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宁，文学博士，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致远人文学科讲席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全球化问题、后殖民理论与文学以及当代西方文学理论。
内容提要：在当今学术界热谈世界文学的情境下，重新探讨后殖民文学的当代意义无疑是一个前沿理论课题。在这方面，西方学者已经做了一些奠基性的研究，但国内学界却在大谈后殖民理论的同时，很少通过细读文学文本来研究后殖民写作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本文作者认为，后殖民文学既包括当今已经获得独立的“后殖民地”国家/民族的文学，同时更应该追溯到历史上那些专门描写殖民地题材的作家及其作品，正是他们的奠基性作品预示了后来的理论家对诸如“东方主义”、流散写作、民族和文化身份这些理论概念的建构。同时，也正是这些早期的殖民/后殖民文学的重要作品为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经典的消解和世界文学经典的重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后殖民/经典/世界文学/东方主义
随着关于后殖民理论的讨论在中国的日益深入，对后殖民文学的研究也开始引起学者们的进一步关注。实际上，讨论后殖民理论而不读后殖民文学的文本显然是无的放矢。因为毕竟早在后殖民理论形成多年前，这些有着殖民/后殖民/反殖民倾向的文学文本就已经存在了，它们曾一度被搁置在边缘之处，而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从边缘步入中心并取代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主导地位时，这些几乎被历史尘封了的文本的价值才逐渐浮出历史的地表。对于后殖民主义所关注的理论问题，国内虽已有人做过评述，但是对后殖民文学，或曰后殖民地文学，这一独特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却很少有人专门进行论述。其实这是一个范围更广的研究课题，需要专门进行研究和讨论，并且需要通过大量的文本分析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将继续作者长期以来对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研究，将讨论的触角涉及用英语撰写的前殖民地，或现称“后殖民地”的文学。通过对这些文学的一些共同特征的归纳来证明，后殖民理论的形成是基于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写作的。正是那些浩如烟海的以殖民地问题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为后殖民理论家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鲜活的文本资源。
什么是后殖民地文学？
在讨论后殖民地文学之前，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后殖民。对于这个问题，学界一直有着很大争议。为了讨论的方便，暂且引用当代后殖民研究的主要学者罗伯特·扬最近作出的精辟概括。他认为，
后殖民在其简单的层面上就是人类经历的产物，但是像这样的人类经历并没有在任何制度的层面得到特别的记录和再现。尤其是，它是不同的文化和民族起源之结果，也即你的肤色或所出生的环境足以用来界定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这种独特和快乐的、或受压迫和受剥削的生活的方式。后殖民主义所关注的主要是一直在很大程度上不甚明显的地区性紧张，但是这也涉及历史、族裔、复杂的文化身份等问题，以及再现的问题，难民和移民问题，贫富问题等，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涉及能源、活力和创造性文化动力，所有这些问题都以十分积极的方式涌现出来需要我们去应对。后殖民主义为那些无家可归、无所归属的人们提供了一种语言，而那些人的知识和历史长期以来都未能得到记录。正是对上述这些受压迫的人、来自底层的阶级、任何社会上的少数人以及生活或来自其他地方的人们的切身利益的关注构成了后殖民政治的基础，并且成为使它得以产生持续不断的力量之核心。（Young 13－14）
从他的最新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所有来自受到殖民和压迫的民族的人们所切身的利益和经历以及身份和文化等都在后殖民研究者的关注之中，而后殖民文学恰恰就以文化再现和审美的方式记录了上述这些经历和关切。因此，我们通常所谈论的后殖民主义除了赛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这些理论家的著述外，还包括另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后殖民地文学。这个概念指的就是原先的欧洲（主要是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的殖民地诸国的文学和写作，用以区别其与“主流文学”的不同。但是无论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或文化和文学现象，后殖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英语世界的产物，尽管它的影响范围早已超越了英语世界，甚至波及到了东方的非英语国家。当然，上述二者有着难以截然分割的关系，因此谈论后者必然首先对前者有所了解。
