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文学领域人们通常把世纪末（Fin de si èck）以及颓废（Decadence）看成两个不同的文学现象，在文学术语词典中两者亦分属不同的条目。然而，在一些较早的词典中，如约瑟夫·T.西普里（Joseph T.Shipley）编纂1953年出版的《世界文学词典》里，这两个词在很多情况下的使用是没有区别的。弗立兹·肖克（Fritz Schalk）的《世纪末》一文曾介绍R·鲍尔（R.Bauer）的知名著作《世纪末文学艺术》，除去题目，在该文的第二行和第三行也可以看到“世纪末”这个概念。第二行中在“具有法国意义”中涉及到；第三行中有“颓废（decadence），颓废主义（d é cadisme），衰退（d é liquescence），附庸风雅（snobisme）和艺术爱好（dilletantisme）”。① 当然，这些概念并非都能贴切地阐释这种文学现象，不过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学术实践中他们之间的互换使用是很普遍的。鲍尔著作中的另外一篇文章《世纪末即终结和新生》里，沃尔夫蒂特里希·拉什（Wolfdietrich Rasch）就以“世纪末意识”开篇，不过文中第二部分颓废意识又被补充到第一部分里了。② W·拉什是《1900年来文学上的颓废》一书的著者，此书以从歌德的《威尼斯铭语》到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这段时期的德国文学和奥地利文学为基础，分析了世纪末意识以及有关颓废的许多方面。③
从文学与艺术角度（反之亦然）来讲，“世纪末”只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关。作为一个标志着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文学与艺术的概念，“世纪末”在1884年被米卡德（Micard）、捷诺维（Jouvenot）和科恩（Cohen）以同样的名称用在戏剧中。不久，到19世纪90年代，这个法语口号就在全世界广为人知了。④
其实早在1850年前后，颓废意识已经开始流行，在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的《论当代心理》（1882年出版）一书和巴里斯（Barres）论及自我崇拜的几本书（1888—1891年间出版）中已经很常见了。颓废主义理论的倡导者之一——弗里德里希·尼采（Fr. Nietzsche）读到了布尔热的书，还可能读到了布尔热论述波德莱尔的文章。后来，这位名列为19世纪德国最著名作家之一的大师为自己是一名文学或者说艺术上的颓废派批评家而不是哲学家或非道德学家而深感荣幸。⑤
同布尔热和尼采一样，马里奥·普拉茨（Mario Praz）在他的经典著作《浪漫的痛苦》⑥ 中认为，在浪漫主义运动中，19世纪的颓废派（或者也可以说是世纪末意识）是其先驱，不过他没有使用颓废派这个概念。普拉茨从蛇发女妖梅杜莎开始论述，他认为梅杜莎的美就是波德莱尔的情妇让娜·杜瓦尔的那种美，虽然在诗人眼里是个美人，“却很愚蠢，就连诗人自身也这样认为”。或者说正如马里诺（G. B. Marino）的诗句中那种黑而优雅之美：“你虽皮肤黝黑却异常美丽，你是自然美神中迷人的爱之魔，在你身边黑暗就是黎明。”⑦ 如果第一位女性——波德莱尔的让娜被认为是一个荡妇，或者女性物质（female sed non satiata），甚至一个“不可理喻又残忍冷酷的野兽”，那么第二位女子却毫无疑问地暗合了世界文学中最美丽的女性形象之一——《雅歌》中的书拉密女，本书后面的论述中还会提及这位女性。受到“神圣的”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影响，普拉茨的作品继塔索（Tasso）和弥尔顿（Milton）后将撒旦这个形象进一步进行了变型，但这些好像没能对中国文学现象造成任何重要影响（而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正是这种影响），只有青年鲁迅对拜伦的撒旦主义颇感兴趣，⑧ 萨德就更是鲜为人知了。⑨ 在《残酷的美女》和《拜赞庭》这两章中我提出了个人的看法，前者暗指那种“祸水美人”，后者主要论及衰落中的城市及城邦，这两点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都能找到共鸣，这两个主题也对中国文学有一定的影响，下面就对此来进行探讨。
