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左联”时期，“子夜”的重要价值是用唯物辩证法来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这一成功是左翼文学独特美学品格形成的标志，区别左翼文学和五四新文学。 另一方面，“子夜”也调整和提高了“左联”的做法。 例如在提倡“益生菌”时脱离了中国的现实。 这表明吴荪甫的模式化实现了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弥补了对“左联”典型模式化的忽视，“普洛大众文学”以工农为理想读者，“子夜”更加重视市民(大众)读者的阅读兴趣，“普洛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共同语言” 它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完成了两个时代文学的创造性转换。
关键词:“左连”文学规范文学大众化的典型
作者徐仲佳，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200433 )。
如果我们把先驱者的创作定义为突破既定文学规范、开创性文学规范的创作，“子夜”的创作显然就是这样的文学实践。 瞿秋白在1933年判定了“子夜”的先驱性。 “一九三三年是未来的文学史，记录无疑的“子夜”出版”的理由是“子夜”是“以大城市为中心”“反映中国的全社会”“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中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 [1]瞿秋白的判断是根据当时左翼文学的文学规范——革命的直接功利性的要求进行的。 80年代以来，这场革命的直接功利性要求受到很多研究者的鄙视，“子夜”被视为高级社会文献，文学价值倾向于被消除，这种虚无主义的判断至今仍受到学术界的巨大影响。
“子夜”作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最重要收获，其社会认识价值不可否认:首次以唯物辩证法的方式，以文学形象化的方式分析和表现中国社会。 在“左联”内部，“子夜”是无产阶级文学成熟的整个文坛，划定左翼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界限，研究界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论述。 但是，当时的“子夜”是“左联”文学规范的突破和修正，如典型建模、读者兴趣、文学语言的构建等，具有其先驱价值，学术界的研究还很少。 这些价值被直接的革命功利要求所掩盖，或者被虚无主义的判断所抛弃，经历历史性的洗涤，“子夜”在这些方面的先驱价值需要重新决定。
一个
“子夜”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不仅在左翼文学内部，在整个文坛树立了中国社会的成功典范。 从张闻天的“旅”( 1923 )到“子夜”的出现，“写什么”“怎么写”和“写给谁”是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核心问题，最初的革命文学具有鲜明的浪漫倾向。 另一方面，波格达尼诺夫的“普遍组织科学”论对革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革命的直接功利性使文学没有了翻译成现实生活的功能，文学被视为革命的留声机，口号文学蓬勃发展。 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早期革命文学的这两种偏向。
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已经被提到。 但是，只有当时革命文学倡导者的理论素养薄弱，他们才能真正认识和表现中国社会。 1928年全苏第一届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提出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明确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 “左联”从1930年开始介绍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 《开拓者》创刊号( 1930 )发表了西藏原惟人的《再论新写实主义》，详细介绍了该方法。 