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比较文学学科正名的重要性
创建或定位任何一个学科的首要工作是正名工作。正名这个概念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儒家学说，因为它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概念之一。当孔子的弟子子路问孔子，如果他一旦管理国家政治，首先打算从何入手展开工作？孔子的回答是：“必也正名乎。”[1](P2506)当然，孔子的所谓正名，并没有系统地从逻辑学或认识论方面澄清名实关系问题，而是非常明确具体地主张用周礼作为尺度去正名份，以摆正当时人们各自所处的政治地位和等级身分。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混乱状态首先是由于“名”“实”之间的混乱状态造成的。所以他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论语·子路第十三》）。从他对政治问题上的名实之辨，可以看出他极其重视概念（名）和它所代表的具体事物（实）之间的关系。名不副实会引发出许多纠纷与问题。
国际比较文学界近百年来关于比较文学定义的争吵正好证实了正名工作的重要性。究竟什么是比较文学？学科命名的产生与历史语境有何关系？学科命名是随意的还是必须依从起码的语义规范及由此而来的学科本体规范？如果一个错误的学科命名产生后，是由命名者负责还是误读学科命名的人负责？误创的学科命名有否可能因弊成利，促成名实相副的真正有意义的学科？当代国际比较文学学派如何依据正确的命名及其内涵来加以划分……所有这些问题，都和比较文学学科定位的命名问题纠缠在一起。因此，比较文学学科的正名工作确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传统比较文学与传统比较语言学在学理上遥相呼应
许多学者认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是在19世纪诞生于法国。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1871-1948)、伽列(Jean-Marie Carré,1887-1958)和基亚(Maríus-Francois Guyard,1921-)可以说是这门学科的早期代表人物。他们强调所谓比较文学(Littérature Comparée)的基础研究是影响研究，是事实联系(rapports de fait)性颇强的实证性研究，是所谓“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显然，这种比较文学实际上并不是本体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倒不如说是历史研究的分支，或者至多是文学史的分支。为了以示区别，我把这种比较文学称为传统比较文学。
传统比较文学对学科自身的定位思路，首先渊源于欧洲早期的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Linguistics)（我称之为传统比较语言学）。然而中国比较文学界似乎至今未能对这门学科与当时西方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关系加以强调和研究。虽然有的学者认为1800年法国动物学家居维叶(G.De Cuvier)发表的《比较解剖学》或德日昂多(J.M.Degerando)的《哲学体系的比较史》可能与这个术语有联系[2](P45)，但比较文学(Littérature Comparée)作为一个学科概念的产生更有可能和当时显赫一时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派的研究理路相关。众所周知，正是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历史比较语言学派取得了划时代的学术成就。尤其是印欧语系语言家族的谱系关系得以初步理出一个头绪，至少对于西方人来说，可谓具有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那样重大的意义。这种学术成果对比较文学的创始人无疑有一种相当强烈的暗示效应。比较语言学的旧名是“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鉴于philology（语文）这个词在美国和欧洲大陆常常意味着对文学作品进行学术研究，容易引起误解，所以西方学者转而使用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Linguistics)这个名称。同时，语言学界还有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的分法。历史语言学通常研究一种或数种语言的语音系统、语法和词汇方面的短期变化和长期演化。传统的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文学结合起来就孳乳出了历史比较语言学这个学科命名(Historical-Comparative Linguistics)。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但丁(1265-1321)的《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该书认为，“不同的方言以及后来的不同语言，是由一个原始语言，经过历史变化以及使用者在地域上的扩散而发展开来的”[3](P183)。1786年，威廉·琼斯(1746-1794)在他主持的孟加拉亚洲协会发表演说，鉴于梵语和欧洲语言之间的大量相似点，他宣称它们必定有一个共同的起源。他的这一段话获得国际语言学界的普遍引用。[4](P466)19世纪早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中最著名的学者可以推丹麦人拉斯克(Rask,1787-1832)，德国人格里姆(1785-1863)以及葆朴(1791-1867)。1808年，F·施莱格尔的论文《语言和印度人的智慧》强调语言的“内部结构”（词形学）对于研究语言的谱系关系十分重要。他创造了vergleichende Grammatik（即现在仍然常用来指称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比较语法”）这个术语。