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是马里奥·普拉茨的书中的开篇作家之一，他在中国的影响始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端期的1921年。不过，在中国他的影响更多是向外的而不是对内的。在中国国内他只影响了当时的一些个别作家，如鲁迅的兄弟周作人，⑩ 这些作家对波德莱尔的颓废倾向大加批评。由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开始跟随西方文学批评的一部分，但那时对波德莱尔的批评主要是一些偏见，或者是以托尔斯泰很有影响的著作《艺术论》（1899）中对波德莱尔的理解为导向的。(11) 王尔德对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影响最大，但他的作品在中国最知名的却不是《道林。格雷的画像》（1891），而是独幕剧《莎乐美》，这不仅由于《莎乐美》有几个不同的中文译本，一些中国作家改编的不同版本的戏剧也提高了它的知名度。普拉茨的书以对邓南遮（G D' Annunzio）的颓废派作品的颂扬结尾：“这位颓废运动最杰出的典范、十九世纪后半叶欧洲各种潮流在此聚焦的人物是由意大利呈现给全世界的，而不是法国（也不是英国）。”(12) 邓南遮没有结束中国的颓废主义，不过他似乎是继王尔德之后众多中国作家追随的颓废思潮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二
法国现代颓废主义肇始于A.E. 卡特的著作《1830—1900法国文学中的颓废主义》(13)。作为一种人类存在就广为弥漫的情绪，颓废有着悠长的传统，在西方，它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的衰落及覆灭，还可以溯源到拜赞庭的衰败及灭亡。基督教作家是首世纪颓废现象的见证人，特别是他们目睹尼禄最终沦入地狱，(14) 这样的野兽统治者还有罗马皇帝埃拉加巴鲁斯（Heliogabalus，约205—222年），后来德国诗人施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用这个原型塑造了阿迦巴尔。(15)
1886年，《颓废》这个短命的杂志开始发行；1883年，保罗·魏尔伦（Paul Verlaine）就出版了他著名的以“我即是颓废的王国”开篇的诗歌；一年后，于斯芒（Joris- Karl Huysmans）的小说《逆流》（现译《傲世者》，英译Against Nature或者Against The Grain）出版了，它“是颓废的极至，一本涵盖从烹饪到文学整个领域内的颓废品位及特异性的百科全书，于斯芒的小说是心理学——确切地说是精神病理学——以及美学上的颓废，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领域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16) 于斯芒尤其遵循他从波德莱尔那里继承的对艺术的礼赞和对自然的嫌恶，比如他迷恋假花，那是一种真正的对脱离常规的事物的推崇，甚至是一种偏执，他竟然想让自然界中的花朵去模仿假花。这当然是一种对罗素主义的反戈。“人类对自然的介入一直是在制造必要的偏执和腐朽，就如其他所有对人工事物的推崇一样，这是彻底的正统罗素主义……萨德侯爵的特性是通过罪行来暴殄天物，戴泽桑特（《逆流》男主人公）对自然的违背却是因为矫揉造作。”(17) 小说结局处，戴泽桑特放弃了自我为中心的矫饰行为，开始考虑以宗教为避难所。1893年于斯芒皈依了他的荷兰祖先所信奉的天主教，他甚至犹豫过是否投奔僧院，但一直没勇气那么做，只是有时为住宿便宜到巴黎和利居热的班尼狄克汀（Benedictine）修道院小住一下。(18) 戴泽桑特对王尔德塑造道林·格雷这个人物形象有很重要的影响。有观点认为王尔德的小说是对于斯芒小说失败的模仿。(19) 而S. 纳尔班蒂安（Suzanne Nalbantian）认为两部作品都是颓废小说的代表作品。(20) 在此我同意纳尔班蒂安的观点。《道林·格雷画像》的《序言》的译文刊登在1922年《创造季刊》第一号上，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译者郁达夫（1896—1945）的文学纲领。郁达夫当然赞成王尔德所说的“在美的事物中间寻出丑的意义来的人，是不能享乐而堕落的人，这是一种罪过”以及“批评家虽则不一致，艺术家却与自己能调和的。”(21) 就像对王尔德一样，对郁达夫来说，恶与善是同样重要的文学素材。郁达夫没有创作可与《道林·格雷画像》相媲美的小说，但可以说这篇译序却引发了一系列颓废但却有道德责任感的人物，也可以说这篇序言成就了郁达夫的多篇短篇小说。道林·格雷本质上是一种忏悔，郁达夫笔下的于质夫（暗指郁达夫）亦如此，他体现了一些文学颓废的基本特征：越轨的同性恋、病态迷恋变态事物，如恋物癖、被虐狂、手淫，自我惩罚以及自我净化是作者忏悔的目的。(22) 对道林·格雷就像于质夫一样“生活是首要的最伟大的艺术，其他一切艺术对生活而言只是准备”，郁达夫也像晚年于斯芒一样，曾表示崇拜“一位犹太人——耶酥”。(23)