西藏原惟人强调唯物辩证法对新写实主义的指导作用:作家站在“辩证法底层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应以无产阶级的大胆观点观察世界”“无产阶级写实主义应基于这种方法，看到这种复杂无限的社会现象的本质， [2] 1931年，肖邦作为出席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向《左联》介绍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 但是肖邦的介绍很模糊，没有明确说明这种创作方法的内涵。 [3]同年11月，“左联”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正式提出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 “从方法上讲，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角度，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和描写。 作家必须成为唯物辩证法论者。 ......与以往的观念论、机械论、主观论、浪漫主义、粉饰主义、假客观主义、口号主义的方法和文学批评作斗争”。 [4]该决议是“左联”理论上清算早期革命文学。 根据批判“地泉”的5篇文章，这个理论清算是以更加集中明确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5]茅盾的“中国苏联革命和专业文学的建设”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同时发表，以其时代特有的高调，表明必须以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脱离以前的革命文学。 我们也必须进行浅显的分析，单调的薄弱题材，关门踢飞车的描写——这种单纯的书呆子无法表现革命性的经验和教训的作品。 我们把这些幼稚的东西抛到远处，让我们努力从头开始吧！ 我们要以辩证法为武器，走出大众，从血腥的斗争中充实我们的生活，燃起我们的感情，从活动的实际生活中提取我们创作的新技术！ ”他说。 [6]这表明，1931年从“左联”到茅盾，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被自觉接受。
《子夜》文章介绍为“左联”，与确立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交叉。 《子夜》最初的构想是在1930年秋，动笔是在1931年初，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介绍之后。 “子夜”的“缩小计划”，改变原本的故事设计，改写原稿等，与瞿秋白的参与和“左连”的决议发表密切相关。 这一点，通过比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和“中国苏维埃革命和专业文学的建设”，可以看出两者的联系。 联系到茅盾在1931年10月之前担任“左联”行政书记的事实，也可以推测茅盾应该直接参与制定“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决议。 完成决议无产阶级文学新任务的题材范畴至少有3个出现在《子夜》。 《反帝国主义题材》、《军阀地主资本家政权与军阀混战的题材》、《农村经济动荡与变化》、《农村经济动荡与变化》、《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与地主阶级的崩溃》、《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与没落》、《劳动者对资本家的斗争》[7]因此，《子夜》文章可视为《左联》决议的执行
