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要从观念和方法上改变，以适应新形势新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有效避免“西解中”的“单方格义”。 因此，回归马克思，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状况，用一种思想方法思考“西马”文论的“单方格义”问题，用理论自觉的方法回顾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构与生成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论面对中国问题，应成为解决中国文学问题的理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原创研究主题中的意义。
关键词: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
基金项目:陕西省第二批“人文英才”支持项目( 201507 )陕西省第八批“百人计划”项目( 201609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17J040 )。
作者简介:汉伟，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陕西西安710128汉伟，男，陕西子洲人，文学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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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新时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更加接地、更加有问题意识，往往以新的形势和新的上下文为焦点，能够产生有价值意义的问题领域。 但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深入，特别是“一带一带”的建议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遵循自己的发展逻辑。 当然，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也应该如此，结合中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原创研究。 这种研究态度和方式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体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否具有中国特色，毕竟，要看是否具有主体性、原创性。 跟在别人后面。 除了形成中国特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困难外，我国的实际问题还不能解决”[1]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需要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实践，只有在这一具体的实践努力中强调成果和发现问题，从反思历史发展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自身的发展问题和理论逻辑
一、回到马克思:寻找真正的可能性对话
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应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新观念，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产生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我们的研究应遵循这一逻辑，值得重视。 我们应该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具体研究，在这一具体研究中首次回到社会历史场合，构建历史视域，真正把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情况结合起来。 但是，我们考虑这些问题研究的前提条件是“回归马克思”。 “回归马克思”其实是马克思的文本原始图像和思想原始图像的回顾。 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考证、解读、分析和再解释，其目的是思想，思想原象可以说是所有研究范式的最终指向。 我们“回归马克思”本质上必须坚持马克思的立场、方法、想法、价值观和理论宗旨。 马克思思想原象的哲学问题是:“其实一个问题是一切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重新审视，只有揭示马克思哲学的独特性和革命性，才能揭示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历史原象，否则，只能用外在的意义来表现马克思的思想外观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内在诉求。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马列文论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如何发挥马列文论的指导作用，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如何正视现代马列文论研究中存在的“瓶颈”问题，是我们亟待关注和解决的现实问题”[3]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在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发展的同时
“回归马克思”是回归马克思思想的功能原点。 作为学术现象和理论欲望，“回归马克思”是指回归马克思思想本身的变化、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马克思思想的恩格斯化等具体路径。 这一回归实际上是在目标诉求和终极结果之间的学术差距中寻找有意义的研究领域，产生新的研究论题。 1921年，李达发表了一篇名为“马克思还原”的文章。 这也许是最早探索“真马克思”原始理念的文章。 实际上，西方学者也在不断地发掘和探索“回归马克思”的道路。 当代中国建议“回归马克思”并予以否定。 持否定意见的人只是“回归马克思”回归了具体的文献文本，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品格。 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 这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具有时代感，具有现代意识，让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和现实的蜡烛照片中闪耀。 因此，我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必须走通融、相互参照、相互解释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具体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确实指导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确实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 但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实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面对新媒体、新语境的现实世界，中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也必须正视这一现实，这才是符合事实的科研精神。
改变观念，回到马克思，寻找真正的可能性对话。 回到马克思，原本就是清源的意思。 这种“回归”是语言策略，是实现现代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原创努力。 “返回”是指“对话”。 今天，我们不可能完全客观地恢复马克思的原始语境，也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回归”实际上只是面向现在，面向事实本身的回归。 “回归”是研究者从自己的历史视域，通过与文本视域的融合而构筑的“效果的历史意识”。 这是“对话”，是潜在的“对话”。 这实际上包括两个视域。 一是研究者的现代视域，另一是马克思主义视域。 前者构成研究的“宗旨”和“前见”，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现代解释的理论前提。 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视野，是有效进入马克思主义对话状况的通道，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无法分离这种思想视野、历史上下文和对话状况。 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这一“对话”，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现实的“对话”，二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三是马克思与他同时代思想家、文艺理论家的“对话”。 这种“对话”“适当的方法，必须在视域交流中实现相互融合。 在这种交流中，我们不仅要构建马克思文本的思想语境，还要修正我们自己的“前见”和“趣味”。 显然，这是一个复杂而无限的过程[4]。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摆脱“影响的不安”，解脱固化的马克思，消除所谓的“前见”和“宗旨”，重构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的思维语境。
强调变革观念是回归真正的马克思，避免马克思的强制解释。 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至少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即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本的语境。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学说，是不断产生的学说。 我们应该在现代语境中激活马克思主义历史文献。 该文献既包括影响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文献，也包括马克思与同时代思想家集团的文献，包括马克思后期西方学者如何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文献，当然还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献。 这些文献资料共同为重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献支持。 克隆说:“如果我们把自己限制在真正的历史范围内，把我们的思想活动限制在真正思想的历史范围内，那么这段历史和最亲近的历史和最现代的历史就完全一样了。” [5]3历史与当前现实生活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的张力给历史带来了生动的意义。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上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以文献实证和考证研究方式原始表达马克思恩格斯元典文献，这种表达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客观的文献资料。 二是马克思主义古典文献有思想性和生命力的解释，这种解释既有历史反应，也有现实前景。 三是马克思主义的跨学科征用，这一征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领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面貌。 本文强调重视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现代激活是为了重读马克思的语境。 马克思主义实践批判理论强调了人在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强调了历史和现实的语境性。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辩证思想的体现，而霍克海默对笛卡尔实用理论的批判和卢卡奇对康德的观念理论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本质。 霍克海默所说的“批判理论的“批判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历史性的，两个是情况性的[6]169是最好的解释。 这要求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理论。 主动的人在实践中实现了“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确立了人的实践主体地位。 人在这样的主体性实证过程中明确地开放，构成对象，使对象构成自己。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实践主体地位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具有历史性和语境性”。 [7]