比王尔德更能让郁达夫感兴趣的是厄纳斯特·道生（Ernest Dowson），他也是《黄面志》杂志的执笔之一。在一篇写到这个杂志和其他撰稿人的文章中，郁达夫这样写道：“Ernest Dowson的诗文，是我近年来在无聊的时候，在孤冷忧郁的时候的最好伴侣。我记得曾经在一篇小说里，把他的性格约略描写过的。大约是因为我的描写还没有力量，所以到了今日，仍不见有人称道他的清词丽句。但我对他的同情和景仰，反而因世人对他的冷淡，倒是日见增高了。”(24) 多愁善感的郁达夫在厄纳斯特·道生身上看到了双倍的自己。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命运和厄纳斯特·道生完全不同。但郁达夫用来自我表现的文学主人公于质夫和十六七岁的少女有交往，并且内心里一直渴望真挚的爱情，尽管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一次是他在东京酒楼里遇到的一个妓女，但他又无法将她提升到真挚爱情的高度；另一次是一位纯洁少女，可于质夫却不敢更多亲近她，在共度一夜少女离去之后，他只能以想象来满足自我性欲。(25) 郁达夫最喜欢道生的名诗Non Sum Qualis Bonae Sub Regno Cynarae（《现在我不如西奈拉治下的时候了》）：
昨夜我与她亲吻，我们的唇齿间
出现了你的影子，西奈拉！你的呼吸
萦绕着我的灵魂，无论我在亲吻还是喝酒：
我落寞万状，为旧情而病苦不堪，
是的，我落寞万状，垂头丧气：
我一直对你是忠诚的，西奈拉，以我这个样子。(26)
《黄面志》诗人中郁达夫非常欣赏的第二位诗人是约翰·戴维逊（John Davidson）。道生后来皈依了天主教，而戴维逊却选择了自杀。此处应当提及的是：王尔德在寿终正寝之时皈依了天主教，就连比亚兹莱也在弥留之际转而信奉了基督教。
三
对于大多数的中国批评家、翻译家和作家（大部分是剧作家），王尔德是颓废的典型。早在1909年周作人就用文言翻译了王尔德的《快乐王子》(27)。这篇童话和《域外小说集》里的其他翻译作品并没有成为1900年代或者1910年代中国人的读物，那时的文学土壤还没准备接受当代文学。变化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后或者稍早几年发生的。早在1917年，学生运动和新型中国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就列举了可以成为中国年轻文人楷模的西方作家：雨果（Victor Hugo），左拉（Emil Zola），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霍普曼（Gerhart Hauptman），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王尔德（Oscar Wilde）。(28) 由于某种原因，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没有名列其中。这位早期备受陈推崇的戏剧家在1930年代取代了王尔德，不过，在1920年代一开始王尔德就在中国很受欢迎了。
我的同事、北京大学工作的杜格尔（Bonnie S. McDougall）对王尔德在中国的接受问题早有研究，其研究远远早于中国学者，她的《热忱的重要：中国早期对王尔德的态度》(29) 发表二十多年后，中国学者的研究才出现：徐静安的《唯美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变异》(30)；刘钦伟为自己编纂的《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作品选》(31) 所作的《前言》；解志熙的《英国唯美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传播》(32)。1997年解志熙出版了专著《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33)；近来他还有一篇极有趣味的文章《青春，美，恶魔，艺术——唯美—颓废主义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戏剧》(34)；和这篇文章能成为姊妹篇的是黄佩玲的《王尔德最早在中国的被接受：关于〈莎乐美〉》(35)。在读过解志熙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学者的论文后，可以断言，王尔德戏剧中最为中国文人学者所接受的是《莎乐美》，这部作品也对中国现代戏剧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
看来文学上的颓废还是在其现代发源地——法国得到了最好的礼遇。那里的情况是有目共睹的，于斯芒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于斯芒看来，颓废风格就是在1871年与普鲁士人作战而败下阵来的许多人的怀旧追忆，它也暗示了即将到来的野蛮行径。当颓废沦为腐朽衰败之风的时候，可以说，象征主义成为一种似乎合理的解决办法。