“子夜”作为执行“左联”决议的产物，其先驱价值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悲剧命运的社会学结论。 这个结论在当时的共产主义国际和“左联”文书上有续篇。 “子夜”的价值是吴荪甫这一成功的典型形象中实现了这一结论的文学翻译(茅盾与改组派、取消派斗争的创作意图不能实现文学翻译，只作为概念存在于“子夜”)。 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作为新的创作方法于1929年确立，但中国左翼文学并没有出现象征性的作品。 “子夜”以前的“林家店”、“春蚕”可以说是这种创作方法成功的作品。 但是，受到篇幅的束缚，这两部小说都不能广泛展示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真正魅力，在“子夜”的创作过程中，只能说是被作者抛弃的题材的一部分连接。 [8]《子夜》以吴荪甫为中心，在两个月的故事时间内，以30多万字的篇幅描绘了1930年上海城市生活的多重面貌。 以艺术上独特的创意，从故事、典型的塑造、文学语言等多方面为中国左翼文学树立了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典范。 如果说1931年发表的“水”(丁玲)是指导唯物辩证法的“小现金”，那么“子夜”就是成熟的作品。 左翼文学真正摆脱了初期革命文学浪漫的放弃倾向和追求革命直接功利的机械性。 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是“子夜”与“五四”新文学区别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明确性、体系性、生活的客观性、整体性、艺术过程的非个人性和非感情性”，[10]这些特性使左翼文学具有独特的美学品格，从而开创了新的文学时代。
二
作为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产物，吴荪甫的典型形象代表了左翼文学的最高成就。 另一方面，它以其严密的性格逻辑突破了“左联”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规范，这是其先驱价值。
吴荪甫是文学史上公认的共性和个性统一的文学典型。 他在《子夜》中被塑造为“失败的英雄，主要不是个人的失误，而是根据历史和社会条件必然的悲剧主人公”。 作者对他的命运深感遗憾，使读者产生了同样的感情。 [11]乐黛云把作家投入的感情和读者的共鸣看作吴荪甫的形象形成了成功的表现。 然而，1933年的“左联”却谴责了这一形象。 瞿秋白称赞“子夜”是“中国文坛新收获”，是“值得夸耀的事情”，另一方面，“有意识地，读了“子夜”的人们同情吴荪甫，帝国主义、军阀混战、共产党、罢工等，破坏吴荪甫企业的人们引起仇恨，蒋光慈的“丽莎的 观者尽量描写劳动者的痛苦和罢工的勇敢等，作者的意识可能并非如此，但与读者的印象不同。 我认为这可能是书中主人公的关系，也可能会引起人生的反动”[12]
瞿秋白所述“蒋光慈的“丽莎哀伤”中的黑虫”是“左连”史上另一个典型形象效应超越“左连”文学规范的事件。 蒋光慈的《丽莎的悲哀》( 1929 )是指“十月革命”后白露贵妇人丽莎及其丈夫流浪中国，从复兴的热情中失去了恢复的希望，逐渐消沉，终于成为乞丐和妓女的故事，俄罗斯的苏联政权变得越来越强大，生命也越来越强烈。 摆脱了传统的“革命+恋爱”公式和革命浪漫放弃的倾向，是蒋光慈成熟期的作品。 这个成功的作品甫一发表就在“左联”内部引起争论。 冯宪章评价了这部作品，“13”和华汉对蒋光慈遭遇贵族女性丽莎不幸的同情，“只能激起读者对俄罗斯贵族没落的同情，也只能激起读者对由此产生的“十月革命”的愤怒”。 [14]华汉的批评后来成为“左联”的意志，蒋光慈拒绝了这一批评，也成为蒋光慈被开除党籍的理由之一。 [15]
瞿秋白将吴荪甫的社会效应与“丽莎的哀伤”黑虫相比，茅盾对这个人物形象注入的感情和由此产生的读书效果显然不满意，他不能憎恨人，反而给读者带来了同情和同情。 当时，这种想法并不孤独。 “左联”以外的批评家们也有韩侍侧位、朱自清、利利利等同样的结论。 [16]韩侍桁批评吴荪甫的形象“过度理想化”。 茅盾对这个人物的爱好和同情完全笼罩了小说主题的意义，具有“极其浓厚的浪漫色彩”，因此不能说是“新写实主义的作品”，他认为它不是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 [17]朱自清的判断比较公平，他只指出吴荪甫和屠维岳这两个人物“有英雄气概，吴尤其如此，引起了一些读者对他们的同情和喜好，这恐怕是作者的意料之外”。 [18]这一现象表明，当时文坛上“左联”的文学规范及其对资产阶级的刻板印象，对许多作家和批评家产生了压倒性的影响。
吴荪甫的形象及其读书效果与当时文坛对资本家刻板印象的差异正好表明“子夜”突破了“左联”文学规范。 吴荪甫是茅盾最用力的典型形象。 茅盾说，典型的造型是“综合分析最亲近的人的性格，寻求最近相似的典型性格”吴荪甫综合了“吕表叔的观察”和“从事其他同乡工作者”的观察结果。 茅盾说的吕从叔(吕学溥，1877—1956 )是他的伯乐。 在茅盾学习、工作、写文章的过程中，吕表叔叔给了他无私的帮助，茅盾终身对他表示敬意。 [20]现实生活中的这种真挚感情无意识地注入虚构的故事中。 当然，这种充满真挚感情的虚构形象并没有因其主观化而脱离真实。 相反，作者对他的熟悉和爱反而远离概念化，进一步深入真实的生活逻辑，进而突破了作家对他阶级的理性判断。 乐黛云曾经评论过“吴荪甫这个形象不是作者的主观概念，而是根据生活本身的逻辑创造的”。 [21]像恩格斯欣赏的巴尔扎克一样，茅盾在形成吴荪甫这个人物时，说“必须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力。