与后殖民理论相比，后殖民地文学的范围更广，它不仅包括对二次大战以后独立的一些“后殖民”国家的英语文学的研究，同时也包括学者们从后殖民理论的视角（主要是诸如“中心”、“边缘”、“帝国”、“霸权”、“压抑”、“解构”这样一些概念）出发对二次大战前写作的一些关于殖民地题材的作品进行的分析研究。对于后者，后殖民理论的作用甚至更为明显。许多早在大英帝国处于全盛时期写作的文学作品，如被称为“英国小说之父”的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摩尔·弗兰德斯》、《罗克萨娜》等小说就描写了殖民主义向海外的扩张以及对殖民地人民的压榨和掠夺。单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作品实际上预示了许多突显在当代批评论争中的殖民主义/反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话题。作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之父，笛福同时也是新兴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吹鼓手，他所鼓吹的是个人的奋斗和出人头地。当然，在个人奋斗的道路上，他们需要自食其力和辛勤劳动才能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例如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殖民者/被殖民者双重性质和身份的人物。鲁滨孙在获得成功之前曾因一次意外的事故而被流落到荒岛上，使他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毫无疑问，从一个劳动者成为一个资产者是鲁滨孙梦寐以求的愿望，但是像他这样的普通人一旦成为资产者，就不免露出剥削者的狰狞面目，因此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鲁滨孙便由早先的“劳动者”摇身一变成了星期五的主子和剥削者，也从先前的“被殖民”对象变成了殖民和剥削他人的“殖民者”。笛福作为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家，自然具备了起码的作家的良知，因此他不得不按照社会现实的本来面目来对这个人物进行客观的描写，即使在他为殖民主义的海外扩张和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歌功颂德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殖民主义剥削和掠夺的揭露和鞭挞。因此像《鲁滨孙漂流记》这类早期作品隐匿了某种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萌芽，预示了后来的一些后殖民作品对殖民主义的歌颂、揭露和批判。今天，当我们把这部被认为是“过时”了的经典作品放在一个后殖民语境下重新审视时，就可以发现它对未来的某种预示性。应该说这正是这些写于殖民时期的文学的后殖民意义和批评价值所在，讨论当代后殖民文学决不能忽视它的历史源流。
对于文学史家而言，“后殖民地文学”又被称作“英联邦文学”（Commonwealth Literature）或“第三世界文学”（Third world Literature），它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和政治性。因此，后殖民地文学实际上涵盖了除去几个发达国家之外的所有第三世界的英语文学，“非洲国家的文学，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加拿大、加勒比国家、印度、马来西亚、马耳他、新西兰、巴基斯坦、新加坡、南太平洋岛屿各国以及斯里兰卡的文学，都属于后殖民地文学。美国文学也应当列入这一范畴”（Ashcroft, et al 2）。但由于美国目前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公认的广泛影响，美国文学的后殖民性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再加之美国目前在东西方学术界所处的实际上的中心地位，美国文学及其理论的后殖民性就更加被其外表的光环所掩盖了。从时间上讲，后殖民地文学指原先的殖民地独立后仍带有“被殖民”特征的文学，从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看，这些仍沿用帝国主义宗主国的语言（英语）写作的文学却带有鲜明的“反殖民”或“非殖民化”的尝试。他们的一个颠覆性策略就是从语言入手，以带有当地土著发音和语法规则的“英语”（english）来消解高雅纯正的标准英语（English）。在这些后殖民作家以及更多的人的共同努力下，昔日的“国王的英语”（King's English）或“女王的英语”（Queen's English）演变成了今天的“全球英语”（global English or global Englishes）①。从地理上来看，这些后殖民地国家远离帝国的中心，有着明显的“边缘”特征，它们对自己本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弘扬实际上有着某种“非殖民化”或“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倾向。而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对非殖民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前沿理论课题。就语言和意识形态意义而言，后殖民地的文学话语既无法摆脱殖民主义的影响，同时又试图通过强调混杂和歧异之策略来颠覆占统治地位的帝国话语，为一种新的“（后）殖民话语”（[post]colonial discourse）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上面所说的只是广义的后殖民地文学，与我们今天所进行的关于后殖民主义问题的理论争鸣并无十分密切的关系。② 但是研究当代后殖民地文学必须从考察这些早先的殖民地文学文本开始。
狭义的后殖民地文学应当包括原先的殖民地的一些作品以及独立后仍具有新殖民或反殖民倾向的作品，它们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就是所谓的“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这样看来，后殖民地文学并非一个流派，也不是一场类似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运动，而是长期以来被压抑的一种边缘写作/话语，它始终被排斥在经典文学作品之外，有些甚至出自名作家手笔的以殖民地问题为题材的作品也颇受经典文学批评家的非议，因而也被从“中心”放逐到了“边缘”地带。在今天的英语文学界，有三位著名作家的作品就经历了这种坎坷的经历：他们时而由于其对殖民主义的美化和对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实践的歌功颂德而受到反殖民主义批评的批判，时而被今天的后殖民理论家从这些作品中窥见了对殖民主义必将崩溃之厄运的某种预示，从而使得它们的反殖民性和后殖民性特征得到彰显。这些作家的作品往往被认为同时具有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特征。这些作品对于我们今天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争鸣和研究仍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密切的关系。