在英格兰更显而易见的是对颓废的恐惧。1893年，作为英国第一位颓废主义的倡导者——阿瑟·西蒙斯在《文学中的颓废运动》一文(36) 中宣布了这个新现象的到来。《黄面志》自第一期出版后，西蒙斯与此杂志一直有出版纠纷。两年后，也就是在1896年，他同比亚兹莱（为《莎乐美》做插图画的著名画家）联手创办了另一份杂志《萨伏伊》（The Savoy）。1899年西蒙斯出版了他的名著《文学中的象征运动》(37)，书中颓废被演化为象征。当然，怎样命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真正的、有价值的文学艺术本身。毕竟，颓废一直是诗学中一个难题重重的概念。拉什在读过尼采的著作后认为：颓废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通用的文学概念，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对抗。(38)
在中国，情况比在英格兰还要糟糕。上文提及的李欧梵在斯洛伐克宣读的会议论文中认为颓废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意味着“‘孤立’自我，因为颓废是西方的术语”。中国学者把颓废这个词用在两个术语上：一个是“颓加荡”，意思是“颓败、放荡”，另一个是“颓废”“颓败和衰退”。第二种意思是一种道德和社会政治层面上的消极态度。(39)
颓废情绪在中国与在欧洲或者说在近东地区一样，太古时期就存在了。它是和朝代更迭、末代的奸臣、淫荡的嫔妃分不开的。有一本书完整地介绍了中国南朝和晚唐的颓废(40)。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中国已经具备滋生文学和艺术上颓废的土壤，并且某种程度上使之得以实践。
四
从1974年起，我的《冯乃超的〈红纱灯〉》可能是西方汉学中第一篇对中国象征主义诗人进行的研究。实际上，它可以被看成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中颓废研究的第一个贡献。1968年8月21日后，捷克斯洛维亚由苏联军队“临时”占领，正值“正常化”最严重的时候，我那时不能公开表述上述观点。但是这位当时年轻的诗人所描绘出的“哀愁的圣母”和她“哀愁的孩子”不是颓废又是什么呢？
一色的白雪映着灰黑的森林
美丽呵世间最美丽的——那无言的墓坟
你绝了气息的安眠之后七个天使
为你忭举阴霾的风琴赞颂你底永生
闭你底眼睛睡去吧，黑衣的孩子哟
静静地悄悄地死一样地
睡去吧我为你盖上雪白的死衣(41)
——《红纱灯·死底摇篮曲》
白色在中国是祭奠时用的。这首诗写于1926年。
甚至更早，另一位中国颓废诗人王独清（1898—1940）出版了他最早的作品。在1923年和1925年他游访了意大利，主要游览了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他的一些长诗显现了颓废的特征，特别是《圣母像前》(42) 和《威尼斯》(43) 两首，第一首是在观看了圭多·雷尼的名画《加布其诺受难》（现藏于博洛尼亚的国家美术馆）后所作。诗中，王独清描述了圣玛丽和孔子之母的受难、忧伤和悲痛。第二首诗中，王独清记述了他在威尼斯和一个年轻女孩的邂逅。王非常迷恋波德莱尔、魏尔伦、儒勒·拉福格（Jules Laforgue）和孟德斯鸠（Robert de Montesquiou Fezensac，1855—1921），最后这位诗人是法国文学中英国颓废主义的信奉者之一。
李欧梵不仅在斯洛伐克的研讨会上谈到了中国文学中的颓废，也在本文注释9提到的补充版本中再次谈及此点。李先生是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研究的经典著作”(44)《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的追随者。在文学上他更衷情于现代主义而不是颓废主义。因此，在他后来最知名的论及上海的文学、艺术生活的著作《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中，很大程度上，他忽略了这座号称东方巴黎的城市里中国式的、富有创造力的生活中颓废的方方面面。
在我看来，李欧梵在写作这本书时没有意识到，或者肯定没有考虑到1996年后由他的中国同胞学者所撰写的文章和书籍，如前文提及的刘钦文、徐静安，特别是解志熙等人的著作。唯美主义这个概念是中国批评家最先使用的，后来解志熙才斗胆（当然既有勇气又有畏惧）用了“唯美颓废主义”，上文所述显而易见：颓废这个概念是受大多中国人鄙视的。