[3](P190)正是在他们的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产生了19世纪中叶在语言学界最重要的语言学家施莱歇尔(Schleicher,1821-1868)的研究成果。施莱歇尔根据语言共同的特征（词汇对应关系、语音变化结果等），把语言分为不同的语系，并且为每个语系构拟一个共同母语(Grundsprache)。所有的语系都追溯到一个具有语系内各语言共同特征的始源语言(Ursprache)。通过比较各语系间被证实的对应关系，可以构拟出这些语系的始源语。[3](P195)从上述语言学家们的研究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的努力方向，这就是致力于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理清世界至少是欧洲各民族语言之间的谱系关系，用实证的办法描述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接受、相互衍变的。换句话说，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们是想彻底弄清国际语言之间的关系史，最终将全世界的语言都以一种类似施莱歇尔构拟的那种谱系树模式(Stammbaumtheorie)描述出来。显而易见，“比较文学”(Littérature Comparée)这个概念就结胎于这样一种历史语境。另外，Littérature这个词虽然主要指称文学，但偶尔也可以指广义的文献、文化。这给使用Littérature Comparée这个学科名称的学者提供了根据需要随意扩大或缩小学科包容范围的方便。如果自己的研究成果是较纯粹的文学，自然使用比较文学这个涵义。如果自己的研究成果属于其他范围，例如历史或艺术之类，也可以因为比较文学可以朦胧地涵盖他们，于是也坦然地使用比较文学这个学名。因此，Littérature Comparée对某些投机学者而言，成了一个富于弹性的万灵学科。当这个学科比较热门的时候，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自己的一切文章都归到这个学科的名义下。Comparée这个词则是表明其研究方法侧重像历史语言学派擅长的那种历史比较实证方法，这个词虽然可以指对事物的同异两个方面进行比较，但是更侧重同的比较、侧重相似点的比较。这和历史语言学家们侧重语言间的相似点比较和影响比较是如出一辙的。侧重异的比较的法语词是contraste，英语是contrast。这类侧重差异的比较虽然也势不可免地在研究中涉及到，但是没有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派和传统比较文学学派的重心。
显而易见，Littérature Comparée的创建者们心目中的愿望是要追踪历史比较语言学派的成功轨迹和方法，以便取得像历史比较语言学派所取得的那样骄人的成就。他们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把文学或文献只是作为他们的历史比较方法的实验对象，侧重异族、异语、异国文学之间的源流关系的寻根究底，以便最终勾勒出一副类似印欧语系语言谱系的西方文学文化血缘谱系图。另一方面，法国比较文学学派中的若干学者还有意或无意地倾向于以法国文学或文化作为主要的源，而其他国家文学或文化则主要是流，从而实现法国文学中心论或欧洲文学中心论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述，Littérature Comparée这个概念从最初产生的时刻起，从语义上来说，就不是一个表意正确的概念，由于它的伸缩性太大（这是学科定位最忌讳的），很容易误导文学界的研究者；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则至少在潜意识中，是一种殖民文学文化观念研究的投射。法国传统Littérature Comparée倡导者的初衷显然不主张进行纯粹的文学研究，更不主张进行具有审美意义的文学艺术特点方面的比较研究，而是近乎自然科学研究那样的重事实性史料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实证性研究。简单地说，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注定法国学派所谓的“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是史学研究而非纯粹的文学研究。
3.Littérature Comparée本不该翻译成“比较文学”
正如旧时的容易引起误解的“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最终要被“比较语言学”或“历史比较语言学”所取代一样，误用的Littérature Comparée如果要保留其初创者的本意，则本不应该翻译成“比较文学”，而应该按该学科创建者的本意，译作“历史比较文学”，或“异语异族文学源流考据学”，或“历史比较文学考据学”或“异类文学源流比较考据学”之类。可惜的是，无论在法语或是英语中，我们都无法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简单明了的概念。应该指出，Littérature这个单词在现代绝大多数的读者心目中，其主要含义还是文学，而非文化或文献之类。因此，当他们顾名思义地将Littérature Comparée理解成“比较文学”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错。令人遗憾的是，法国的比较文学创建者们抛出这么一个概念，却又不允许人们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并应用这一概念，这就显得有点滑稽。所以当一些比较文学研究者们依据这个学科名称的字面含义理所当然地进行文学比较研究时，基亚却在《比较文学》一书中郑重声明：“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5](P42)名为比较文学学科却不要人们进行文学比较，这就好像打着“流行服装店”招牌的老板对蜂拥而来购买服装的顾客说：“本服装店不是销售服装的，而只是办理服装托运业务的。”于是出现了所谓正宗的比较文学学者试图指责冒牌的比较文学学者“误读”了比较文学这个术语。但这压根儿就不是误读的问题。明明你用的是Comparative Literature，怎么不应该进行文学比较？难道你写一个“黑”字，却硬要别人读成“白”字，才算不是误读么？