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西班牙学者帕拉西奥斯（Luis Palacios）和劳尔（Raul Ramirez）合作完成的《中国：历史、思想、艺术和文化的研究》（China:Historia,pensamiento,arts y cultura），2011年在西班牙出版。两位学者都是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的教授，目前都从事亚洲问题研究，对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国际关系有深入探讨，尤其是在对亚洲太平洋地区、中国问题的探讨方面。劳尔教授来我校访问之际，我有幸得到他的赠书，得以优先窥睹。
西班牙学术界对这部著作有相当好的评价。一位名叫加西亚（Cristobal Montoro Garcia）的评论者称：在这本对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展开全面研究的专著中，作者称赞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和从未间断的进程，认为源自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使这个国家拥有强大影响力和约束力，认为促成中国人文化认同的重要语言汉语是“中华民族的特点之一”，而集绘画、书法、诗词于一身的中国式书画艺术独步世界之林。两位作者在书中指出，中国一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发展，但这样的情景在清朝中落，给了英国人可乘之机。评论者引用作者的话说：“英国的策略是那样的厚颜无耻、不道德，使用鸦片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加西亚的评论还特别提及作者关于“鸦片战争是中国步入一个黑暗时期标志”的历史观点，认为作者的基本看法是中国统治者对于西方无知——“他们的无知是由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恨以及儒学的优越感导致的。”加西亚还特别提到两位作者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由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几位重要人物相继领导的观点，认为作者试图写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孙中山推翻了王朝，并没能最终战胜旧势力；蒋介石曾经尝试将传统适应于现代化，但背弃了孙中山的遗训；毛泽东是过去二百年历史上最重要的中国人，是在中国人民认为国民党背叛了三民主义的时候成功的。
这篇评论还特别提到作者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描述：“邓小平关于‘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最大程度地定义了他的政策和他对现代中国的雄心。这一政策促进了国家和社会的开放。”
诚然，书中的有些观点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例如中国历史循环论的观点，我当面与劳尔交换过意见。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有朝代更替的问题，但不是循环，循环是原地踏步，不再前进，中国历史应该是螺旋式发展，是上升的。他接受了我的批评和建议。在讲中国影响的时候，把新加坡也划入“大中国”，这也是不对的，如此等等。除了这些认识上的偏差，在我看来，西班牙评论界如此重视这本书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如加西亚所说，它确实是本对中国全方位描述的好书，“集教育性、娱乐性和文献记录性于一体的著作，使西方人能够了解这一正在觉醒中的巨人”。
我们注意到，作者在这本书的封底有这样一段表述：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对中国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原则上来说，产生兴趣主要是因为经济。几乎突然之间，中国提供给全球资本主义两个主要的好处，在西方以不可思议的价格制造产品并且占据了广阔的市场。除此之外，就是大规模的中国人口迁移现象。今天，中国人和中国都在我们的生活中。中国的企业和商品遍布我们的城市中，由此可证明，它们已涌入我们的市场。中国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屈辱后带着西方对它的不信任以及它对西方的不信任回到了世界，但是我们有谁了解这个亚洲巨人？……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了。
这是与编撰动机有密切关联的文字，涉及了这本书的研究背景，即中国突然发展起来，而且经济的影响几乎渗透到包括西班牙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的市场和生活。“中国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屈辱后带着西方对它的不信任以及它对西方的不信任回到了世界”，由此就有个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个新巨人的问题。作者这样写道：“一个正在觉醒的巨人，似乎显示着这个有着广阔领土的国家将会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演变中扮演关键的角色。”这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值得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认真考虑。
西班牙曾经是西方最早的汉学大国，拥有世界上最早的优秀汉学著作，影响过西方汉学发展的轨迹。后因中衰而一蹶不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果几乎为零。大致到了上世纪下半叶以后，才有重新发展的迹象，而且希望再次振兴。不难注意到，上世纪后半期以来的西班牙汉学，有关于中国历史上经典著作的翻译，有关于儒佛道思想探讨和研究的论著，还有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一系列著作。这一波新的汉学热潮的出现，想必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有关。帕拉西奥斯和劳尔的新著，正是这一波研究热中的成果。也许，出于他们自己的撰写目的，会更注意历史与现实考察的结合以及历史与现实研究的糅合，在对中国文明之根的考察中，更在意一些经世性问题。
由此，笔者想到：在西班牙汉学复兴的进程中，是否会有一种所谓的“他者”意识？“他者”意识会不会成为西班牙汉学复兴的驱动力之一？
关于“他者”意识的问题，西方学者有很多探讨。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曾经有过专门文章。他认为西方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很重要的原因，往往出于对自己前途和未来的考虑。很长一段时期来，中国“一直是作为一个‘他者’出现的”。他的“他者”理论还包括这样一层意思，就是强调不同文化的沟通和交流，“这种微妙的交叉是人类历史之丰富性的一部分”。乐黛云教授赞同史景迁的这些观点，认为西方对中国的研究确实有一个出于自身需要的问题，“富于创见的作家和思想家总是要探寻存在于自己已知领域之外的异域”，中国是“作为这样一个‘他者’而出现的”。她也强调说，类似这样的“他者”研究，更包括文化交流的研究，“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联系对人类历史发展非常有意义”，“这种文化间的交叉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丰富性”。
帕拉西奥斯和劳尔撰写本书的目的显然也是双重的：首先，客观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了解中国的需要，如同书的封面“面对觉醒的巨人”的标题一样，题目是作者下笔的意图；另一方面，就是文化交流与沟通的需要，这就看得远了。作为作者之一的劳尔教授不止一次地与我们谈到，正在崛起的西班牙新汉学很热，但研究中有狭隘的功利主义倾向，太考虑经济利益了。他说，绝不希望自己的研究也这样，应该洒脱点，从根本上去沟通中西文明，去了解他人的文化。
两位作者的研究，属于有自己特点的“他者”思考，有着对人类文明交流、互动愿景的更高追求，体现了西班牙汉学研究的新境界。他们的追求，如同史景迁曾经说过的：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并不存在，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也就越近。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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