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耶稣会士将儒教传入欧洲。《四书》第一个翻译文稿是1593 年由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翻译成拉丁语的。当初的手写本,如今已经遗失。不过在1662年,由意大利耶稣会会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和葡萄牙耶稣会会士郭纳爵(Ignatiusda Costa,1599
-1666)合作用拉丁语正式译成此书并印刷出版。之后,在18世纪和19世纪,越来越多的典籍被西方传教士翻译介绍到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充满哲学氛围的整个欧洲都热衷中国文化,但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一开始就定位在宗教层面上。因此,最初的西方思想界经常提出的问题就是想了解儒教是自然神论还是无神论。比如,对于加尔文派的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来说,儒教无疑是属于无神论的。而对于莱布尼茨(Gottfried W ilhelm Leibniz,1646-1716)——这位对汉字的仰慕者而言,儒教却是属于自然神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典型的西方问题,它的提出一开始就是基于神学的思维传统。在中国,这样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构建在理性思考基础上的儒教与神学没有任何关联。然而中国的理论是在长期进行占卜活动中逐渐形成,是在我称之为替代了神学的“占卜学”的古代思想中成形的。这种占卜学是在阴阳、五行和乾坤的宇宙学中发展起来的。在中国的思想家典籍中,后者替代了西洋思维构造的形而上学。这一传统最早的典籍是《三易》,其中前两种已经失传,第三种《周易》遂成为儒经最重要的著作。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没有一部书像《周易》这样被阅读、研究和一再修订,《周易》就如同欧洲传统中的《圣经》一样。
正是这种以占卜学为核心的内容将中国思想置于同人类其他重要文化哲学完全不同的道路,比如,印度文化、欧洲文化、阿拉伯—穆斯林文化,这些文化一开始就都建立在神学的基础上。在中国并不是因为宗教消亡了,相反,道教和佛教的繁荣发展,无疑是因了人们的宗教信仰所致。但是在儒教中,已丧失了形而上的一面,仅只保留了社会学的一面。宗教行为被缩减到一些礼仪形式上,如:祭祖、婚嫁、丧葬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时令节气。在生活中,行为举止受到礼仪规范,这是社会秩序的需要。礼仪中的宗教含义消失,尽管有由其社会意义的增强作为补偿,但是对于充满神学思想的传教士而言,这些仍然是难以理解的。由此引发的礼仪之争,纯粹是文化差异的表现,这一差异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区分开来。
因此,不仅在社会实践方面也在人与宇宙的观念方面,中国思想家与西方思想家大相异趣,有着完全不同的路向。启蒙运动后,西方思想家不再对中国感兴趣,因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衰落被认为在现代化发展上难有出路。然而,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表明了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中国的文化能力。与此同时,面对后现代化的挑战,西方反而表现出无能为力,如全球环境的破坏、富国与穷国之间经济差距的扩大、核武器扩散、不同种族之间的地区冲突增多。西方人文主义面对近代社会已降的挑战,迄今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么,为什么不思考一下儒家思想可能指引世界的道路,例如“天人合一”提出的尊重自然的思想、“远神近人”所倡导的拒绝宗教的完整主义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精神呢?可能还应该使儒教精神在当今世界诸多问题的清晰追问中被重新认识。依我之见,《儒藏》的重要意义是给当代思想家从中国传统最重要的思潮中汲取精神遗产的一个平行的通道。我希望这不仅针对中国的当代思想家,同样也针对世界思想家。我要指出,20世纪下半叶代表西方最高汉学研究水平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正是他将中国的科学思想收集并使之成为世界科学文化的一部分。《儒藏》的出版或也可将中国人文主义汇集并将成为后现代全球人文主义的组成部分,就像李约瑟所说的那样:潮宗于海。
（责任编辑：孙宝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