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士聪，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据说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文学批评受到严重打击，变成了明天的黄花，现在境遇越来越严重，在大学和博物馆失去了立足点。 这种说法有点危险，学界也对这种主张抱有疑问，但批判在当今社会文化生活中依然具有确切的公共性、介入性，说起来很少，在现代的美国艺术批评中，有些批判状况的说法是毫无疑问的，“批判时代”是否已经闭幕， “亚历山大港灯塔”能否照亮文学奔走的道路等问题仍然有见识，但文学艺术批评，尤其是西方左翼文学批评面临着某种严重危机，但并非事实描写。 学理上的自信和事实上的悲观都有其合理性的基础，但无论如何，“后批评”的状况提出了现实命题，佩里·安德森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在西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看到了懦弱消极的事情，但是21世纪的交美反射镜的所谓“文学的最终结论”及其本土的 “后批评”的状况打开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语境一角，“文学马克思主义”象征性地揭示了某个时代的症结，从而进一步考察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化的方向性和表现焦虑问题。
一、“后批评”题式
“后批评”一般意味着美国现代艺术批评品格的丧失和批评角色的边缘化状况，始于1980年代，被强调为“9·11”后，批评的消散、批评本身受到质疑，批评的有效性丧失等。 ②在资本水平上，艺术市场越来越膨胀，资本已经越来越多，放弃了对艺术批评学术共同体的依赖，确信了艺术市场的艺术判断力，在依赖的批评水平上，艺术批评家失去了“立法者”的作用，在成为各种批评主体群中普通的一员的理论水平上， 艺术理论的生产似乎已经成为江郎，在批判性的理论武库中，暂时性的武器总是处于未发售状态，就像租赁合同期限到期后卖大甩卖商品的店一样，疲惫的状态很明显。 作为特定观点的摘要和一些事实记述，“后批评”的情况主要集中在艺术政策展、艺术市场等领域，因此“后批评”情况下的艺术批评与文学批评不同，但它所揭示的艺术资本与艺术批评关系、艺术批评理论生产与艺术批评主体的新变化不一定局限于艺术批评领域。 在所谓的“后理论”语境中，文学批评很难改善自身，而且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历史潮流出现的某个时代边缘，呈现出不同于福斯特“后批评”状况的另一种情况。
在20世纪的文学批评视域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多被认为具有国际文学批评流派，其理论体系的明确性、连续性保证了文学批评流派家族的相似性，赋予了时代线索和理论存在形式的历史性、阶段性。 恩格斯去世四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认为可以归结为强调马克思主义修正与改良的第二条国际路线，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光明前景的第三条国际路线，以及始于路加，强调主体意识，坚持异化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路线。 其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抄本》(以下简称《抄本》)于1932年公开发表，之后《抄本》热烈起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道主义色彩得到了迅速强调，与此相对，这是其后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 到了70年代，随着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的兴起和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低潮，出现了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潮，表现出马克思主义解释路线的融合和多样性。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复兴，后现代主义思潮与现代马克思主义融合，古典马克思主义转变为以生产范式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后马克思主义逻辑，开展了工具理性批判后的过激批判路线。
简单地整理上述历史过程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生活过程的密切关系，无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在1960年底结束，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与其说各种后期思潮感染了马克思主义，不如说马克思主义本身改变了现实生活的理论 比如说，1932年马克思《抄本》公开发行后出现的《抄本》的热情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的微妙差异看起来是个人的，但是很时代化。 同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位理论家，马库塞断言马克思《抄本》的“发表一定会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历史唯物主义由此获得“新的基础”，与仅仅几个月前发表的“黑格尔存在论和历史理论”对比，前者讨论的主角是黑格尔和马克 ④与马库塞不同，阿道诺承认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但没有马库塞那样明确，也没有马库塞式的热情，但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印象就很清楚了。 马丁·杰伊谨慎地揭示了阿道诺与《抄本》关系的微妙张力。 马库塞的热情和乐观，阿道诺第一次在《稿件》中热切期待的冷静和冷静，确实与理论主体的个人性有关，更主要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判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面和其社会效应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与现实关系的反思与批判视野有三个代表性观点。 首先，在20世纪20年代，科西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化”倾向，“他们的使命是用文化哲学的观念、康德、狄慈根、马赫的哲学概念和其他哲学来弥补马克思主义”，科西表示，“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体系需要哲学上的补充，他们在他们眼中才是马克思主义 科尔施表示，“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切断了与生动实践的有机联系，实践性薄弱，出现了象牙塔。 直到20世纪中叶，佩里·安德森概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静止化趋势，“结构上远离政治实践”“理论与实践的分割”⑥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历史唯物主义努力从哲学向政治学经济学的转变又在此发生了逆转。 