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海外汉学传到中国，士大夫们对此反应不一。五四后，好的汉学著作被一些人所吸收，逐渐融合到我们的精神生活里了。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其中之意，分歧也是不免的。中国的读书人都很敏感，对汉学中批评的词语多难接受。比如说1927年8月，周作人发表了《“支那通”之不通》批评日本自称为懂得中国文化的人对中国描
述的常识性的错误。1928年安冈秀夫《从小说上看出的支那民族性》出版，周作人对其著作流露出的中国人的贪婪、堕落、世俗、功利主义的挖苦很不舒服。他觉得此书说得并非没有道理，但他认为“中国堕落如此，日本看了应当伤心，未必是快意和好玩的事。我们不要日本来赞美或为中国辩解，我们只希望她诚实地严正地劝告以至责难，但支那通的那种轻薄卑劣的态度能免去总以免去为宜。我为爱日本文化故，不愿这个轻薄成为日本民族性之一”。当时鲁迅却是另一种心态，他后来谈到了安冈秀夫的这本书，在一些细节上不太同意日本汉学家的看法，但他面对批评是能够接受的。在他看来，他者的目光或许有所误读，而其间的令人警觉的文字也是要留意的吧。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喜欢看的是外国人对外国人自己审视的文章，不愿意看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文章。他们更愿意从洋人对自己的自我认识的审判中来发现主体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内山完造写的《活的中国姿态》对中国是赞美的，鲁迅却对此书有保留意见，认为他没有直面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他对这种表扬中国文化的研究是持谨慎态度的。而鲁迅在去世之前几天写文章的时候还希望有人翻译《支那人的气质》，希望有批评中国人的声音存在。
史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问世一百多年了。我们90年代才有了这个译本。对于此书，国内一直看法不一，至今还有攻击它的。但我看这样的书，觉得是传教士的精神折射，未必都是恶意的东西。其间也有暖意的存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有时不得不借助他者的目光。我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借助了这样的目光，使我们的文化有了一种新生的动力。
一直到今天，我觉得在中国的作家里也有这样的两种心态，一个是并没有受到汉学家的影响，他们很接受西方人自我批评的精神，比如说当代的作家王小波，我觉得他对罗素哲学观点有吸收，对尤瑟纳尔、卡尔维诺也颇喜欢。我发现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批评几乎没有影响到他。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些作家是受到了汉学家的影响的，他们有的一开始在很中国化的语境下来写作。但因为后来与汉学家的交流增多，很多的时候思路发生了变化，是受到了西方汉学家的暗示的。我在北岛、李锐近些年的文字里，好似感到一些海外汉学家的因子。虽然他们未必是自觉的。
80年代的时候，许多中国作家到了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有的人从那以后就发生了变化。海外的汉学研究对20世纪以来中国读书人的影响逐渐增大，形成了不同的态势很正常。比如英国学者对钱锺书的研究，美国学者对汪曾祺的评论，都使钱氏和汪氏感到意外，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东西，被洋人发现了。自然，这都是好的善意的研究，我们且不提它。另一方面，在汉学家的文字里，常常能读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观点，无论是文学史还是当代批评文章，这样的观点是屡见不鲜的。我个人更愿意看汉学家们的批评性著作。想知道他们眼里我们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对我们文明中负面的东西进行审视是必要的，我们有时候的盲点，自己并不了解。交流的结果常常是可以刺激我们麻木的神经。现在批评的声音太少了，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大国梦”、有一种“大中华主义”的情绪，这是很可怕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近百年来的知识分子中，鲁迅的态度还是可取的，今天我们缺少的是这样的一种忍痛接受别人批评的度量，在交锋中也许会有疼痛，但它会使我们自强起来，通过痛苦的自省与自塑，我们可以克服精神上的痼疾，建立起自己健康的心态和精神世界。一个朗然大度的民族，是在批评和多种参照下自立起来的。我们需要这样的朗然与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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