“左联”在介绍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时，重视该创作方法“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22]，即唯物辩证法是作家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价值。 题材、语言和通俗文体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强调的主要方面，典型形象塑造了其不被关注的范围。 与此不同，西藏原惟人的“再论新写实主义”在强调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作用的同时，强调了典型形象的共性和个性在辩证上必须统一。 对于典型形象的共性，西藏原惟人表示:“个人的性格、思想、意志，绝不是个人天生就有的，是从社会环境变化而发展起来的。 代表某人某一特定的性格、思想、意志，同时也代表某一时代、某一社会、某一阶级、集体。 所以，不能追求个人中运动的社会的原动力。 相反，西藏原惟人强调，仅仅在社会中，一定能够理解个人的性格思想、意志的原因。另一方面，西藏原惟人并不能取代典型的共通性。 “但是，在这里要礼貌地说，从所谓的比勒陀利亚写实主义的社会观点来看，绝不意味着即使个人涂上同样的颜色也没有障碍。 不过，相反，没有描写生活的人们没有比勒陀利亚写实主义。 在另一个场合这样说的辩证唯物主义，适用于其社会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没有杀死个性的存在及其意义。 那只不过是社会解释其个性的由来。 特别是在最具体的艺术中，只描绘生活着的人们抽象的底层的个人和我们从现实中的第一要求是矛盾的。 西藏原惟人强调典型形象个性时，希望作家根据生活逻辑，具体塑造人物。 所以，他提倡不排斥心理主义，不管是心理上还是无意识地塑造人物。 “所以，如果我们画人，只画人的意识行为，不画人的意识行为，就不能说他是在具体的血液形象中画人的。 希望在这里的无产阶级写实主义，表明潜藏在个人的心理之中。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像过去所谓的心理主义者那样，将心理描述为独立于社会独立发展的东西，而是等同于探索社会的心理来源，决定心理的社会。 [23]西藏原惟人典型形象的理论在当时的左翼文学中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他的这些观点并未纳入《左联》的文学规范。
茅盾在构思“子夜”时应受西藏原惟人的影响。 “子夜”不仅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共性角度塑造吴荪甫，而且强调了吴荪甫独特经验所属的“这一个”个性。 茅盾特别擅长用多方面细腻的心理描写塑造人物。 从现存的“子夜”摘要中发现，“子夜”的第一个构想是以人物心理过程描写为典型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色彩与声浪”、“服装”、“房间布局”、“家”、“音乐插入”等方面设计与人物心理过程相适应。 [24]吴美从那年开始就说:“这个人物的典型性和个性很广泛，环境的配置也很好。 ......那个环境的配置，经常在暴风雨中打雷，符合文情。 ’25 ]《子夜》第14章吴荪甫的模型化是一个典型实例，本章主要写裕华丝厂罢工，是裕华丝厂的入口，吴荪甫的汽车被罢工工人包围，几乎不能逃脱。 同时，他面临着许多危机的夹击。 “公债78万，赵伯韬失去经济封锁，渴望巨款的八工厂，变成“湿衬衫”的朱吟秋树干和茧工厂……都来了！ 沮丧似地在他脑子里转动，他完全没有冷静思考的能力，只是在这无情的幻影下呻吟”在这样的夹击下吴荪甫说:“现在他心里拉的五六条线一起用力，他的精神绝对支撑不住他感到心碎了 ”这时茅盾设计了多种音响、色彩背景，激发了吴荪甫的心情，乌云、阴沉沉的庭院、收音机的弹拨、饭量间耀眼的灯光和精神百倍的品牌声音等，激发了吴荪甫的愤怒、颓废，这些设计都非常巧妙，有形象 失去常态，精神恍惚的吴荪甫渴望“最早破坏对方，寻找最能满足他狂暴和恶意的发散对象”。 这时，王母带着燕粥进了书房，她成了近乎疯狂的吴荪甫的破坏对象和发散对象。