八十年代以后，萨义德勾勒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学化”倾向，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只是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结果文学批评“开始成为有组织的教条”而脱离文学批评本身，“往往不适合它本身”，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既脱离文学批评又脱离马克思主义 “学术化”、“静止化”、“文学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批评的阶段性征象描述，但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学化”，文学批评和马克思主义的分割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阶段性征象。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面临着“后批评”的状况？ 后学语境中，答案是肯定的，但艺术批评面临的不一定是资本和市场状况。 总而言之，这个“后批评”的含义有四个。 一是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后批评”意味着文学批评范式的一元化时代已经过去，任何批评理论及其范式长期不独占螯合，来自正面的不一定是詹姆斯·约翰逊式的“元批评”时代， 其传统“元理论”时代的遥远意味着批判是一个零碎的时代，这种统一、单方面的批判主体、批判媒体已经处于劣势，而过去的批判文体、批判语言形式的过去规范性已经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变化，第三， 民族本土化日益突出，意味着西方中心主义范式微小的时代，落后于批判范式丰富多变的文学实践时代的第四个意思是“后批评”，意味着文学批评特定范式的时间性“后”，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新时代前景。 坦率地说，“后批评”的情况提醒了文学艺术批评当前的形势和时代的新变化，文学批评实践与社会文化和文学实践的关系带来了新的表现形式。 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视野中，萨义德的所谓“文学马克思主义”可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时代状况和当前反思的最新揭示，尽管有偏见和个人因素，萨义德这一揭示蕴涵的丰富含义值得深思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二、“文学的马克思主义”
“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赛义德代表伊盖尔顿、詹明信、兰多利亚，有“他们从真正的政治敌对世界中选择退出，过着隐藏的生活”这样的共同点。 因此，“文学”和“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着作中被认为是不参与政治的内容和方法:文学批评是“只是”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主要是文学评论家们渴望的，是夹杂着绝望的感情说的。 萨义德的批判很严厉，当然也会引起争论，伊格尔顿的反应很典型，他和萨义德围绕“文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反对批判很深。
在“文学马克思主义”论域，伊格尔顿成为最热门话题。 在赛德，詹姆斯·约翰逊拥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想主义”，致力于“解决人类努力形成的自治领域问题”的盖尔顿批判詹姆斯，但最终成为“同行”。 萨马德把他们概括为“知识分子的团结一致”，但限于知识语言领域，限于某学术共同体内部，把学术以外的世界留给了“新右派集团和里根政府”⑨。 因此，伊格尔顿谴责詹姆森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分析没有用，同样伊格尔顿不想面对的，无意识认可的文学马克思主义者的“缘分和不断的理想主义”成立了。 根据《文学马克思主义者》的叙述，可以概括其具体表现。 一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身的分割，文学批评只是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实践和理论的分割，实践退向理论的实践，理论本身的第三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视野退向，文学批评的学术范围狭窄， 四、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倒退，在文学实践面前倒退，进而持有不干涉的态度。 坦率地说，“文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面对现实，操纵鸵鸟战略，文学批评失去批评意识、现实指向，面向专业圈子里的自己说话。 专业崇拜、专业主义是其重要根源，如“新批评”似乎最终关心正统化新批评教理的权威化，批评技术越来越高端，读者逐渐失去视野，批评家在狭小的范围内享受自己。
伊格尔顿不同意赛义德的上述批评。 他首先明确了“文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这个范畴在什么意义上是批判性的，完全取决于萨尔义德是如何赋予意义的，萨尔义德缩小了它。 egelton说:“我希望你们能够亲眼看到我被拒绝再次加入当地劳动党的情景。 被拒绝的理由是因为我和图腾很亲密。 我想赛义德能把他的文化和他的政治联系起来的确是幸运的。 他参加的政治可以产生特定的文化和文学活动，但是对我来说，这有点困难。 一起得到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不确定我能做到。 我补充说，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我不是天生的活动家，赛义德也许是例外。 我从政治行动主义中感受不到特别的乐趣。 我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团体。 我很快意识到自己不必感到不舒服。 因为不能成为行动主义者的人太多，他们热衷于政治”⑩伊格尔顿这种满是不满的唠叨，我说“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都有可能，但是我从别的意义上说“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读法有趣的我，没有统一文学批评和社会政治实践的机会。 没有得到，何况，侧面这种行为主义的实践，面对我这一代人的感情不是现实，“封闭自我防卫”，也应该是很多可能的选择之一，为什么只有文学批评才没有马克思主义呢？ 此时，伊格尔顿眼前闪现的是佩里·安德森从英国新左派的视角看到的“西洋马克思主义”。 如果古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革命实践不切实际，理论、艺术和审美实践仍然具有合法性。 换成阿道诺的话，过去过时的哲学，实现它的契机是人们没有把握而存活下来的。
伊格尔顿拒绝了侧面的狭隘性，指出了那个理论的保守主义偏见。 赛义德反对理论本身也是理论立场，更何况“西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理论实践并非无根无据，在无法实践古典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时代，文学批评任务的思想本身面对现实拒绝妥协。 伊盖尔顿这种认识本来并不是批判萨尔义德，而是引用批判萨尔义德的《瓦尔特·本·雅明和革命批评》一书，这本书列举了20世纪初期的西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如路加奇、戈德曼、萨特、考德威尔、阿德诺、马库塞、詹姆斯森等 这些批评家与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同，是阶级斗争的日薄西山，一时无气、残酷镇压时创作的。 这一现实形势是决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积极指导大众文化解放( 11 )。 马克思强调改造世界，不仅说明世界，还写道“把马克思主义批判限定在书房是错误的”，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主义批判在改造人类社会上不是中心，而是有着重要的作用”( 12 )，事实上，文化批评和文化建设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战 因此，萨义德使用“文学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伊格尔顿不参与世界，埋头于理论，埋头于安住象牙之塔，追求一些强硬和苛刻。
