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岛敏夫先生，在中国唐代文学研究领域，是一位人们并不陌生的学者。
他生于1931年，在战争中渡过青少年时代，战争晚期的原子弹爆炸，在他身上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冲击伤痕。上一世纪的50年代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曾师从著名的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长泽规矩也、加藤常贤、藤堂明保、赤冢忠、前野直彬等。后为爱知大学教授，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重点研究中国的唐代文学。在80年代末，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松浦友久等一起，被我国李白研究学会聘为名誉委员，九十年代初期，曾到北京语言大学等中国的大学研究进修。
中岛先生的主要著述有：《盛唐》明治书院，1978，内田泉之助监修《中国名诗鉴赏》，1998再版，《古诗类苑》共3卷，汲古书院，1991《唐诗类苑》共7卷。汲古书院，1995年。整理《中国神话人物资料集——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资料集成》汲古书院，2000年。翻译注释：《唐诗选》学习研究社，1982。论文有《陈子昂蓟丘览古黄金台等地理考》《爱知大学文学论丛》，1982、《对历史和神话的审视》载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主办的《中国21》杂志等，有的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
中岛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唐代文学研究，一是对先秦文献的研究和考查。
唐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可以说就是由他主持翻译注释的《唐诗选》。此书作为藤堂明保先生监修、竹田晃、户川芳郎、佐藤保等先生负责编集、学习研究社出版的《中国的古典》丛书的一种，在1982~1986年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其中，中册的后半，由他的后学斋藤茂担任，而下册的后半，则由他的朋友佐藤保负责。那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双方友好关系处于“蜜月”时期的产物。
他把这本传说为明代李攀龙序编，在日本广为流传的诗选翻译成日语并加以注释的过程中，收罗了相当多的有关资料，纳入了近年新的研究成果，对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比如，对人所众知的李白《静夜思》一诗，中国的唐诗选比如流传最广的《唐诗三百首》等中都作“床前明月光”，但他认为，从此诗流传的版本上看，李白的别集、宋洪迈的《唐人万首绝句》等早期的刊本和《全唐诗》都作“床前看月光”，所以当以此为是《唐诗选》下册。又如，对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的“张仆射”是什么人，他认为是张廷贵，和中国有些学者认为的“张封建”不同见《唐诗选》下册。在他的解释中，罗列了许多有关的资料，比如在一些诗下，附上了有关绘画、书法、照片或出土文物，吸收了当代中国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如《唐诗鉴赏辞典》，这对于学者的阅读欣赏、研究参考，甚为方便。此书在日本流传颇广，受到相当的欢迎。
此外，他有关唐代诗歌的论文，如《关于李白诗歌中色彩字使用的若干考察》爱知大学文学会《文学论丛》第87、89辑，1988年，对现存李白作品中有关色彩的用词进行了具体的分类统计，并和唐代主要诗人的情况进行了对比。指出，在唐代代表性诗人的作品中，色彩字在总字数中所占的比例，李白最高，约为3．03%。平均每首诗歌中使用有色彩的字的频率，李白仅次于频率最高的李贺，居第二位，李贺243首作品中，色彩字的频率为“2．50”，而李白1049首作品中的频率为“224”，比他统计的18位代表性诗人中用字频率最低的孟浩然263首作品的“063”高出许多上引《文学论丛》第87辑。此外，李白诗歌中，所用色彩字，以“白”字最多，共使用了463次。其次为“金”字，333次。最少的，即只使用过l次的有“绀”“黟”等。他还把李白和杜甫等诗人用的色彩字进行了对比，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揭示了李白诗歌的特色。上引《文学论丛》第89辑这无论在研究的方法还是结论上，都显现了独特的风格，在中国学术界受到学者好评。
如果说在他长期的教学研究生涯中，大多的时间是在唐代文学的领域中活动的话，那么，到了中晚年，他走出了唐代文学的园地，走进了更为广阔并充满荆棘的中国古典文献荒原。在这个领域中跋涉探索。他主要做了这样一些工作：
1、收集整理，影印出版了《古诗类苑》、《唐诗类苑》。
这都是明代以藏书和出版知名的张之象1507~1587编辑刊刻的古代诗歌总集。张之象，明代松江人。字月鹿、一字玄超，别号王屋先生。有“绮兰堂”，在明代嘉靖间所刻自注的《盐铁论》十二卷，当时颇为学界所知见王彻《王屋先生传》，载日本汲古书院影印本《唐诗类苑》，又见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华书局1957年版。张之象在二十年间，收罗古代诗歌，编辑成《诗纪类林》，汉魏至六朝为一集，初唐至晚唐为一集。死后才分别以《古诗类苑》、《唐诗类苑》之名出版。
《唐诗类苑》搜罗了当时所见、从帝王到无名氏1470人的诗作28067首按：根据中岛的统计，总数为28245首，其中重复178首，故实际为28067首。见影印本《唐诗类苑》第七册，按“天、岁时、地、山、水、京都、州郡、边塞、帝王、帝戚、职官、治政、礼、乐、文、武、人、儒、释、道、居处、寺观、祠庙、产业、器用、服食、玉帛、巧艺、方术、花、草、果、木、鸟、兽、鳞介、虫豸、祥异、杂”之顺，分为39类，此书和冯惟讷的《诗纪》、黄德水等编的《唐诗纪》等总集一起，反映了明代中期收集整理唐代诗歌的动向。