殖民地文本的后殖民性
曾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就是这样一个一生备受争议的作家。吉卜林的作品素以描写殖民地的异国风光而见长，在英语世界曾一度颇为风行，人们认为他天生就有着讲故事的非凡才能，再加之他那雄浑有力的叙事风格，更是使他的作品在广大读者中颇有市场。但另一方面，吉卜林长期以来却一直被认为是一位为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实践和帝国主义侵略歌功颂德的“帝国主义作家”和“殖民主义的吹鼓手”，甚至连赛义德这位以殖民地文学作为主要分析对象的后殖民批评家也认为，吉卜林和另一位作家康拉德“是一个谜”，他们的作品由于其所蕴含的多重政治和文化代码而难以理解，因此建议将他们，尤其是吉卜林，搁置一旁谨慎对待或干脆不予讨论。即使吉卜林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在风光了一阵之后很快就被文学史家和理论批评家“边缘化”了。在上世纪60、70年代，人们仅仅将他当作一位写作儿童故事的天才，而全然忽视了他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殖民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意义。但毕竟人们在吉卜林的作品中很容易发现我们今天可称之为“后殖民”或新殖民主义的倾向，这就表明了他的作品注定要被未来的后殖民研究者重新“发现”，其深刻含义和批评价值也将得到进一步认识。尽管赛义德建议“谨慎对待”这位备受争议的殖民主义作家，但是具有反讽意味是，吉卜林恰恰是为他的东方主义建构和批判提供了最多的文学资源的作家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吉卜林及其作品得以再度得到人们重视的原因所在。我们今天从后殖民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他的作品，便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个矛盾：在吉卜林的笔下，与当地的土著居民相比，白人总是有着天然的优越性，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殖民地的开拓者，他们有着文明社会所具有的种种优点，而相比之下，土著居民则既懒惰又无知，沾染了人类的种种恶习，与处于文明的中心的西方人适成鲜明的对比。这无疑是后来的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建构出来的“东方主义”的重要文学资源。殖民地国家在吉卜林的笔下也被描绘成具有复杂的二重性：既远离文明的中心而显得神秘和令人神往，同时也远离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而显得愚昧和令人不齿。这种类似的描写和特征也时常出现在擅长描写航海小说的波兰裔英国小说家康拉德的作品中。因而这两位擅长于描写殖民地题材的作家备受当代后殖民理论家和研究者的青睐就不难理解了。
英国波兰裔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作为当代后殖民批评家和研究者视野中的一个热门作家，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于他的作品所具有的殖民主义/反殖民主义二重性。康拉德素以写作海洋小说著称，其雄浑、刚健、有力的叙事风格为他和美国著名小说家海明威共同挣得英语世界“最优秀的散文家”之美誉。康拉德虽然没有像吉卜林那样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在文学批评界和后殖民文学研究界的名声却丝毫不亚于吉卜林，而在受到后殖民理论大家青睐方面则更胜前者一筹。康拉德出生于一个诗人家庭，17岁便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开始在船上当水手，后来升为大副、船长，一生在海上漂泊生活达二十余年，其间到过许多殖民地国家。1886年，这位来自“小民族”的文学爱好者和作家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加入英国国籍，并于1889年开始全身心地用英语从事文学创作。康拉德小说的题材很广泛，根据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航海小说、社会政治小说和丛林小说，主要的代表作包括《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1897）、《台风》（1902）、《黑暗的中心》（1899）、《吉姆爷》（1900）、《诺斯特罗莫》（1904）、《特务》（1907）、《在西方的眼睛下》（1911）、《神秘的参与者》（1912）等。在这些小说中，他着力描写了帝国主义向海外的侵略、扩张和掠夺，流露出对殖民地人民同情的同时也表现了对殖民主义的憎恶。但由于他思想深处的白人优越论总是在作祟，因此即使在他真心地表达对殖民地人民的同情时也难免掩饰其东方主义的思维定势。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对康拉德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他对海洋题材的描写以及他的叙事文体风格，而根本忽视了他的作品的“后/反殖民性”，而实际上，这也是康拉德与其他殖民地作家一样所具有的二重性，这也正是他的作品备受当代后殖民理论家青睐的原因所在。就在赛义德提请人们谨慎对待吉卜林的作品的同时，却对康拉德的作品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惜花费了很多篇幅予以分析。显然，对于康拉德的意识形态二重性，赛义德也给予了中肯的批评，他曾不无正确地指出，“康拉德既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其原因就在于，包括康拉德在内的这批殖民地作家在描写殖民地题材时的矛盾心理：既向往殖民地的（有着原始意味的）自然风光，又不愿离开（带有现代化特征的）帝国的中心；既同情殖民地人民的不幸遭遇，同时又摆出一副来自宗主国的主子的派头居高临下地俯视前者。