但是，当今的现实语境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状况和思想语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面对这种变化，我们必须考虑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今天为什么需要读马克思？ 如何阅读马克思？ 马克思有什么思想呢？伽达默尔、德里达、阿尔都塞、科尔什、阿伦特、卡佛等西方学者马克思读书和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否绕过这些文献资料。 这些问题的焦点要求我们研究转变观念，明确问题，构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理论逻辑。 此外，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对时代重要问题的关注和缺乏回答，值得我们反思。 例如，习近平《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演讲》、《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演讲》等指导性文件的理论解释并不及时，也不深刻。 未能及时理论分析和深化两个“谈话”时代的重要命题。
二、“西马”文论:“西解中”“单向格义”或影响焦虑
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已成为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建设的重要参考资源。 问题是我们研究人员如何有效地促进“西马”文论理论的来源，以及我们需要哪些资源，真正有效地促进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 此外，有学者担心“西马”文论会带来单方面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本质区别混淆了很多，“西马”文论倾向于取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西马化”倾向于取代“中国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产生于西方现代社会的土壤，是西方现代语言融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哲学基础及其所承担的价值功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不能忽视这种差异的存在。 同时，还要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成是西方知识谱系和马克思主义语言的“理论对接”，具有明显的西方学院语言的“移植”色彩。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基于两方面的批判性反思构建的。 一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批判。 这两条反省路径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新马克思主义”“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这些主义普遍缺乏历史感的科学认识，往往强调学说中代表性人物的个人学术主张和学术风格。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国意识形态》中所说的，“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们都是尽管说出了“震撼世界”这个词，却是最大的保守派。 如果他们中最年轻的人主张只为了反对“语言”而战，就能正确表现出他们的活动”。 [9]66马克思嘲笑的这场“语言对话斗争”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两方面都明显表现出来。 同时，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很多，但值得关注的基本问题、基本内容、理论原点等都是一致的。 例如，重视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研究和解释，重视历史辩证法的研究，重视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重视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重视物化和异化问题的研究，重视实践问题的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这些问题领域是“虽然也有属于西马理论的独特探讨，但其主观理论主张却没有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意图，充其量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和补充[10]。
面对“西马”文论资源，我们不能轻易地用“西马”文论的概念、范式将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学现实相结合。 “西马”的资源不能很好地利用的话，就会出现“影响的不安”，出现“西解中”的“单方面的格义”。 这里所说的“格义”，是一个有权利用固有的、众所周知的文学理论经典概念来解释尚未普及或接受的外来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的计划。 “单方格义”表明双方的关系不是相互的，是共生的，是被动的行为。 这要求我们研究人员必须考虑“西马”文论资源的“援西入中”模式问题。 我们应该积极接受还是消极接受，这两种态度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自主接受、吸收“西马”文论中的有益资源，并将其作为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术“参考”。 我们将着重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自身的问题，正面和正面“援助西入中”。 如果我们消极地接受“西马”文论，就会逐渐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转变为“西马”文论的“中国脚注”。 正确做法应把“西马”文论看作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取得了全球视野，在“援助西入中”中朝着“援助中入西”，实现了人类思想的相互作用、共生。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离不开三个方面的自觉:文献基础、西方学素养和国际视野。 强调文献基础，重视客观事实和史料价值。 卢卡奇坚守秩序的治史原则，回到历史事实马克思，明确对史料本身说话。 阿尔图塞尔更加激越，强调“以马克思的思想为基础”，读德语原版的《资本论》。 这些主张的目的是激活马克思主义原着文本，重建具有开放性、前瞻性、现代性和生成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西学素养真正是进入马克思思想堂奥的必备基础。 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于西方社会历史文化的语境中，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复杂性。 马克思的思想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是不同学科构成的总体意义。 西学素养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中“显性理论”与“隐性观点”之间存在的学术差距，有助于我们打开马克思思想中“潜在存在”的语义空间，也有助于消除“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迷雾。 国际视野的自觉，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历史中展望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 “明确开放遮蔽和消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把破碎的马克思主义融入一体的马克思主义，构建丰富、多维的马克思主义。 这三个方面的理论自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前提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道路不应“走向西马文论化”，应积极在“西马”文论资源中获得学术智慧，并与整个西方人文学科深入交流。 这种交流往往有效激活研究思维和研究范式，从“史料堆积、见解缺乏”的古老磨炼出来。 我们经常对“西马”文论采取两种极端的方式:全面接受、极力高度评价坚决反抗还是全面否定。 两者都不应该是学术研究的态度。 事实上，只有与“西马”文论深入交流，才能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性”，构建出富有真正特性的观念结构、语言形式和价值体系。 只有借鉴“他人”西马文论，进行交流和交流，才能获得“自我意识”和“问题意识”。 我们对“西马”文论的学习和研究，往往呈现出明显的“逆格义”特征。 也就是说，研究者有意识地用“西马”文论的概念和用语研究、解释中国本土的文学和文学理论。 当然，这里表现的“逆格义”既广义又狭义。 广义“逆格义”是指有意借用“西马”文论进行解释、分析、解释，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做法。 狭义的“逆格义”与“西马”文论的某些具体既成概念用语解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概念范畴思想相对应。 无论是“单方格义”还是“逆格义”，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义。
“西解中”的“单向格义”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无益，而且理论的“移植”也带来了“理论循环”难题。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源于对一切人类文艺成就的批判，而非从理论到理论的“构建”，从批判中提取概念范畴，总结规律，为新形态的文艺实践可行性提供语言支持”[11]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和创新的动力，“西马”和中国马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