张之象之书，在中国国内流传不多。中岛先生经过努力，整理影印出版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明万历二十九年序刊本所缺部分，以国会图书馆所藏补，编制了索引，甚便读者。在整理的同时，中岛先生对唐代各诗人的诗歌主题进行了颇令人感兴趣的统计，并将此和日本平安时代的和歌共33675首的主题统计进行了比较研究。日本和歌的主题，最多的是有关“四季”的，占368％；其次是“恋歌”，占368％。而《唐诗类苑》中，最多的是“人事”占35．1％。“岁事”部中的“四季”只占全部的3．3%；没有“恋爱”这样的主题，“人”部中，只有“美人”“闺情”“幽怨”类的诗。这或许反映了中国唐代诗歌和日本平安时代诗人趋向、乃至中日两国诗歌特点的差异此书凡七卷、8大册。见第7卷上《唐诗类苑研究》。
中岛先生还整理影印了张之象编的《古诗类苑》。上述两部著作，经中岛先生同意，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准备在我国影印出版，为中国古代诗歌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资料。
2、在完成了《古诗类苑》、《唐诗类苑》的影印出版以后，他重点转移到了中国先秦时代的文献整理。
在数年间，收集了73种古籍中的有关资料，再加上近年出土的考古文物资料，汇编成了《中国神话人物资料集——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资料集成》。此后，又连续撰写了《对历史和神话的审视——从对疑古派“大禹天神论”的验证再出发》上、中、下数篇，详细地介绍、论说了中日两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有关争论。
如何认识中国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特别是有关“大禹”的记载，是中国古代史上，最有争论的问题之一。“大禹”的存在与否以及如何看待历史上有关的记载，早在上一世纪的前期，就有争论。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可参见拙文《〈崔东壁遗书〉和20世纪初中、日两国的“疑古”思潮》载《学术集林》10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此不赘述。可以说，这一争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走向。
中岛关注到近年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介绍了在200O年10月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初步研究成果。指出：该项研究，从文献和考古发现两个方面考察，最后认定：夏代的开始在公元前2071年相当于根据碳14测定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段的时期内。夏和商的分界，在公元前1600年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一期。而商和周的分期在前1046年。也就是周武王伐纣的年代见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主办的《中国21》第15期，2003年3月。
与此同时，他又介绍了日本学者从箭内互、白鸟库吉、藤堂明保到现在的小南一郎等，从神话学的角度对大禹记载的解说。也就是说，中国学者认为是历史真实的“大禹”，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传说中的神。与此观点基本相通的，是以顾颉刚为首的中国史学界“疑古派”的看法。中岛对他们的见解也作了详细的介绍。他认为：“这样两极对立的认识，今后还会继续下去。”见《中国21》第17期，2003年11月
他的这些介绍，和他收集的有关“三皇五帝”的资料一起，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这一问题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他不仅收集资料，介绍成果，而更进一步地提出，对于作为史学的顾颉刚等的论说，当以如下的方法进行验证：
“首先，他们的论说，是用了怎样的资料，没有用哪些资料？资料具有怎样的可信赖性？”“其次，那些作为资料被使用的文献中的诸篇，在时代上，是什么时期的，是些怎样的资料？”“再次，是对资料中词语的解释。有怎样程度的妥当性？”“建立在那样解释上的逻辑、理论是怎样展开的？”进而，有必要对他们的基本观点和所采取的方法进行整体性的检讨《中国21》第17期，2003年11月。
他认为，只有在这样验证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而他也在自己的论文中，对上古史的各种文献如《尚书》、《左传》、《史记》乃至近年的出土文物，从这样的角度进行了探讨。
我认为，他的上述主张和方法，不仅对于“疑古派”的论说，对于思考验证其他的史学或文学史论说，对于我们的文史研究，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见解。
古典文献的整理，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技术工作，还反映出整理者学力和见识。中岛先生如果没有对整个唐代文献的整体把握，没有对日本所存文献的深入了解，没有长期如他自己所说如坐牢般参见《中国神话人物资料集——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资料集成》的坚韧努力，要完成上述那样的工作是不可能的。
3、对所谓“伪古文尚书”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和探讨。
中岛先生的文史研究成果中，令笔者非常感兴趣的是先生在惠赐的论文稿《论〈尚书禹贡〉“积石山”〈孔传〉“金城”有没有“伪之铁证”》中对所谓“《古文尚书》之争”提出的新见解。这是一篇三、四万言的大作。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客气地要我“批正”，我没有这样的水平，但仍想把中岛先生的主要见解略作介绍。