因此殖民地及其居民在他们的笔下便被大大地“妖魔化”和“边缘化”了。二次大战以后，在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殖民地宗主国土崩瓦解的大气候下，这些作家便被理所当然地当成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歌功颂德的文人而颇受非议和批评；而在当今的后殖民主义讨论居于理论争鸣的前沿时，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批评和研究价值又被重新发现，他/它们也随之被当做后殖民文学的早期经典而备受后殖民批评家的青睐。例如赛义德和詹姆逊就在自己的理论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分析过他们的作品，并得出了一些富有理论洞见的新观点，这对于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重新考察文学史上的一些老问题颇有启迪意义。
E. M. 福斯特也是当今后殖民理论批评家谈论较多的一个作家，其原因在于他曾两次去过英国殖民地印度，并写过关于殖民地题材的作品，尤其是那部备受批评界争议的《印度之行》（1924年）。在这部小说中，他通过阿苔拉小姐的种种经历表达了自己对殖民主义统治的反感和对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的同情。但即使如此，作者也不时地流露出自己来自殖民地宗主国的某种优越感。他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对殖民主义实践的反感甚至愤怒，不时地表达自己的反殖民主义倾向和立场，但另一方面他又无可奈何地承认，要想在殖民地人民和宗主国之间建立任何亲密和谐的关系都是不可能的。殖民主义者与殖民地人民的对立是绝对的，偶尔出现的和睦相处则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在这方面，他的反殖民主义倾向实际上胜过殖民主义倾向。此外，他也和其他所有带有东方主义意识的作家一样，情不自禁地在书中流露出自己对殖民地的矛盾情感：印度的风光虽然美丽和充满生机，但却显得单调乏味、混乱无序和神秘莫测，而相比之下，有着悠久的高雅文化传统的欧洲的风景则和谐有序，充满了文明和理性；印度人由于缺乏文化教育而显示出迷信、懒散、愚昧、自卑等特征，而欧洲人则居高临下地俯视这些殖民地的臣民，因此由他们来统治这片土地和人民也许会带来文明和进步的福祉。由此可见，即使在他无情地揭露殖民主义的劣迹时也言不由衷地表露出自己的优越感。在他的笔下，殖民地人民居住的地方也和殖民者居住的地方有着天壤之别：前者肮脏龌龊，后者明净清洁。他们使用的语言也有着极大的差别：前者粗俗和不合规范，后者则高雅和纯正。总之，殖民主义者和殖民地人民分别了代表了文明和愚昧这两种势力，显示出天然的不和谐。而作者的立场又是如何呢？应该承认，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和同情心的作家，福斯特对殖民者的所作所为是极为反感的，他必须忠实地描写他所看到的社会现实。但作为一位来自殖民地宗主国的英国人，他又难以摆脱固定的东方主义的思维定势，因而他笔下的景致和人物描写总有几分令人不快。这也许正是包括福斯特在内的所有以殖民地为题材的作家都无法摆脱的局限吧。今天我们在后殖民语境下重读他的作品，便可轻易地看出其反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二重性。而实际上，正是这种张力才使得福斯特的作品具有后殖民批评的价值。
建构一种（后）殖民文学的经典
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对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还和这样几个论题密切相关：民族和文化身份认同、流散写作及批评、英语的裂变以及全球英语的形成、文学经典的解构和重新建构等。③ 这些论题应该放在更为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来研究，本文试图指出，后殖民文学的形成，对既定的以白人文学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经典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它同时具有“去经典化”和“重构经典”的双重作用。后殖民经典文学的出现对于我们重新建构新的世界文学无疑有着重要的参照作用，如果我们仅看到它的“去经典”意义而忽视其对“重建经典”的干预性作用，就有可能对后殖民文学的积极意义视而不见。
毫无疑问，由于后殖民主义本身的复杂性和模棱两可性，它引来种种争论和非议就绝非偶然。按照后殖民主义的观点，西方的思想和文化模式及其文学的价值与传统，甚至包括各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都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因而西方的思想文化总是被认为居于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由此类推，表现了西方世界的民族精神的高雅文化之结晶的西方文学就理所当然地代表了经典文学，在英语世界，除去英国文学外（近几十年来也包括美国文学），其他国家的英语文学都被称为具有“他性”特征的文学，因此又叫做“english literature”（英语文学）。这种文学远非高雅，而是带有种种后殖民因素。在语言表达上，充满了不规范的语法和令人费解的当地土语和生造的词汇，等等，它们的出现强有力地解构了英语的纯正和霸权地位。④ 使得昔日的“国王的英语”（King's English）或“女王的英王”（Queen's English）逐步演变为一种复数的“全球英语”（global Englishes）⑤。可以说，对纯正的“英语”之权威的解构并使其成为国际学术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后殖民写作所起到的开拓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由于英语本身的霸权地位，再加之美国的超级大国身份和英国的殖民文化遗产，英美文学一直居于西方文学的主流。