解志熙的著作和文章对从事研究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中国文学和历史的学者（包括我本人）来讲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特别是他拂去了尘封在一些中国现代作家戏剧创作上的灰尘：白薇（1894—1987）的《访雯》，徐葆炎（生卒年未知）的《妲己》，苏雪林（1899—1999）的《鸠那罗的眼睛》，向培良（1910—1965）的《暗嫩》，王独清（1898—1948）的《杨贵妃之死》、《貂蝉》，还有一些知名却没有得到重视的戏剧开始在上世纪最后几年中得到人们的重视，其中有田汉（1898—1968）的戏剧，郭沫若（1892—1979）的《卓文君》、《王昭君》和《聂嫈》，欧阳予倩的《潘金莲》，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卞昆岗》，余上沅的《塑像》，可能还有其他作品。我从没有见到论述杨骚的《心曲》、胡也频的《狂人》和袁牧之（1909—1978）的《爱的面目》的文章。最终我们看到这些剧中人物既是孔子又是尼禄。可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还是有些颓废作品未被发现，比如我所知道的陈楚怀的《骷髅的迷恋者》。
这里提到的所有作品都是中西文学内部进程的一部分，都和王尔德的《莎乐美》、圣经作品《雅歌》或者和邓南遮的戏剧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45) 在中国颓废戏剧中，据我的发现，只有白薇的剧作《林丽》可以看出受到梅特林克《阿格拉凡和赛莉塞特》的很大影响，但这一点还要经过具体的分析来证明。白薇很喜欢梅特林克的作品，至少她提及过他的作品《青鸟》。(46)
五
解志熙发现或者说发掘出了美学层面上的颓废主义（至少在中国），也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其他领域，比如诗歌、小说、和文学批评中的颓废主义。在最后一个方面即文学批评领域，他至少部分地拥有一些前文提及的“同志”。(47) 就颓废主义美学批评来讲，解志熙非常推崇周作人，早在1920年12月周作人就开始宣传《圣经》，他把《圣经》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生成可选的范本之一，(48) 甚至在1918年7月前周作人就提到过日本的享乐主义，(49) 解志熙认为这是文学唯美—颓废主义的代名词。后来谢六逸（1898—1945）继续将日本的颓废主义引进了中国。(50)
英国颓废主义是由滕固（1901—1941）通过一本小册子《唯美派的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51)。这是一本相对来说很让人难以理解的书，名字很有欺骗性，书中只有末尾三章是以“世纪末的享乐主义者”为总标题，主要分析了佩特（Walter Pater）、王尔德、比亚兹莱和西蒙斯（Arthur Symons）的作品和文学理念。继这本小册子四年之后，1930年萧石君的《世纪末英国新文艺运动》也得以出版，对此我没有研究(52)。另一位和周作人一样沉迷在那个时代文学潮流中的文学研究会鼎重成员是沈雁冰（茅盾），而颓废主义就是当时文学潮流中的一支，茅盾惯常称之为“新浪漫主义”。不久，确切地说是在1923年，茅盾就摒弃了先前对颓废主义的热情而转向新写实主义思潮了。(53) 同样的事发生在同一阵营中的另外两个人身上：他的弟弟沈泽民和沈氏兄弟共同的朋友张闻天。他们都曾将王尔德介绍给同时代的中国读者。(54) 张闻天和茅盾都曾有段时期欣赏过邓南遮。(55) 而周作人对自己的文学信仰更忠实、更坚定不移。1924年，他没有像茅盾一样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寄希望于共产党和解放工人阶级。在1926—1927年革命即将到来的前夜，周作人觉得自己生活的国家即将发起内战，就会有危险和死亡，因此颓废世界观正可以让他更好地接近社会和艺术真理。英国颓废主义权威代表沃尔特·佩特及其名著《文艺复兴史》好像就是为他准备的。(56)
李欧梵在第二届Smolenice Castle国际汉学会议上的发言中向大家展示了邵洵美的一些颓废诗歌的原稿，在1993年，邵洵美还是“不太知名”的作家，不过现在应该今非昔比了。邵洵美创办过文学杂志《金屋》，《狮吼》还有和《金屋》同名的出版社，他曾在剑桥大学读过文学，后来还在法国学过艺术。早先他很喜欢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后来衷情于波德莱尔。他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至少部分地模仿了《恶之花》，诗集中有一首英文题目的诗献给他最崇拜的偶像：《致史文朋》（To Swinburne）
你是莎茀的哥哥我是她的弟弟，
……
你喜欢她我也喜欢她又喜欢你；
我们又都喜欢爱喜欢爱的神秘；
我们喜欢血和肉的纯洁的结合；
我们喜欢毒的仙浆和及苦的甜味。(57)
1993年李欧梵对邵洵美的诗《蛇》的最后一节的翻译，比我看到的著名翻译家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和陈世骧1938年的翻译更有诗意：