在中国古代史、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中，东晋时代梅赜献上的、据说是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的真伪，一直是有争论的大问题。唐代孔颖达为孔安国的《传》作《正义》，收入唐代的《五经正义》。到了宋代，吴棫疑此《古文尚书》为伪，朱熹有论说，元代吴澄等继之。明代梅族？撰《尚书考异》，提出了在这《古文尚书》的《禹贡》篇中，孔安国注“湹水出河南北山”“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所用地名都在孔安国后才有。到了清初，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又近一步对此详细加以论证。以后，视此为《古文尚书》伪作的铁证。二三百年来，此说几为学界定论。
中岛先生对此定论提出了疑问。他认为，关于《孔传》，阎若璩所说，因为孔安国提到“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所以《孔传》是伪作的看法，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
1这里所说的“金城”，到底如何理解？是县、是郡？还是一般的地名？最早见于什么文献？如果这是县或郡，它究竟是在何时设置的？到底在什么位置？
2“积石山”到底在何处？具体如何理解？
3孔安国死于什么时候？他有无可能知道汉代设置“金城”这一地名？
中岛先生根据《史记大宛传》、《史记始皇本纪》、《汉书地理志》、《汉书昭帝纪》等的记载，参考《管子》、《水经注》、《括地志》、《元和郡县志》、《资治通鉴》包括胡三省注、《读史方舆纪要》等史料，加以分析对照，认为，阎若璩所主张的“金城”这一地名，在昭帝六年设置“郡”时为最早这一看法，难以成立。“金城最初的命名，并非在郡的建置之时的可能性很大。”“金城作为县名，或城名，在设置郡之前就有的可能性很大。”稿本2页“金城郡在秦的陇西郡之地，其地在汉昭帝始元六年置郡。”“金城郡的郡治所在地在允吾县，不在金城县，显示了县的建置可能先于郡。”“金城县在现甘肃省兰州市市政府所在地西北约20公里处。”稿本20页
关于“积石山”，中岛根据现代的研究和古典文献的记载，认为，历史上存在着大、小积石山，必须加以区别稿本21页。大积石山，是黄河源头的大山脉，即“阿尼玛卿山”。位置在青海省东南部基本是东西、稍微倾向西北—东南向。稿本21页小“积石山”在甘肃临夏县西北，一名唐述山稿本22页。但是，在汉代，人们对于这样的大、小积石山，尚未能明确地区分，所以记载上有暧昧性稿本26~27页。清代的阎若璩也未能具体区别大小“积石山”，所以，他认为孔安国《尚书注》中所记载的“积石山”方位不对的看法，是错误的。
关于孔安国的卒年，阎若璩根据有关记载，推算孔安国的卒年，“当于元鼎末、元封初公元前110前后，方年不满四十”。所以，不可能知道在约三十年后的宣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设置的“金城郡”。
中岛根据《汉书刘歆传》等文献，参照近年有关的研究成果如肖黎《司马迁评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等，加以推算，认为：“孔安国至少在天汉年间乃至征和二年公元前100~公元前91年肯定生存着。”这样，他就完全有可能知道“金城”这一地名。因而，阎若璩以孔安国不可能知道金城这一地名，“积石山”的方位不对，来作为断定《古文尚书》为伪作的根据也就不能成立了。
如果这一推断成立，无疑将是中国文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大成果。当然，《古文尚书》，还设涉及到其他的各种问题，比如有关《尧典》中“四仲中星”的记载，具体反映了什么时期的天文星象。这也是近百年来争论甚大的问题。中岛先生在回顾前人论争，比如日本的新城新藏、桥本增吉、饭岛忠夫、能田忠亮以及我国学者竺可桢、陈遵女为、陈美东等人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见《尧典的星象及其年代》稿本。这些都还可以继续探讨。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岛先生的研究，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他的研究，兼顾文献史实考证和文学性的探索，在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界，有着独到的风格如上引《关于李白诗歌中色彩字使用的若干考察》。
他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向传统观念挑战的勇气和批判精神。他不相信所谓的定论，对形成定论的逻辑推理、思维模式，迸行了反思。如对“疑古派”所提出的各种看法，迸行的再探讨见上引《对历史和神话的审视——从对疑古派“大禹天神论”的验证再出发》。
他的研究，强调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对于中国学界的“拜金主义”，中国唐诗研究界一些疏漏的指责，对胡乱出版的《唐诗分类大辞典》的尖锐批判见《唐诗类苑》的《研究》编，凡此，都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态度。
他的研究，反映了时代发展的影子。在《唐诗类苑》的《研究》编中，他及时地采用了新的电脑技术，对全书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统计分析，反映出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现代技术的交融，这对于文史研究者，当不无启发。
他的研究的深层，也可以看到中日两国的学术研究，总有着互相交流和影响的因素，在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学界对于二十世纪前期学术思潮进行的反思的影响，显然存在。
他的研究，就总体而言，是从文学走到了对中国古代文化整体的思考，显现出由“专”到“通”，由“博”到“精”的发展变化趋势。可以说，这些特点和发展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日本汉学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变迁发展的一个缩影。
责任编辑：宝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