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贝尔尼-海涅争论”主要发生在1830年代到1840年代的德国，“歌德争论”的延续的争论不仅发生在贝尔尼和海涅之间，也发生在各自的支持者之间，各方面主要是围绕作家的政治品格、世界观、艺术观等问题的青年恩格斯、马克思、布兰迪斯 卢卡奇、韦尔库等人对此争论也从不同层面解释文学批评应遵守批评界限，真正的文学批评是诚实、理解和同情的批评。
关键词:歌德论争、伯尔尼现象、海涅现象、政治批评、审美批评、批评界限
作者简介:张永清、男、山西平陆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20世纪西方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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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文学与当代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的关系是文学理论、批判理论应该继续关注和探索的基本理论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还原”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历史境遇”，就是“解释”它所具有的现代意义，而“剥离”其相关文学争论的核心，就是对现实问题的另一个“解答”。 尽管“伯尼海涅争论”在传统的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探索，但这一争论涉及作家的政治立场、文学立场、批判的政治维度和审美维度之间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有助于重新审视这一争论，理解和把握现代社会在类似问题中展开的相关争论的核心 因此，本文拟从以下五个方面开展具体讨论。 其一，“佩尔尼-海涅争论”发生的时代状况、社会上下文，以及贝尔尼、海涅两人在当时的文学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其二，“佩尔尼-海涅争论”与之前的“歌德争论”的关联之三，“佩尔尼-海涅争论”的时限、原因、主要问题之四， 青年恩格斯、马克思、布兰迪乌斯、梅林、卢卡奇、韦拉克等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争论的基本态度，理论立场五，这一争论的现代意义。
一个
借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革命时代”中使用的用语，可以看出路德维希·贝尔尼( 1786—1837 )和亨利·希海涅( 1797—1856 ) 他们都生活在“二元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后西欧社会的激变期(路德维希·贝尔尼)，在汉语翻译中， 高中甫在白兰地的《青年德国》中被翻译成伯尔尼的张玉书等在梅林《论文学》和张玉书编《海涅研究: 1987年海涅国际学术讨论会》等着作中被翻译成伯尔尼的杨自伍在韦拉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中被解释成伯尔尼的《马克思气体全集》被翻译成伯尔尼 本文采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译本。 为了保持原名的统一，本文引用的其他相关译文均改为贝尔尼。 欧洲从1815年到1848年仅仅30多年间，西班牙、意大利、希腊革命( 1820年到1824年)、法国、比利时、波兰革命( 1820年到1834年)、1848年欧洲革命(仅英国、俄罗斯少数国家受到影响 其中，特别是法国革命、法国七月革命对这个时期的德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英法等国家相比，“革命年代”的德国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1806年至1813年的这个时期是德国争取民族解放的时代。 耶拿在1806年惨败，菲希特的《告诉德国同胞的书》也在1806年登场，1813年莱比锡大捷宣布了反法军占领的解放战争的胜利。 在这个“革命时代”，德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热情高涨，激励的这个“革命时代”，保守主义、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共和主义等社会思潮在德国大地竞相出现。