Ah. I wish you can let the other part of you
Entwine my boay that cannot hold tight，
And when the sound of bells sneak into a cloud's net，
Warmth will crawl all over the thin satin blanket
in this cold place(李欧梵译)(58)
I only hope you'll use your other half
To fasten on this flaccid body of mine，
When the bell- sound steals beneath the gauze in the
Monastic cell
And the broidered coverlet is warm in the deserted
palace(Acton与陈合译)(59)
和邵洵美、滕固一起形成三人行的另一位作家和翻译家是章克标（1900—2007），他是短篇小说家和翻译家，翻译过两部谷崎润一郎（1886—1965）的小说，章克标应该是中国文坛最知名的介绍日本颓废主义的倡导者了。(60)
谈到邵洵美创办的杂志和出版社，还应提到另外两个小的文学社团：环社和绿社，以及创办于1927年的《真美善》杂志。在这份杂志里，“美”的地位要比“真”与“善”高得多。曾朴（1872—1935）与曾虚白（1895—1994）父子俩是这个杂志的创办者，他们家境殷实，也是邵洵美的好友，对法国颓废主义了解颇多，并在《真美善》杂志加以倡导。环社创立于1926年，可以被看成是创造社的支脉，政治目的方面带有浓重的无政府主义色彩，艺术和文学方面推崇颓废主义。这个社团中最重要的作家叶灵凤（1905—1963）也是位画家，他的画作效仿比亚兹莱。(61) 绿社是1933年创办的，除邵洵美加盟其中，主要成员还有朱维基（1904—971）和蔡芳信。除了创造性的作品外，他们还译介出版了王尔德、史文朋、戴维逊、道生和波德莱尔的作品的译本。(62) 他们追随着青年周作人和郁达夫留下的足迹。
六
如果说中国颓废主义戏剧的楷模是王尔德的《莎乐美》和犹太人的《雅歌》，那么中国现代诗人的楷模就是颓废派诗人的作品了，其中一些作品的翻译及影响前文也有所提及。除了上述作家，其他的法国诗人当数保罗·魏尔伦，儒勒·拉弗格，让·莫雷亚斯，阿尔伯特·萨曼和史蒂凡·马拉美。
在中国，波德莱尔的第一位忠实读者、翻译者和评论家就是周作人。周作人第一次接触到波德莱尔的诗集是在1917年，在为1919年发表的诗歌《小河》所写的序言里，周提到《小河》至少在形式上和波德莱尔的散文诗颇为相似。(63) 在1921年和1922年的两年间，他翻译了八首波德莱尔的散文诗。1921年，在《三个文学家的纪念》一文中，周作人把波德莱尔的作品和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一起进行了分析。(64) 在这篇文章里他极力赞赏波德莱尔颓废的恶魔主义。虽然他的头脑里或许也有其兄长鲁迅所理解的撒旦精神，但他是以不同的方式去体会的。1920年代初期对波德莱尔诗歌的翻译都选自《巴黎的忧郁》，1920年代的翻译者都忽视了《恶之花》中的那些诗歌和最早由徐志摩翻译的《死尸》。(65) 徐志摩感兴趣的是死亡这个文学主题，在翻译了波德莱尔的诗歌不久，他翻译了邓南遮的《死城》。(66)
另一位用中文翻译介绍波德莱尔作品的人是田汉。1921年田汉发表了《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与周作人不同，这是一篇冒犯神明之作，他把波德莱尔看作是为了艺术和自由“可斩佛、耶”(67) 的巨人。后来还有位文人，也是法语和德语诗歌的翻译家梁宗岱认为，波德莱尔是但丁和歌德的文学后继者。他在《象征主义》一文里，指出了但丁《神曲》第33篇《地狱曲》和歌德《浮士德》第二部中《神秘的和歌》与波德莱尔的《感应》及《祈福》的相同之处。另外，他还指出，《祈福》中上帝的恩惠和诗人的关系，暗示了伟大诗人要为人类遭受巨大苦难，(68) 虽则这对于全面理解波德莱尔的诗歌来讲能否被接受还是个问题，但至少可以说，波德莱尔在中国颓废主义的历史过程中没有像王尔德那样被充分地理解。
注释：
①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出版社1977年版，第3、31～49页。
② 同上，第31～49页。
③ 慕尼黑，Verlag C. H. Beck出版社1986年版。
④ 弗立兹·肖克，同前，第3～4页。
⑤ E. Kune～Ibsch：《尼采在现代文学学科发展中的地位》，Tubingen Niemayer出版社，1972年，第194～207页。也可参见R.保尔著《尼采的颓废，重要的尝试》，《文学批评：Festschrift为纪念Rene Wellek而作》，伯尔尼，Peter Lang出版社1983年版，第38～64页。
