了秋白同志的博学、广游，讲援资金实在太多了……鲁迅对党的关怀，从马列主义理论到实践的体会，平时从书本上看，现在尽量流落在秋白同志面前，不必留下。 ( 11 )
在这个时期，鲁迅和瞿秋白不仅是共同译本，而且是共同着作(因为有很难以他的特殊身份发表的作品，经过鲁迅的修改以鲁迅的名义发表)，更重要的是，瞿秋白在此期间编辑出版了《鲁迅杂感选集》，写了作者名的序言，第一次站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高度， 鲁迅的“从进化论进入阶级论的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入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真正朋友，成为士兵”( 12 )的思想转变轨迹充分肯定了鲁迅杂文的价值。 他的这些分析，对鲁迅的杂文和鲁迅自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篇序言本身也成为中国左翼文学批评史的经典作品。 瞿秋白之所以完成这一理论使命，还是根据瞿秋白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培养的深刻文艺素养，以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的对艺术问题的洞察。
文艺批评活动的最高领域是批评家和批评对象之间在思想和审美两个层面产生强烈共鸣，把批评活动转变为两个精神层面的交流和对话。 批评家如果不能通过艺术修养、思想境界、人生体验达到或超过批评对象的高度，就不会产生类似的共鸣和交流。 除了赞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前提外，鲁迅和瞿秋白共同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艺术精神的熏陶，也是两人流畅地对话，产生强烈共鸣的重要基础。
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还是国外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其本身都是非常复杂的存在，其内部存在着许多矛盾、对立的因素。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与他们可以接触到的外国理论资源有关，也与他们以什么样的本土观点为前瞻选择外国理论资源有关。 因此，所谓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影响，其具体过程极其复杂， 具体的形态可能表现为传统文学观念的存在，其中一些传统观念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一些思想观点相结合，可能成为顺利传播和接受的背景，中国学者对外选择性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思想观点， 学者们可能在传统文学观念与外来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之间进行嫁接，同时不排除传统文学观念的存在，使中国学者对外误读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和观点。
实际上，在“革命文学”的争论刚刚开始的时候，鲁迅等人没有认识到来自苏联、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非“原汁原味”，而是已经让其进口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现实进行了削减和通俗化的处理，其本来的哲学深度和艺术高度也被大幅度折扣。 高里克在整理钱杏邨通过日本输入中国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又称新写实主义)文学观念时，在苏联倡导者佐宁和日本倡导者西藏原惟人之间，深刻论述了心理描写在“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作用。 钱杏邨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中向国内读者介绍这一理论时，意识到没有提及与心理描写相关的内容。 ( 13 )
高利克说的这个细节很有意思。 苏联文论家重视心理描写，是继承了俄罗斯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它实际上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有着一定程度的重要保证。 钱杏邨这样的文学创作实践很少，也没有深入思考过文学问题，但对于急于用文学创造新世界的年轻“革命家”来说，让作家接受“一定要向前、进步、以胜利的趋势为形象来描写社会”这样的文学立场是很困难的( 14 ) 一方面符合革命所必需的视角来看文学的逻辑，另一方面，这种文学立场与从小就广为人知的“文以载体”的文学观念之间也容易产生共鸣。 “心理描写”这种文学方法是在西方文学中发展起来的，在中国传统史诗文学中很少使用，对他们来说也有很大的差距。 因此，这些内容最后被金钱杏邨过于技术化，作为细小的枝叶问题被省略也不足为奇。 鲁迅从工具论的角度看文学功能的立场一开始就保留下来，是因为他个人年轻时受魏晋文学观念的影响，很难完全忽视文学的审美维度。
另外，茅盾重视西方19世纪的自然主义文学观念，后来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强调“严格”的写实主义精神，显然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学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 只是，中国“历史传统”所讲的真相与西方写实主义文学传统所讲的真相之间有着原则上的差异。 ( 15 )这是茅盾坚持以强调西方写实主义文学客观原则为特征的现实主义文论，始终与中国作家的文学诉求有所差距。 反而以强调胡风“主观战斗精神”为特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在精神上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实质上相近，从创作主体的态度思考现实问题的思考方式，得到了众多作家的认可。 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风的现实主义文论也比茅盾的文论更具有中国特色。
因此，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传统教育背景，以及由此形成的传统文学观念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影响。 然而，这种影响的存在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