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国古老文明的代表性典籍，更是全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诚如西方汉学家们的评价一样，它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鼎足而立，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难以估量的伟大价值。正是因为《诗经》在古代文化上的这一特殊地位，各个时代的学者都对《诗经》倍加关注，阐释和研究《诗经》在学术史上也始终处于显学的地位。但是，从汉代开始的历代对《诗经》的研究来看，受到当时主流思想的影响，学者们的关注点几乎都集中在《诗经》之后的文化延续的层面上，没有把《诗经》这座“宝岛”下的深层“础石”打开来，看一看它的文化根基的基本形态。进入20世纪以来，《诗经》研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学者们清除了历代经学家堆积在《诗经》之上的层层“瓦砾”和“葛藤”，恢复了《诗经》文化的本来面貌，尤其是在文化人类学观点下对《诗经》进行研究，使《诗经》研究一步步走出了以往的儒家教化的研究观念。王政教授的新著《〈诗经〉文化人类学》（黄山书社2010年版），就是运用这一全新研究方法对这部古代典籍进行文化人类学解读的力作。
作为中国上古文化的渊薮，《诗经》汇聚了传说、神话、巫术、礼仪、祭典、信仰、艺术原型、语言表象、名物制度、生活习俗、社会家庭组织形态等，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可以说十分开阔和繁杂，凭借研究者一人一时之力确实难以洞察全部，亦非一部研究著作所能涵盖。为此，《〈诗经〉文化人类学》紧紧抓住《诗经》所反映的上古文化的基本要核，从原型喻象、习俗巫术、祭典三个方面，对《诗经》展开文化人类学的重要视点的释读。在探究的命题上，力求把内涵描述清楚，使延循遗蜕之迹得到明晰的梳理。
《原型论》部分所论及的主要有鸟与婚爱、虹文化、船与婚媾、琴瑟之喻、“缠附”意象、梧桐、狐、其他喻象丛等，对于《诗经》多处涉及的这些看似平常的文化意象，给出了不同于传统的人类学诠释。如该书第二章《〈诗经〉中〈螮蝀〉〈候人〉与虹文化背景》，著者说“从具体描写看，两篇中的虹潜含着一种男女欢爱、两性婚媾的象征意义，以及虹不能用手去指的禁忌观念”。（P44）接下来，作者运用丰富的文化知识，多幅考古图像，说明了以虹象喻男女爱媾的三个出发点：一是先秦人迷信意识里，天上出虹是蛇类动物的交配；二是古人认为虹乃阴阳二“气”之交合；三是彩虹在雨止之后的出现，恰如两性间媾合使彼此忧思渴愁的积云随风化雨，飘洒飞散，亦和“云雨”一样粘连着男女相合之义。这种多角度的解读有助于正确地复原此期各地区人类群体的生产活动、社会结构以及精神生活的全貌。《民俗论》部分论及婚期、约会之期及“生命律动”、古医俗、古代的“誓”、神灵的听觉、视觉及眼睛巫术、秦汉以前的生态观念、风俗及巫术事象等文化群像。从民俗学的角度看，《诗经》可谓反映古代民俗的精美画卷，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民俗史料总集。上自远古神话传说时代，下至春秋的社会生活内容，在《诗经》文本中都得到了广泛的描绘和反映。特别是周代奴隶制社会时期各个阶级、阶层以及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状况，诸如生活民俗、生产民俗、礼仪民俗、婚姻民俗、岁时节日与信仰民俗等都可以从中得到较为全面的展示。著者对于《诗经》民俗学的解释时有新见，如根据《陈风·东门之枌》一诗，提出古代男女约会在“朝”而非“人约黄昏后”的观点，并说：“由于古之男女喜在旦明后一段时间私会幽媾，古人又有以饮食喻男女的习惯，故‘吃早饭’的语义就成了男女私合的‘代言’。”（P217）《国语·鲁语上》说：“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国典即国家的正式法规，可见，祭典在上古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诗经》中专门关于祭典及祭祀的诗篇多达17篇，数量上固然比不上怨刺诗和爱情、婚俗诗，但却远比农事诗、史诗和宴饮诗为多，因而可以说它是《诗经》中的一个大类，是研究上古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参考。此前学者研究这类诗作时，往往注意到祖先崇拜的高度发展及其在周人的宗教观念中占有的重要地位等问题，而这本书《祭典论》部分则另辟蹊径，从路神祭奉、植物祭、军旅祭典、禋祭、女子参祭与禁忌、人神交流、瘗祭以及祭杂考等，广角度地考察了《诗经》祭典的各个方面，读者藉此可以窥知上古祭典文明的各种特征。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为跨文化比较分析，一为实物调查。