⑥ 第二版，牛津—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1991年重印。
⑦ 同上，第44页。
⑧ 参见高利克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伦敦—布拉迪斯拉发，柯林出版社1980年版，第240～241。也可参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史研究之三·青年鲁迅（1902—1909）》一文，《亚非研究》1985年，总第21期，第53～59页。
⑨ 参见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今天》，1993年第4期，第26～51页，以及《颓废：中国现代文学视角相关的尝试性研究》，选自高利克编《中国文学与欧洲语境》，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社科院亚非研究所，1994年，第19～26页。
⑩ 马耀民：《波德莱尔在中国（1919—1937）》，博士论文，台北国立台湾大学1997年版，第40～44、47、272、64～80页。
(11) 同上，第64～80页。
(12) 马里奥·普拉茨，同前，第399页。
(13) 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多伦多，1958年。
(14) 参见J. F. Johnston, Jr.：《重访颓废》，《现代：季刊》第33期，1990春季刊，第23～24页，第15卷。
(15) 荣格·鲍尔：Nero de inferno levatus, Euphorion, 66, 3, 1971年，第155～257页，以及W. 拉什的《1900年来文学上的颓废》，慕尼黑，Verlag C. H. Beck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180页。
(16)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面孔：前卫派，颓废派，低俗》，Bloomington & London，印第安纳大学 出版社1977年版，第172页。这本书提供了很好的论及颓废派的书目，第321～324页。
(17) A.E.卡特，同前，第20页。
(18) B. Beaumont：《颓废之路：从妓院到修道院》，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5～236页。
(19) P.Bergonzi：《世纪末面面观》选自A.Pollard主编的《文学新史学》，第六卷《维多利亚年代》，纽约，Bedrick出版社1987年版，第469页。
(20) S·纳尔班蒂安：《十九世纪小说中颓废的种子—价值观批评》，纽约，圣马丁1983年版，第6页。
(21) 奥斯卡·王尔德：《序言》，《道林·格雷画像》企鹅丛书，1949年，第九次印刷，1963年，第5～6页。（译者注：此处用的是郁达夫的翻译，参见《杜莲格莱的序文》，《郁达夫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第1页。）
(22) 高利克：《发生史》，第109～110页。
(23) 奥斯卡·王尔德：《序言》，《道林·格雷画像》，第144页。
(24) 见《郁达夫全集》第5卷，上海，1928年，第93页，以及高利克著《发生史》第110～111页。
(25) 高利克著：《发生史》第111页。
(26) 摘引自B.Bergonzi，同前，第472页，最早刊登在《Rhymers俱乐部第二辑》中，伦敦，Mathews & Lane出版社1894年版，第60页。
(27) 王尔德的童话故事《快乐王子》被收入了《域外小说集》。
(28) 陈独秀：《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革命》，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76页。
(29) 《澳大利亚东方社会》，第9卷第1、2期，1972～1973年，第84～98页。
(30) 《中西文化与文论》（成都），第2期，1996年，第166～180页。
(31) 上下册，广东，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
(32) 《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第121～131页。
(33)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34)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第37～63页，2000年第1期，第28～52页。