围绕“文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反批判，萨尔义德执着于介入性、实践性，盖尔顿强调现实性、历史性，但两者表面的差异和意见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实际共有的共性更大。 赛义德主张，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往往是它自己，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意味着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成为有组织的教义，或者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伊格尔顿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意味着充分阐明文学作品，不是把文学作品的形式、风格、意义等作为特定历史的产物来理解的“说明”，而是被称为“说明”，伊格尔顿引用皮埃尔·马歇尔的见解，在“复述”作品中流行说明式的批判 ( 13 )赛义德强调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现实地展开批判的刀锋，伊格尔顿强调批判自己的特别规定，赛义德执着批判的知识分子，伊格尔顿更关注批判本身的历史意义和具体意义。 但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始终集中于文学批评，不是文化消费，而是针对文学实践进行批评，强调批评不是没有文学的意识形态批评，而是通过现实批评，萨义德和盖尔顿在这些方面完全一致。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马克思的语言中说:“现实本身就要追求思想。 如果说“文学马克思主义”典型地象征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中的症结，那么这个症结的核心就是批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后面临的文学实践和自身问题，显然这是宏伟的故事对象，在此进一步讨论后者层面的文化转换和语言焦虑问题
三、文化转换与语言焦虑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经历了文化转变？ 答案是肯定的。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革命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可以看出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然后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路加的无产阶级意识和历史主体、阿道诺的同一性批判、马克思的新感性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问题的思考 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在布莱希特和卢卡奇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多将文学和艺术视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文学作品本身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对象和依据，如布莱希特和卢卡奇围绕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分歧以文学形式问题为核心。 到了埃盖尔顿，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转向文化解放，从大众剧场组织、文化设施改造到关注大众文化设计和日常生活质量，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诞生。 世纪之前的交往，由后现代学派派生出的许多新兴学派、支部自发地聚集在“文化研究”旗帜下，显着包容广阔，呈现出收容百川的“松弛”特征( 14 )。 。 从历史上看，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经历了阶级革命逐渐淡化、文化革命逐渐突出的过程。 这种“西马”批评范式中的“书房中的革命”问题，在社会革命层面上，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思维方式是文化道具问题，在文学和美学层面上是意识形态问题。 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同，两者不可混淆。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日常强调显然与信息和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影像化过程密切相关，文化影像化的解释立足于与语言符号完全不同的典型系统和解释框架，它对批判实践中所主张的文化政治及其批判性也有一定的有效性限制。 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正如安德森所说，是否存在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评到美学批评的转变，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经历了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繁荣后，理论和批评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后”时代的到来， 把批判的视野拓展到文化批评，探索包括文化理论在内的新理论资源的可能性，确实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现实土壤。 如果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忽视文学与文化实践的时代变迁，忽视文化研究的方兴，那将是孤独的骄傲，失去实践的品格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面对文化理论而忘记文学，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将会陷入不足的深渊，或者成为文化批评理论的赛马场，文学批评将不仅仅是批评而且文学