这一系列的设计当时以为有人不清楚。 韩侍桁认为吴荪甫强奸王母不真实，不合逻辑，王母的出现也太突然了。 [26]这个场面，瞿秋白提案增加了。 [27]因此，后来从汉侍位的观点出发，研究人员进一步发展，得出了“这种作者概念之外的东西是如何妨碍艺术创作的”的结论。 [28]韩侍方位和后来的研究人员都应该说茅盾没有考虑到这个方案的设定是否成功，是因为吴荪甫设计的情况。
瞿秋白的提案具有鲜明的概念化痕迹，但茅盾在处理这个提案时，显然已被纳入吴荪甫这一典型的性格逻辑中，进行了性格化。 在正常状态下，吴荪甫确实像汉侍侧梁一样，不会被王母吸引。 但是，格斗、整天惊慌失措的吴荪甫，深夜发怒、颓废、陷入了自怨自艾。 瞿秋白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上的提案，在这种情况下，变成了吴荪甫的“这一个”的逻辑行为。 他需要“破坏”的行动来重新确认自己。 因此，吴荪甫强奸王母是有心理学依据的行为，不仅仅是概念的演绎。 同时，茅盾在叙事节奏、叙事声等方面也协助吴荪甫这一行动逻辑。 本章的叙述节奏，从一开始就像故事的预定和主人公的感情一样，紧张越来越强烈，吴荪甫强奸王母的故事终于使吴荪甫生气，从颓废中放松了，小说的叙述节奏也放缓了。 吴米特别赞赏吴荪甫强奸王母发泄感情的故事设计。 “这些方法是易怒的，云妙绝”[29]吴宓的判断是文学的三昧论。 晚年的茅盾也加深了吴宓的这一评价:“意外的是吴宓读书也很细心，实际上能理解这支非偶像笔……总之吴宓是吴宓。 他评小说只是技巧，他评《子夜》也一样。 《子夜》出版半年内，评价者非常多，也有技术人员，但吴宓的能力还没有体会到作者的努力”。 [30]由此可见茅盾对吴荪甫这一典型形象深有心思。 这个复杂丰满的典型形象是茅盾很好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结果，它突破了“左连”接受这个创作方法的偏差，修正了它。 当然，茅盾的主观情感介入在这一突破和修正中起着重要作用，茅盾的创作意图可以以吴荪甫这一熟悉的陌生(通过茅盾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新发现)丰富的形象完成文学翻译。
三
“子夜”的先驱性也表现出突破了“左联”的文学大众化规范。 《子夜》出版后3个月内，重版4次，共印刷了18000册。 “在这个时候，很少见”这个读者团体，除了热爱新文学的青年学生，还扩大到了“没有见过新文学作品的资本家少祖母，大先生”、“电影界的人物和舞蹈家”等市民层。 市民层读《子夜》主要是因为《子夜画她们》。 [31]《子夜》读者群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左联”一直追求的大众化目的。 “某种程度”与“子夜”的读者群和“左联”所追求的理想读者——劳农大众有很大的不同。
“左联”成立之初，文学是教育工农兵的工具，因此将自己理想的读者群和作者群定为工农兵。 [32]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应把“文学大众化”视为“左联”的“第一大问题”，“以广大劳动者大众的辛苦大众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要读者和支持者，从中产生无产阶级革命的作家和领导者”。 “今后的文学要以“属于大众，被大众理解，受到爱”(列宁)为原则”[33]因此，“左联”提倡的主要手段是开展工农兵的通讯员运动和壁报运动，培养工农作者和读者，教育工农民大众。 与此同时，“左联”把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作为自己的主要斗争对象，但实际上市民层拒绝了自己的读者群。 [34]这种脱离具体时空条件的战略具有鲜明的机械性。
茅盾对革命文学读者群的理解比较确切。 1928年，他认为革命文艺的主要读者是小资产阶级，不是辛苦的大众。 “我们革命文艺的读者对象是什么？被压迫的大众。 是的，我希望被压迫的劳苦大众成为革命文艺的读者对象。 但事实上呢？ 请再说一些听不进去的话。 其实，你呼吁劳动大众“这是为了你们的作品”的作品，劳动大众不仅不会读，即使朗读他们也不会理解”茅盾认为，小资产阶级的市民层是革命的力量，也是革命文学的读者。 因此，革命文艺必须为他们写作。 “所以现在是“新文艺”——或者在勇敢点上“革命文艺”的前途计划，从青年学生中间走向小资产阶级大众，在这个小资产阶级大众中建立起立足点是首要的”[35]