这本书在这两方面都做足了功夫，可以称之为典范性之作。著者对跨文化比较分析驾轻就熟，书中设有专门的章节，如第十八章《〈诗经〉禋祭与〈旧约〉燔祭》，对于中国上古禋祭与《旧约》希伯来人燔祭，从祭坛、祭品、祭品处理方式等方面逐一比较，两种生活方式和信仰完全不同的民族，居然在某种具体的文化上具有如此多的相似性，这就不仅是祭祀本身的问题了，而是人类文化相向发展的最好说明。该书在每个文化论题的研究中，时刻贯彻跨文化比较分析的思路，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展示力求较准确地勾画出上古时期的社会文化图景。如在论述“娶妻与耕作”的文化寓意时，作者解读的是《齐风·南山》一诗，首先运用古文字学知识，引用了毛《传》、《韩诗》、郑《笺》、孔《疏》等对相关文字的训诂，又联系蒙古红学家哈斯宝批点《红楼梦》之语，阐述“‘种麻耕地’以喻婚媾在以后的文学观念中存留演播了下去”（P164）的观点。著者并不止于此，为了进一步说明“耕种婚媾之喻，是文化人类学中的常见表象”，接下来作者从中国本土文化、中华文化圈、近东文化圈及地中海文明等全球性文化视野逐一举例分析。其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作者分析了北朝民歌《紫骝马》、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讲文》、道家文献《洞玄子》、明代洪基的《摄生总要》、明人庄履严《妇科百辨》、《聊斋志异》“林氏”篇、关汉卿散曲《翠裙腰·上京马》及杂剧《金线池》、《西厢记》、明郭勋编《雍熙乐府》、明佚名《女贞观》、清乌有先生《绣鞋记》、《肉蒲团》等著作中的相关描写；中华文化圈则引用了日本《古事记》、《万叶集》、柬埔寨谚语中的耕种与爱媾的文字；近东文化圈及地中海文明则引用了《古兰经》、古希腊传说、《圣经后典》、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印度传说、黎巴嫩诗人纪·哈·纪伯伦的诗歌等有关作品。多种文化比较之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绝不是简单的一种文化解构，而是多重层面上的文化研究，是文化的全球化视野解读。作者努力在贯通中西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开辟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新局面，既突出跨文化视野下对中国古典的解构功效，又尝试中西之间的互阐和汇通，提倡把本国本民族的东西放置在人类文化的总格局中加以探讨。
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大都依据航海者、探险家、传教士记述的民族志材料，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至19世纪末，文化人类学家开始注重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在这方面，美国的F.博厄斯、英国的B.K.马林诺夫斯基等曾做出重要贡献，实地调查已成了文化人类学获取资料的基本途径。时光进入新世纪，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积累众多的实物资料，大大方便了研究者的使用。《〈诗经〉文化人类学》一书非常注重对前代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利用，注重对最新考古资料的使用，书中所用的各种实物资料，诸如图片、瓦当、织锦、饰品、陶器、石刻、殉葬品、古籍中的插图、壁画、岩画、画像石、其他各种出土文物等，其中有的是见于载籍的，也有的是作者从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院、徐州中国汉画像石艺术馆、安徽博物院等地查访之后亲自或拍摄照片、或描摹得来的，用在书中既加深了读者对于某种文化的深刻理解，又使全书图文并举，增强了直观感受。
文化人类学对《诗经》研究的介入使《诗经》成为一个被解释的文化化石，将其中的许多文化现象尽可能地还原到初始面貌，对于纠正唐以前的《诗经》研究一成不变地停留在“美”、“刺”的儒家教化模式有功甚夥。《〈诗经〉文化人类学》一书将《诗经》研究推回了人类早期社会的文化本原，作者通过实地调查材料，并与考古文物、历史文献、域外典籍等相印证，更能了解当时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较准确地勾画出《诗经》时代先民们所生活的社会图景。
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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