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的新时代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定。 在“解放思想，追求事实，团结乐观”的时代精神引导下，思想解放的春风吹向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建国以来的文艺政策进行了切合实际的调整。 这种调整出现在邓小平“中国文学艺术家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和“当前形势和任务”的相关论述中，也出现在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相关解释中。 文艺政策的相关调整，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理论的遵守和可靠的制度保障。 四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在创作、理论、批评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如果置身于新时代，如何使现代文学理论的语言、批评的语言更加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风格？ 许多学者从各个方面赞同这一点，进行了非常宝贵的理论探索。 为避免重复，笔者以“如何确保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判的“场”为主题，谈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话语重建”问题的肤浅认识。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再次证明，文学是时代风雨雨表，其繁荣离不开清明政治、正确文艺政策等强有力的“支持”，文学的繁荣不仅是创作的繁荣，文学的繁荣也是理论的繁荣，文学的繁荣也是批判的繁荣。 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语言重建”过程中，无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思潮多么丰富多彩，无论精神分析、形式分析、新批评、生态批评等批评流派多么华丽，我们都要始终确保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场所”。 “立场”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批判始终发挥主导作用。 但是，我们面临的困难不是观念上的共识，困难来源于如何具体化。 因此，我们需要简要论述四十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总体问题，从而提出具有一定目的的战略和方法。
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领域的相关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不平衡”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古典作家文论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 对于存在伯明翰学派等“西马”文论研究不均衡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它不仅存在与其他批评流派研究的“失衡”问题，而且本身也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失衡”问题。
首先，从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和把握的不同来看，历史上林林总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形成的社会环境变化和研究者个人兴趣的不同，相关研究时代的喜好和理论关注点也大不相同。 具体来说，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尽管文学理论界已经产生了以霍克海默、阿道诺、哈伯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翻译和研究论，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基本理论问题和文学思想的研究仍然占主导地位 这个时期的相关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获得了“历史性突破”。 一是研究人员使传统的基础理论命题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完善、丰富、扩展和深化。 例如，在以往的“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等命题之外，还提出了“文学是特殊的反映，是审美的反映”。 并且，在以往的“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意识形态”“文学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等命题之外，还提出了“文学艺术是审美意识形态，其本性的主要方面是审美意识形态”等。 从理论问题提出的现实目的和原创性来看，“审美意识形态”“审美反映”这两个理论命题自1999年以来再次引起争论，但其重要性不能与1980年代相比。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保留系统、系统的文学理论，他们不仅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的理论，还提供了具有理论识别度的论文概念。 例如，“艺术生产”“不均衡”“莎士比亚化”“希拉式”“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等，1980年代中期之前的文学理论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比较集中、深入的研究。 但是从研究团队和研究成果来看，1985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心”转向了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等“西马”文论，对古典作家文论的研究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平衡”乃至“不平衡”的问题。 另外，根据理论界的习惯用语，四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到1985年为止呈现出“苏联化”的特征，1985年以后呈现出“西马化”的特征。 换句话说，尽管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在某些方面获得了“历史性突破”，但总体上呈现“苏联化”或“西马化”特征的他们，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特别是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还缺乏“中国特色”，标志性理论范畴、语言体系等 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话语重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不仅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处于话语体系的主导地位。 但是，勉强处理相关理论的范畴和语言体系，不仅会产生充满生命力的革新理论，而且会产生混乱的“拼凑”理论，最终不仅会确保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永久性“场”，而且会永远“离场”。 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严峻的理论课题。
其次，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特别是批评标准问题方面，具有特别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风格。 正如一些学者所论述，标准问题是所有文学批评的中心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演讲》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 一是政治标准，一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社会的任何阶级，总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 的确，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批判理论界在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存在认知与理解的差异，在具体的批判实践中带来了不可挽回的负面效应，给人们的心灵留下了难忘的创伤记忆。 新时代初期，如何从理论上彻底纠正文艺批评两个标准在具体实践中出现的这种偏差，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地图中对文艺批评标准问题进行新的理论阐释。 经过努力探索，20世纪80年代批判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恩格斯找到了创新批判理论的“突破口”。 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文章和1859年在拉扎尔书信中关于“济金根”问题提出的“美学和历史观点”解释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试图用这种追踪方式重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理论取向和价值取向。 我认为“美学与历史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基本问题、基本原则乃至最高标准，是当时现实的迫切需求，也是批判理论重构过程的不二选择。 因此，以“美学与历史观点”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不是恩格斯本人的理论自觉，而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批评理论界的集体理论自觉与理论创新，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批评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独特理论贡献。 毛泽东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恩格斯论述“美学与历史观点”后，习近平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演说”中，文艺批评指导“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继承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的优秀遗产，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磨练“道具”， 用历史、人民、艺术、美学观点评价和鉴赏作品磨练文艺批评的手柄，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大胆追求真相，大胆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表示态度，在大非问题上大胆表明立场，讲真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在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经历了两个标准、两个观点、四个观点的前后变化，可以看出他们有着独特的语言方式和核心范畴，它们都具有非常鲜明的理论个性、时代特征。
瑕疵不隐瑜，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领域也存在两个不平衡问题:第一方面的不平衡表现是从文艺政策层面解读批判标准问题过多，从学理层面探讨批判标准问题相对不足，第二方面的不平衡是批判理论研究取得令人钦佩的成果 第一方面的不均衡所引起的相应结果，如果研究者只重视立场、态度的正确性而忽视理性的人的重要性，最终将批判标准简化为宣传姿态的语言和正确的政治行为，那么第二方面的不均衡所引起的相应结果，由于研究者将批判理论纯粹知识化、讲台化，他将理论转变为批判作家作品的能力 相比之下，第二方面的不平衡问题在历史和当前现实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要真正解决第一方面的不平衡问题，正确区分党的文艺政策和学术研究的关系问题是很重要的。 文艺政策当然是无法跨越的红线，红线意味着界限的划定，但只要在红线和界限内，文学批评的基准等任何学术问题都可以自由讨论，没有必要强调界限的限定性而忽视学理讨论的重要性。 真正解决第二方面的不平衡问题，必须有打破现有学科壁垒的力量。 现实情况是，文艺学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者们虽然有着统一理论和实践的基本理念，但是想把批评理论应用于作家作品的评论，但是他们对现代作家作品不熟悉，所以有理念最终难以具体化， 希望对于从事难以自然实现的现代文学批评的批评家们来说，他们熟悉作家的作品，具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思想武器，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还不够充分，因此很难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家。 也就是说，尽管文艺学专业有很多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研究专家，现代文学专业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文学批评家，但两者都缺乏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情况远远远远远远远远离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要求。 老实说，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只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不够的，无产阶级的感觉也是必要的，相反也是必要的。 因此，只要打破文艺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两个专业之间的既存壁垒，文艺学专业的研究者就必须补充文学作品，现代文学专业的批评家必须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才能真正统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
最后，有必要再次强调，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语言的“重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判必须始终处于“场”中，始终处于主导、领先地位，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必然要求。 但语言理论创新需要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学术探索过程，这个过程可能非常漫长。 研究人员需要以平静的心情发现和解决问题。 总之，“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话语的重建”是一种实际的学术探索，它比贴标签更不是口号，最需要现实的感情和思想激情，最不需要的是无用的创新焦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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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