茅盾的上述说法产生于革命文学争论的情况。 随着他参加“左联”成为“左联”行政书记，茅盾不再强调革命文学的现实读者群是市民层，但强调革命文学应该在技术上注意市民层的兴趣。 这与“左联”提倡的普罗尔大众文学规范有所不同。 市民层对读书兴趣的关心在“从牦牛岭到东京”中强调。 “为了让新文艺进入小资产阶级市民的团队，取代“施公案”、“双珠凤”等，我们的新文艺无论是技巧上必须有新的道路的新写实主义，还是新的，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不会厌倦”“首先把题材应用到小商人和中小农等生活中 不要用太多新名词，不要用欧化的句法，不要做新思想的说教那样的宣传，只要朴素强有力地抓住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核心描写！ ’我说。 [36]在《读倩熙之》中，茅盾说:“之后的文艺在还能跟上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之间起着作用”，“志愿者最好选择自己最熟练的环境，对作为广大读者对象的小资产阶级进行描述”。 [ 37 ]自1930年以来，茅盾和“左连”提出的文学大众化的差异依然存在，在关于瞿秋白和文艺大众化的争论中，茅盾从未单纯听说过作为瞿秋白和冯雪峰等文学大众化的基准而被理解。 瞿秋白认为，让工农大众理解是职业大众文学的首要目标，“职业大众文化”的形式必须利用“旧体裁的故事小说、歌短调、歌剧和对剧等”的旧形式。 [38]冯雪峰和瞿秋白的见解一致，茅盾提倡“技术是主，文字本身”是末尾”，大众理解的未必是有效的文学。 他反对瞿秋白和冯雪峰简单沿袭旧形式的提倡。 “章回，平敷直叙是形式上的形式，重量不够”“半文半白的调子(旧小说的叙述语言和叙述声音―引用者注)是无用的，而且也没有必要”[39]文学大众化的关键是具有打动大众的文学力。 他的“技术是主”是强调文学的情感力。 “因为大众文艺是文艺，所以除了能够理解的最低限度的条件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条件是要感动听众和读者。 这种感动的力量，不是一篇作品中使用的“文字素质”，而是薮文字媒体所表现的动作，是描写的手法。 不是从动作来表现，只是抽象的说明，结果只是少数人理性地阅读，无论是阅读还是听，文艺作品都缺乏不可缺少的感动力。 这样的作品，即使大众“能理解”，大众也不喜欢，大众不感动。 我们有必要知道文化水平低的大众特别是“不懂”的思想骨干，没有艺术服装的作品”。 [40]茅盾理解的文学大众化应从大众的阅读兴趣开始，以优秀的文学技术吸引大众发挥文学的教育功能。 据他说，文学感染力是文学发挥教育功能的关键。 从这一点来说，茅盾和鲁迅一样，强调通过文学的翻译功能来实现文学的革命性功利性追求。
《子夜》文章可见茅盾接近大众的阅读兴趣。 “子夜”重视人物对话的动作性，重视多种艺术手法塑造人物，推动故事发展，“子夜”能以紧凑的故事、鲜明的人物、紧张的记述牢牢抓住读者。 当然，茅盾不仅迎合了大众对读书兴趣的接近，而且用自己的优秀艺术手段进行了改造。 吴宓称赞“子夜”是“交织激射”、“有曲直、复杂而简单”，是其中的一个办法。 [41]对此，茅盾已得到认可。 这种“夹杂激射”、“曲直、复杂、简单”的艺术手段显然不仅仅是为大众的阅读兴趣所接受，茅盾的创意也是独特的。 它的存在，在吸引读者的同时，也提高了读者的读书意识，紧随着文学的现代性文脉。
茅盾并没有明确表示“子夜”的理想读者是什么，但是“子夜”的读者群中包含着“没有见过新文学作品的资本家的奶奶、大先生”、“电影界的人物和舞蹈家”，让人印象深刻，“子夜”的读者群能够扩大到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子夜”的读者群是很高兴的 当然，“子夜”这部分的读者有着自己读书期待的视野(兴趣)。 与之前的左翼小说不同，茅盾的倾向性经常隐藏在“子夜”中，“作者的立场非常暧昧，(当然连客观的立场都没有)这样的批判者也有，但是有意识地在劳资上对立，只是挑起了资金方面的(屠维岳的)恶劣”。 这位恩格斯赞扬的隐蔽倾向性可能是吸引“奶奶和小姐”们的原因之一。 但是，读者的旧爱好并不一定完全掩盖这部小说的主题，文学特有的翻译往往能够在潜在的隐含之间完成价值观的传递。 因此，上述瞿秋白担心的“子夜”的接受过程中可能不存在“丽莎的哀伤”中的黑虫”。 相反，没有见过新文学的市民阶层接受“子夜”倒不如说是左翼文学成功的象征:唯物辩证法中揭示的现实景观进入市民阶层的阅读视野，有可能改造他们的阅读兴趣和世界观。