任何一个作家及其作品要想成为世界文学，首先必须有英文译本或在英美主流出版社出版，⑥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而言，要想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也必须用英文写作或被译成英文，德里达、赛义德、斯皮瓦克等解构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家成功的经验就足以证明英语在促使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就德里达本人的情况而言，正是由于斯皮瓦克、芭芭拉·约翰逊等人的翻译，同时再加之乔纳森·卡勒的批评性阐释以及希利斯·米勒等人的创造性应用，德里达成了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之一，他的解构主义也被认为是一种十分有力和有效的阅读、批评和翻译理论和方法。而与之相比，与德里达在法国几乎齐名的另一些思想家则由于翻译的姗姗来迟和阐释者的乏力而忍受着寂寞。与之有着鲜明对照的现实是，长期以来，同样用英语写作的非西方第三世界或东方文学则由于英语的不纯正和混杂而被排挤到了边缘地带，或仅仅能不时地扮演一种远离西方中心的“他者”形象，成为围绕帝国中心运作的点缀物。后殖民地文学的不少作品都反映了这种现象。早期后殖民地文学的发展大多受制于本国或本民族的政治历史的变迁和社会文化的动荡。随着这些作家的非殖民化意识的日益觉醒，他们越来越认识到，后殖民地文学已经逐步在下面四个方面形成了大致相近的模式：1.“民族的”和地域的模式，旨在强调特定的民族或地区的文化之特征，以弘扬一种本土精神；2.基于种族概念之上的模式，旨在认同某些共有的跨民族文学的特征，例如黑人文学中常触及的非洲移民社群文学的共同的种族遗产；3.对各种复合体进行比较对照的模式，其目的在于描述跨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后殖民地文学的特定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特征；4.由此而发展出来的更为全面的比较模式，其意在为所有的后殖民地文学的混杂性和融合状态（指原先具有特色的语言范畴通过拓展和文化构型等方式融合成一种新的形式）的合法性进行辩护（Ashcroft, et al 15－37）。对于后殖民地文学文本的考察研究，不仅涉及上述几个方面，同时还探讨语言的替代（replace）、文本的替代和理论的替代等现象，以及居于本土理论与后殖民式阅读之间的理论和后殖民地写作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双向关系，等等。这些领域都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阐释空间。
应该承认，随着关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讨论日益深入，后殖民文学也越来越受到文学界和学术界的重视，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就有奈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德雷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奈保尔（V. S. Naipaul）和库切（J. M. Coetzee）等后殖民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戈迪默的获奖是因为她“以强烈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周围复杂的人际与社会关系，其史诗般壮丽的作品，对人类大有裨益”；沃尔科特的文学成就则体现于“他的作品具有巨大的启发性和广阔的历史视野，是其献身多种文化的结果”；奈保尔的“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而库切的作品则“精准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探索了人性的奥秘。这些来自后殖民地的作家在始自上世纪初的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中丝毫不显出任何逊色，他们卓越的文学成就逐步形成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白人经典的殖民/后殖民文学经典，为一个真正多元的世界文学经典的重建增添了不同的色彩。对于从事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后殖民文学应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否则我们就会重蹈西方中心主义的覆辙。
在当前的比较文学界，讨论世界文学及文学经典的重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⑦，在这方面英语世界的后殖民文学无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上述几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后殖民作家的创作实践作中。当然，在谈到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对20世纪世界文学经典的形成有所主宰时，2009年卸任的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贺拉斯·恩格达尔（Horace Engdahl）曾不无坦率地承认，尽管人们总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掌握着文学经典化的权力，但实际上，“诺贝尔文学奖基本上依赖于由施莱格尔兄弟形成的西方文学的概念”（Engdahl 204）。而至于说它是否拥有经典化的权力，他则认为，“经典性是一种力量的作用，它是不可控制的，而且也不会形成一个封闭的可识别的系统。文化权威只是这些力量中的一个方面，也许都不是最强有力的力量。这一百多年来诺贝尔奖金所积累下来的象征性权力显然还不足以使一位作者成为经典作家，但却足以唤起后代人对他的兴趣”（Engdahl 210）。尽管他的上述言论是一种谦虚的说法，但从中国的文学界和出版界对近几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的热情译介和出版，却雄辩地说明，授予某一位曾经处在“边缘”地带（如略萨）或“小民族”的作家（如帕穆克）诺贝尔文学奖，至少可以使他/她在短瞬之间成为文学市场的宠儿和批评界的关注对象。⑧