(35) 《比较文学与文化》（香港），1998年第3期，52～73页，参见夏骏的《论王尔德对于中国话剧发展的影响》，《戏剧艺术》，1998年第1期，第6～25页。
(36) 《哈帕新月刊》第87期，1893年，第858～867页。
(37) 此书在1919年修订过，并由纽约Dutton出版社于1958年再版，编者为R.埃尔曼。
(38) W. 拉什：《结束与新生》，选自R.鲍尔编选的《世纪末文学艺术》，第44页。
(39) 见高利克编撰的《中国文学和欧洲语境》，第19页。
(40) 吴伏生：《颓废政治：南朝晚唐时期中国诗歌》，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1) 《亚非研究》，第10卷，1974年，第85页。
(42) 高利克《王独清〈圣母像前〉和圭多·雷尼〈加布其诺受难〉中的冥想》，见AM. Carletti et alii(eds) Studi in onore di Lionello Lanciotti, Vol 2,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第647～669页。
(43) 高利克：《王独清的十首威尼斯诗：中国进入文学颓废之门》，Asiatica Venetiana，1996年第1期，第43～62页。
(44) 见注释(39)。
(45) 解志熙《青春，美，恶魔，艺术——唯美—颓废主义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戏剧》，高利克《中国现代颓废戏剧中的越轨的爱和暴力》，《亚非研究》，第11卷，2000年，第2期，第185～204页，以及此卷册中高利克的其他文章。
(46) 白薇：《我投到文学圈里的初衷》，郑振铎和傅东华：《我与文学》，上海书店1934年版，第21～23页。
(47) 在解志熙提出此说法的近十年前，Heiner Fruehauf撰写文章（1910～1933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市异域》，部分上论及文学颓废与其异域性趋势的关系，此文章为1990年芝加哥大学未出版的博士论文。
(48) 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小说月报》1921年1月，12卷1号，《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19—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6～385页。
(49)(50) 解志熙：《美的偏至》，第47、48页。
(51) 上海光华书局。
(52) 解志熙：《美的偏至》，第60～61页。
(53) 高利克著：《发生史》第195～198页。然而，早在1920年，茅盾就在《意大利现代第一文家：邓南遮》一文中传播了美学即文学颓废，此文载于《东方杂志》，17，19 1920年10月10日，第62～80页，后载《近代戏剧家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中重印，第37～54页。据我所知，这篇文章是第一篇作为代替文学现实主义而倡导文学颓废（或者说邓南遮的颓废主义）的中文文章。更多可参见高利克：《中国第一篇论述加里布·邓南遮的文章：对中国文学颓废的探求》，此文即将在纪念史华罗先生（Paolo Santangelo）的文集中发表。
(54) 张闻天（和汪馥泉）：《王尔德介绍》，连载于1922年4月3～18日，《民国日报·觉悟》文学副刊。近来在程中原编：《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中重印，第280～326页，以及沈泽民：《王尔德评传》，《小说月报》第12卷第5号，第1～12页。
(55) 参见张闻天译：《琪珴康陶》，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版，以及茅盾：《伟大的意大利现代作家加里布·邓南遮》。
(56) 解志熙：《美的偏至》，第47页。
(57) 上海，《金屋》，1928年，第23页。
(58) 《中国文学和欧洲语境》，第26页。
(59) 《天下月刊》，1935年第1卷第1期，第70页。
(60) 解志熙，第232页。
(61) 同上，第240～241页。
(62) 同上，第248页。
(63) 马耀民，同前，第41页。
(64) 《晨报副刊》，1921年11月4日，第1～2页。
(65) 马耀民，第48页，见《语丝》1924年3月，第5～7页。
(66) 《晨报副刊》1925年，第122、123期。
(67) 马耀民，同前，第22页。
(68) 同上，第194～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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