“左联”提倡的文学大众化，主张在文学语言中舍弃“五四”白话文，采取无产阶级大众的口语。 瞿秋白认为，文学大众化的“根本问题”必须用“能读”这个“普通俗语”来写。 他把“五四”以来的白话称为“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士先生的骡子话”。 [43]他主张用“无产阶级普通话”构建“益生菌”。 瞿秋白所说的“无产阶级是五方杂处的大城市，在现代化的工厂……收容多个地方的土语，消耗各种土语的偏僻性质，接受外语的语言，创造现代科学艺术和政治的新用语”。 [44]“左连”这种对平民主义倾向的文学语言的追求，在当时的左翼文学创作中流行，混杂着很多粗俗的语言。 “该死的混蛋”“狗娘养的”“操纵你祖母”等作为工农的象征，似乎可以表现出作家们深入到了工农之中。 “在现在的作品中，不是必要的，在谈话中常常会说坏话。 否则，以为不是无产阶级作品，骂得越多，就越是无产阶级作品”[45]这些在芦烧(请愿外篇)、张天翼(最后的列车)、慧中(米)、1932年7月)、丛喧(夜会)、1932年10月)等新作家的作品中最为显着 不仅是小说，诗也被“屁，妈妈，你祖先托洛茨基的话”袭击了。 小心，你的头很快就会切成西瓜！ 鲁迅先生对这种不成熟的做法的批评是:“作战的作者如果是应该重视《争论》的诗人，当然不能因为抑制不住感情而生气、笑。 只是，不笑，不骂，而且“笑，不骂，成文”，必须让敌人受伤和死亡，自己没有卑劣的行为，观察者也不污秽，这是战斗作者的能力。” [47]当时所谓的“专业大众文学”中使用的大众语言没有任何力量，徒劳地侮辱了人。
茅盾不同意秋白的看法。 “五四”白话的瞿秋白的判断是“深文周纳”，实际上瞿秋白所说的“无产阶级普通话”不存在，都市劳动者的口头语也不适合作为文学语言使用。 大众化的革命文学是“结果不能不使用”“五四”白话:“现在通过的“白话”，还没有宋阳(瞿秋白——引诱者注)说的那样的罪孽深重，而且完全不能读”“五四”白话只要稍微改造一下就可以成为文学大众化的工具 “从事创作的人更加努力地清除欧洲化的文章结构，日本化的文章结构，少说不出的抽象名词，文字的形容词和动词等，还不至于读不懂”[48]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茅盾显然维持了五四白话文的历史合法性。 他承认文学语言改造的方向是口语化，与瞿秋白从劳农大众的口语中找到文学语言不同，他把口语化的文学语言的来源转向了“五四”白话文。
“子夜”一词是茅盾前述观点的实践。 “子夜”叙述语言十分优美，流畅的人物语言具有动作、鲜明的性格特征。 第二章杜竹斋与赵伯指挥，尚仲礼对于收购西北军，“多头”场面就是这样的典型实例，其中三人的对话不仅口语化特征明显，其中包含的动作性具有情节推进的力量和人物性格化的作用。 充分描写赵伯命令的狡猾、杜竹斋的贪婪和尚仲礼虚伪的光滑。 另外，清洁流畅的叙述语言在说明对话三人的关系的同时，也在侧面写下了中原战争的本质、交战方面的复杂关系、交易所与现实政治的联系。 这种基于口语的文学语言明显不是工农大众口语，而是改造后的“五四”口语。 吴宓关注“子夜”改造成“五四”白话文口语化的成绩。 “茅盾君的笔势如火如荼，奔放不息。 其微处多种多样，十分困难和珍贵。 特别可爱的人，茅盾君的文字是与口语相近的可读性文字。 ......茅盾君这本书的文体已经把《三部曲》看成是口语，但其清新锻炼也很显着。 大体上被称为渐近的自然者，我们的犹太茅盾也在努力修养文字”，因此“子夜”在“五四”白话文的文学语言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与口语相近的组织里有经过锻炼的文字”。 [49]
在“子夜”写工农大众对话，不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那样写肖其人，但茅盾至少像同时代的“普洛大众文学”作品那样用脏话标记工农，是茅盾有意识地与当时的“左连”大众口语保持距离的实践。
革命文学争论开始时，革命文学的倡导者热情地与五四新文学决裂，他们把五四新文学判定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学，指责内容空虚，文字丑陋，趣味主义。 [50]“左连”倡导“普鲁士文学”，把五四文学革命的最后功绩白话文扔进垃圾堆。 茅盾也批判了五四新文学的资产阶级性质[51]反对五四新文学的个人主义、灵感主义和身边琐碎题材的选择。 [52]《子夜》的创作，特别是吴荪甫这一典型模式，把左翼文学和“五四”新文学作为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成功模式加以区别。 另一方面，茅盾没有完全虚无主义地对待“五四”文学传统，“五四”白话文及其读者群的合法性的维持使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左翼文学中改造继承，“子夜”通过这种改造继承纠正了偏离左翼文学一直存在的中国时空条件的机械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