总之，后殖民地文学的崛起和进入学术研究的前沿绝不是偶然的，它与当今世界的非殖民化和反殖民主义，进而争取真正的民族独立的大潮是吻合的。在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它打破了西方文化永不衰竭的神话，开创出了战后的文化多元化的新局面；就文学本身的意义而言，后殖民地文学的崛起则不仅为文学史家提供了重新认识、重新修改文学经典的契机，也为重写文学史的尝试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说来，后殖民主义不无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后殖民地文学强烈的本土特色和解构倾向，它往往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连西方的优秀文化遗产和文学传统也一概否定，因此很容易为一种新的东西方文化的对抗提供借口。对此我们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
如上所述，在当今风靡全球的文化研究大潮之下，新一波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它的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对后殖民地文化和文学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当然，后殖民主义曾经作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一种影响最大的文化理论思潮，不可能不引起中国学术界和文学理论界的关注，但是在未弄懂其来龙去脉以及其内在的殖民主义/反殖民主义二重性之前，就将其滥用于中国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注释：
①⑤ See Wang Ning, “Global English(es) and Global Chinese(s): Toward Rewriting a New Literary History in Chines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 63(2010):159-74.
② 关于英语世界后殖民地文学的描述和研究，参阅任一鸣和瞿世镜的专著《英语后殖民文学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该书对戈迪默和奈保尔等当代作家的研究，已经进入了当代狭义的后殖民文学研究的范畴。
③ 关于这几个论题的讨论的著作，参阅拙著《“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④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批来自使用拉丁语族各语种，主要是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国家，的人文知识分子对英语霸权的“解构”和“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尝试。这批非英语世界的知识精英的核心就是总部设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拉丁美洲科学院（The Academy of Latinity）。该院自2000年创立以来，迄今已经分别在拉丁美洲、欧洲、非洲和亚洲举行了二十二次学术研讨会，就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问题发出异样的声音。其中的一些激进者甚至提出了“全球拉丁化”（Global-Latinization）的策略。这无疑是当代新一波后殖民主义思潮的最新动向，值得我们研究。
⑥ 应该提及英语世界对世界文学经典建构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两部影响极大的文学：马丁·普契纳（Martin Puchner）主编的《诺顿世界文学选》和戴维·戴姆拉什主编的《朗文世界文学选》，任何入选这两部文选之一种或同时入选二者的文学作品都有进人世界文学经典的很大可能，因为它们都是英语世界各大学文学专业的世界文学教科书，同时在普通读者中也有很大的市场。
⑦ See David Damrosch, WhatIs World Literature？(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3)；王宁：《“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⑧ 虽然略萨的主要作品大都在他获奖之前就被译成了中文出版，但他获奖的消息一经宣布，这些已经出版的作品立即重印，未译作品的版权也迅速得到解决。而帕穆克在获奖前则在中国的语境下很少为人所知，他获奖之后，不仅主要作品很快有了中文版，而且这些作品迄今已被译成了56种语言，在全世界广泛流行。这些都说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无形的象征性力量。
参考文献：
[1]Ashcroft, Bill, et al.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2]Engdahl, Horace.“Canoniza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 The Nobel Experience.”World Literature. World Culture. Ed. Karen-Margrethe Simonsen and Jakob Stougaard-Nielsen. Aarhus: Aarhus UP, 2008. 195-214.
[3]Young, Robert J. C. “What Is the Postcolonial.”Thinking through Postcoloniality. Ed. Wang Ning and Shaobo Xie. Spec. issue of ARIEL 40.1(2009):13-25.
责任编辑：张雨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