德国文学在这个“革命时代”处于什么状况？ 品牌推广“世纪交替期间的德国古典文学是根据题材和形式进行模仿的。 随之而来的浪漫主义在题材和形式上对中世纪保持忠诚。 两者都与周围的现实保持着距离，无论是与“现在”同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相距甚远的文学流派，都没有直接想到自己会发生变化。 他们的理想不是漂浮在希腊深蓝色的以太网中，而是漂浮在中世纪天主教的天空中”[1](P29 )布兰迪斯所指的前者代表歌德、希拉等，后者代表德国后期浪漫派。 显然，这两种文学所表现的社会理想与新时代精神相去甚远，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尤为突出。 “到了1805年，他们的幻想破灭了，新的保守主义占了上风。 在法国和德国，“浪漫主义者”一词可以说是18世纪90年代后期保守的反资产阶级分子(通常是幻灭的前左翼分子)产生的反革命口号。 在这些国家中，在现代标准中应该被视为明显的浪漫主义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很多，在传统上被排除在这个范畴之外的理由。 [2] (型号p08 )
与上述两种“旧文学”完全不同的是，1806年以后德国文学呈现出与时代精神同步的新变化，关注社会现实，表现时代精神状况，出现争夺自由的新文学，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新文学以反法军的占领和入侵为主题，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狂热的民族主义感情。 这种精神和感情在艺术家( 1769—1860 )的《时代精神》、吕克特( 1788—1866 )的《带头盔甲的十四行诗》、凯尔纳( 1791—1813 )的《琴与剑》等诗作中没有表现出来。 诚然布兰登说:“对法国的仇恨形成了固定观念，他一边创作壮烈的自由曲，一边呼吁阿恩以德国的过去为武器反对异族统治者。” [3](P277 )
但是解放战争后，德国的专制统治者没有实现过去对人民的自由和民主主义的承诺，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 随着1815年神圣同盟成立，卡尔斯巴德协定于1819年实施，德国专制统治者试图全面控制社会，全面束缚自由思想，1815年至1830年德国社会必然陷入最“苦闷”的历史时期。 正因为自由、公开谈论政治、社会问题的高涨，人们才将希望转移到文学、艺术、美学等领域，以文学、美学的形式“介入”时代的政治潮流和社会变革，对其窒息的社会现实实现了严厉的批判。 例如，诗人沙米索先生( 1781—1838 )在《轮唱曲》中悲伤地写道
这是沉重时代的苦难！
这是一个苦难重重的时代！
这是时代的苦难！
这是一个沉重的苦难时代！
例如，诗人普拉丁( 1796—1835 )在《柏林国民歌》中表达了同样的愤怒
是啊！ 诗人，你必须满足
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丢失
在这个地球上
没有什么比成为德国人更糟糕的了。
第二部新文学代表“青年德国”，1830年在法国七月革命精神的鼓舞下诞生。 主要代表人物有卡尔·费迪南特谷兹科( 1811—1878 )、鲁道夫·温巴克( 1802—1872 )、亨利·希拉伯( 1806—1884 )等。 “青年德国”形成了与以前的古典风格、浪漫风格完全不同的“现代风格”:尊重希腊主义，反对倡导肉体解放的传统道德，崇敬主张女性解放的自由主义，赞成立宪制(拙文《青年恩格斯与青年德国》(江海学刊) 2018年第5期刊载的)白尔尼、海涅与“青年德国”的关系和“青年德国”的整体情况已经详细论述，本文不提及) 。
概括地说，贝尔尼和海涅在当时的文学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不仅被视为1830年前新文学——文学反对派的最优秀代表，还被视为1830年后文学反对派——青年德国的先驱。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至今为止，大多数人心中都清楚海涅的文学地位，尽管贝尔内不知道为什么会原谅人物，贝尔内只被当时的青年恩格斯认为是“德国自由的旗手”和“新时代的洗礼者约翰”[p451](p451 ) 另外，在当时的德国，人们虽然并排设置了海涅和贝尔内，但还是把贝尔内放在海涅面前。 这主要是因为伯尼当时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远远大于海涅。
二