从“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到文学批评的文化化，从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分割到文学和批判的分割，“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社会学的出版物繁荣，但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讨论经济基础的出版物却找不到篇幅”。 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没有经济学的马克思”，在“没有经济学的马克思”的极端是“告别马克思”( 15 )，弗雷德的讨论仅限于经济学领域，但是考虑上述文化有着启发性的方向性。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转换是后批评语境的时代反映，是文学批评面临多么复杂的文学实践的现实表现，在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乃至文化研究的复杂纠葛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时代性的语言焦虑。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语言焦虑有其起源。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美学家”的批评和初始揭示，与马克思主义批评俗化的重点不同，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语言焦虑，可以大致概括其表现形式:经典阐述的焦虑、政治正确的焦虑、理论生产的焦虑。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原点确实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古典文本之中，如何处理古典文本，如何解释，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命题。 第二个国际、第三个国际相关争论自不必说，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切断了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领域，英国新左派在“移植”论、“嫁接”论争中徘徊在“哲学贫困”“贫困哲学”的幽灵中，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杂交了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 在后批评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如何立足于文学实践的土壤，以理论的有效性为现代论题，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文本而忘记马克思主义精神，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各种理论的杂交， 文学批评理论可以看作是处理马克思主义古典解释的突出表现形式，前者误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是古典文本的白色文字，后者把马克思主义和文学批评分开，结果前者忘记了解释，后者忘记了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经典解释的焦虑根源不在于经典本身，而在后评论的语境压力下处于文学批评的时代反思与再定位。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判政治正确焦虑只是语言意识的形式正确，结果社会文化和文学实践没有浪费，“正确的胡言乱语”是其语言形式，公共性的消失是其学理结果。 前者误认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美学、文学批评等古典概念、命题的积累是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实际上掩盖了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思维的现实品格，在政治上正确的前提下掩盖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性。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青年德国”“社会主义美文学家”问题时，已经深刻批判了俗化倾向。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概念的存在和概念的基本内涵原本是统一的，在共性层面，概念显示了作为思想表现方式的正当性，但在历史层面是其内涵的历史展开，没有前者，没有后者失去散沙形态，前者就是空洞。 基本上，概念的存在源于人的生存性反思，也就是说概念源于公共讨论，以理论知识的形式凝聚在一起，反而成为公共讨论的对象。 “正确的胡言乱语”是值得关注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表现焦虑的特征，关键在于在某种正确的前提下，压缩和消除学理公共讨论的可能性。 在这一点上，萨义德“文学的马克思主义”明确而有批判力。
关于理论生产的焦虑，福斯特的“后批评”状况清晰地描绘了艺术批评理论武库的肖邦，而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则追溯到柏拉图以来的“元理论”幻觉，批评理论在这种幻觉中遵循着各种因果逻辑，成为文学批评实践的基础，而这种幻觉则是詹姆斯·约翰逊的 由于不是某种元理论，而是文学批评本身成为理论，具有元理论的性质，批评切断了与批评对象的直接联系，推翻了将批评本身的问题和条件纳入视野的一切中心主义、原始主义理论的预设，另一方面，进入理论游牧草原的中央，结果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生产忘记了批评对象和其解释，是纯粹的理论 理论生产焦虑与经典解释焦虑相互背道而驰，两者在后评论语境压力下马克思主义文学可视为各种理论探索实践的副产物。 随着信息时代文学实践快速复杂的新变化的发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挑战，之后在上下文压力下各种新的批评理论及其实践探索也是合理的，但无论如何，这与其“正确的胡言乱语”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文化研究的大旗下，伴随着理论的复兴和各种落后论、结论，“后批判”的状况和资本、政治是正反两面的，文化的同质化和异质化两方面，经典/传统和思索/新的变形影响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在近几十年来为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分析工具。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语言焦虑与批判上下文压力的理论缺乏自信有关，与马克思主义解释中狭隘僵化的机械思维惯性因素和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批判的过境等诸多因素有关。 但言语焦虑同时也是“后批评”语境压力下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的现代表现，是文学批评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复杂关系的现实展开。 “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象征性地揭示了时代症状的一角，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时代问题。 例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什么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意义上不是文化批评而是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和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如何具体化等。 这些问题确实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但当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具有迫切性和现实性。 这可能是“后批判”视角开放的问题领域及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