“佩尔尼-海涅争论”与当时的“歌德争论”等社会影响广泛的文学争论一样，是德国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代发生的自然现象，也是文学从歌德主张的“艺术时代”向门采尔、贝尔尼、海涅主张的“政治时代”转移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结果。 如果白尔尼和海涅在“歌德争论”中所持立场的一些差异已经埋伏在两人的相关争论中，那么两人之间的“短兵相接”就是双方就“歌德争论”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进行正面交战，因此首先需要简要说明和分析“歌德争论”的状况。
解放战争胜利后，歌德及其作品在德国的命运中发生了某些逆转，由于各方对他的态度、立场和评价标准大不相同，引起了长达30多年的“歌德争论”。 简单来说，以吉默曼( 1782—1835 )、恩色( 1785—1858 )、舒伯特( 1796—1861 )、埃克曼( 1792—1854 )、艾曼( 1796—1840 )、海琳( 1798—1871 )等为代表的赞美者，歌德是天才艺术家 歌德的反对者是保守主义的道德——宗教批判折中派的艺术赞美——政治批判，拥有三种批判立场:自由主义的政治——艺术批判。
沃尔夫冈·门策尔( 1798—1873 )和贝尔尼是第一个见解的主要代表。 的确，正如布兰迪乌斯所说，“在政治上进步的青年中，开始探索歌德的政治信念，以现代的基准进行评价，把歌德描绘成“贵族”。 他对人民没有感情，实际上也没有天才”。 [1](P67 )
贝尔尼对歌德持有严厉的批判立场，是因为在解放战争期间，歌德对入侵法国军队漠不关心，歌德从未想过帮助因自己的影响而陷入苦难的同胞，而是躲在艺术象牙塔里。 但是，与孟德尔对歌德的全面否定不同，贝尔尼承认歌德是艺术天才，他将批判的界限严格限定在歌德本人的政治信念、政治立场等。 另外，门采尔和贝尔尼“包围”歌德虽然是典型的政治批判，但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凡尔尼攻击歌德，正如我们所见，不能和门采尔的攻击平等。 布鲁尼的攻击不是恶意的，也不是卑鄙的。 与其说是画了歌，不如说是画了作者自己，有时还会触及到伟人性格的创伤。 他们明显表现出伯尼的智力狭隘性，但他们也是他性格纯真的证据。 这些攻击不能减少人们对歌德天才的崇拜。 白尔尼一八三十年的错误政治标准来衡量歌德，就像一八七零年的错误政治标准来衡量白尔尼本人一样，如果两者都不妥当的话，人们今天就像他做歌德一样，被盖上了不好的爱国者的印记。 贝尔尼轻视歌德。 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他对歌的无知是人们所能理解的，不必受他愤怒的影响。 人们在能够珍惜他文章中狂暴的热情、智慧的跳跃和闪烁的同时，也不忘在他散文的沸腾和闪烁的瀑布上，笼罩着深沉平静的大海。 这海是一首歌》[1](P74-75 )
凡尔尼等人脱离政治观念，对脱离人民的愤怒“诉说”，普斯库尔·亨格兰佐( 1793—1834 )等人从宗教道德维度“戏曲”地批判了歌德。 1821年，王子库亨以“假”歌德的名字出版的“威廉·迈斯特漫游时代”，主要从虔诚的信仰主义道德观点、宗教观点批判“异教徒”歌德。 根据保守主义者普鲁亨说，歌德及其作品所表现的“泛神主义”，不仅威胁到现在的社会秩序，还损害了社会的道德风格。 此外，希拉认为比盖特伟大得多。 这些“臆断”当时确实引起了一些右翼分子的共鸣，但受到左翼阵营的严厉批评。 例如，青年马克思在1836年“普斯库亨假的<； 漫游时代>； 》的讽刺短诗以诗的形式说出了辛辣的讽刺
据说歌德被女性们讨厌
因为他的书不适合给老太太读。
他只知道描绘人的本性
没有必要在伦理道德上加以掩饰。
他应该学习路德的教导
然后根据教义写他的诗。
歌德有时能想到美丽的东西
不幸的是，他忘记说“那是上帝创造的”。
把歌德捧得这么高
这种做法实在奇怪
他的动机多么卑鄙。
哪个作品被用来宣传教义
听说他有什么真正的才能
你能向农民和教师学习些什么吗？
(详见马克思:“普斯库亨(假货<； 漫游时代>； 》第一卷，《马克思气体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9—740页。 另外，歌德( 1749—1832 )本人是如何看待来自“左翼”和“右翼”的共同批判的？ 例如，盖特在1825年5月12日与艾克曼的对话中说:“二十年以来，我一直在讨论希拉和我哪个更伟大。 我们应该高兴。 因为社会毕竟有这两个男人。 ’艾克曼:《哥特谈话录》，158页，洪天福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 另外，比如埃克曼在1830年3月14日，问到“被指责没有武器，至少作为诗人没有参加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 歌德这样回答。 “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不要说话！ 这个世界太荒谬了，我不知道它需要什么。 人们不得不随便谈论它。 我没有仇恨，为什么要拿到武器？ 我已经不是青年了，怎么能燃起仇恨呢？如果我二十岁的时候碰到了那个事件，我不是最坏的人了吧，我已经过了六十岁了。 ......他们不能剥夺我的才能，想攻击我的品行。 他们说我感到骄傲、自私、嫉妒有才华的青年作家、说我沉溺于肉欲、说我不信基督教、说我现在又不爱祖国和同胞。 你认识我多年，对我很熟悉，总要认识这些谣言是什么意思。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我痛苦的话，请读我的《克塞尼亚》。 从我的反击中，我知道人们会轮流失去我的生活”(艾克曼:《哥特谈话录》，第477-478页，洪天福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 中所述情节，对概念设计中的量体体积进行分析
例如，“青年德国”青年恩格斯在这场争论中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基本立场，1839年7月30日给中学同学威廉·格雷佩的信中写道，“希拉是我们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诗人，这是定论。 他预感到法国革命之后新的时代会开始，但歌德在七月革命之后也没有感觉到这个事件就在眼前，当他不得不相信有什么新的事情来临的时候，他就进入房间，锁上门安心。 这虽然有损歌德的形象，但是革命爆发时( 1789法国革命)，歌德已经40岁了，已经是定型人了，所以不能为此责备他。 ’详情请参阅《马克思气体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2页。 恩格斯在“年龄”讨论歌德的政治方向的做法，明显受歌德本人和文巴克“美学运动”这本书的相关见解的影响。 1847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恩格斯在《诗歌与散文的德国社会主义》文章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深入解剖歌德的“二重性”，作出了精练的论断。 中所述情节，对概念设计中的量体体积进行分析
折中派的代表海涅既不承认学校等道德批判，也不承认贝尔尼等政治批判。 海涅是“浪漫主义派”，把这两个批判立场概括如下。 “正统信徒对这个异教徒很生气他们深深害怕他影响人民，害怕他通过笑话作品，通过最小的短诗把他的世界观灌输给人民，他们把他视为十字架最危险的敌人。 ......我们这些运动中的人物对歌德不满意，当然不是原因。 我们谴责他，如前所述，他的话无法产生结果，通过他在德国传播艺术，这种艺术使德国青年安静下来，这种影响完全抵制了我们祖国的政治复兴。 因此，这个冷漠的泛神论者据相互冲突的各方面受到攻击的法国人说，极右派和极左派联合反对盖特”。 [5](P55 )不仅如此，海涅还阐述了自己的基本立场。 “门采尔批评歌德时的粗鲁态度非常不满意，他缺乏敬畏之心。 歌德毕竟是我们文坛的国王，要把批判性的斧头放在他身上，礼仪是必不可少的……歌德作为诗人，我从来没有进攻过，我认为只有他进攻过。 我没有谴责过他的作品。 我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什么缺陷，戴着精工细致的眼镜，像批评家一样，直到月亮的斑点，这些眼睛都是尖锐的老师们！ 他们就像斑点一样，其实是花木繁茂的森林，银色闪耀的河流，高山峻岭，风光明媚的峡谷。 没有什么愚蠢的事情会把盖特弄坏，把盖拉提起来。 其实他们对希拉也不诚实。 他们总是赞美希拉，是为了贬低歌德。 [5](P56-57 )海涅试图从艺术家歌德和现实生活歌德两个方向合理说明他人的矛盾性，有意识地将艺术肯定和政治批判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从艺术维度为歌德辩护。
由此可见，无论是以孟采尔、贝尔尼等为代表的“极左翼”，还是以普雷斯库亨等为代表的“极右翼”，他们从政治或道德的角度对歌德人展开了单方面的批判。 正因为如此，极左和极右两个对立阵营得到了歌德脱离时代、脱离现实、远离人民等类似论断，得出了希拉远比歌德伟大等相同结论。 如何正确把握伟大作家与其革命时代、政治时代的关系，如何正确理解伟大作家与同时代人的关系，不仅是当时，也是现在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