其实真正的错误不是非法国比较文学学派学者误读了“比较文学”这个用语的问题，而是学科创建者——法国学派本身在术语方面的原创错误和后来的译者不审原创者本意率尔译之从而孳生出相应的误译问题。如果最初的术语创立者指鹿为马，却又要后来的学者不许把它当马骑，只能当鹿对待，这就有点不公正。不从改进词不达意的术语本身着手，却要人们将错就错地接受这个术语的同时暗中在心里修正这个术语，这不是应有的学术态度，而是有点强词夺理。不能认为自己是某个术语的倡导人，就可以不顾起码的语义规范而随心所欲地解释该术语的文义。诚然，学科创建者创建一门学科时，做出了贡献，人们应该表示应有的尊重和感谢，但感谢并不意味着必须对施恩者指鹿为马和用马如鹿的行为也不分青红皂白地表示屈从。更何况法国学派所倡导的这种重异类文学（主要是异语异族异国间的文学）源流研究，虽说在方法上界定较为周详，但就基本学理思路而言，则并非法国人的独创，它其实是一种文学文化研究中的必然现象，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例如在早期中华世界，百国争雄、语言芜杂、语言文学文化的多边交织影响，就曾是古代学者关注过的题目。抛开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的时期不论，早期荆楚、齐鲁、燕赵、巴蜀的文学文化差别不可谓不大。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格局先天地就会促使有关学者留心各诸侯国及各民族之间在文学文化上的交互影响与接受。像孔子、孟子这样一些来往于各国的国际大学者不可能不注意到国际语言文学文化（例如号称15国风的各类诗歌）的源流关系。至少从汉魏以来，由于大量引入佛教文献从而引发的儒道释三教孰优孰劣、孰先孰后的大讨论，就已经开了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的先河。若细读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之类文论作品，便能够看出关于异时异地文体文风的考源溯流，已经是学者们习以为常的风气。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另文研讨，此不赘述。
4.法国比较文学学派不是核心的比较文学学派
既然标明“比较文学”的学科其本意却不是文学比较或比较文学，而只是文学关系史之类的比较，其研究路向尽管擦着文学边缘却最终必然使这门学科变成史学研究而非正宗的文学研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比较文学学派其实并不是核心的比较文学学派，更称不上正宗的比较文学学派。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货真价实的比较文学研究？为什么最初提出比较文学概念的人最后反倒有可能处于这个学科的边缘？
全部的问题在于正名。这个工作我们在前面已经做了。现在只是从另一个角度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法国比较文学学派提出的概念不是真正的比较文学概念，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或者说正宗的比较文学概念呢？
众所周知，最初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是美国耶鲁大学的雷纳·威勒克教授。
1958年和1962年，在美国及布达佩斯相继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威勒克首先对传统的法国比较文学学派发起攻击，指责法国学派的褊狭性。他的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指出比较文学危机的最严重的标志是至今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方法论。他指责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过分强调惟事实主义、惟科学主义和惟历史主义，只关注翻译、游记、媒介等文学作品之外的东西。按照威勒克的观点，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课题应该是价值和品质而非干巴巴的事实联系。换句话说，比较文学研究应该把重心放在研究文学本身的美学价值上，强调“文学性”(literainess)。比较文学研究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和终极价值应该是理解、阐释和传播人类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艺术的最高价值。
雷纳·威勒克的基本观点可谓振聋发聩。但应注意，威勒克的观点背后也有着某种民族主义成分。美国建国不到三百年历史，若只讲影响研究，恐怕只好研究别国、主要是欧洲文学文化对自己的影响。这样一来，美国文学就只能是一种欧美文学文化的附属品。这是自认为已经是世界性军事、经济、科技霸主国的美国人不能屈就的格局，所以对国际比较文学原有的欧洲霸权的挑战是势所必然的。不过，美国人这种潜在的民族自尊心理倒也没有对国际比较文学造成太多的文化偏见。客观地说来，威勒克对法国学派的抨击可以说是击中了要害。归根结底，比较文学最核心的东西应该是文学的比较，而不应该只是什么枯燥的文学史料的比较与考证。这样的观点可以说把传统比较文学的正宗观念搞了个底朝天。其他不愿无形中成为它国文学文化附庸的各国比较文学学者，不用说也多半会趋同美国学派的观点，以便使自己有更多的学术研究空间。武林大会比武结束，法国学派虽未被打下擂台，至少也一定程度上不再坚持自己的盟主地位。此消彼长，从兹伊始，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心就不可避免地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威勒克等人所代表的新比较文学研究取向，恰好与流行的被所谓误读了的“比较文学”这个概念所昭示的含义是相一致的。如果说这是一种将错就错，这也是一种令人欣慰的歪打正着式的将错就错。如果法国比较文学学派最初选定的学科名称是诸如“历史比较文学”或“异语异族文学源流考据学”、“历史比较文学考据学”或“异文学源流比较考据学”之类，那么，后来的所谓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格局就会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
今天，名与实终于有可能真正相副了。一个错误的概念（名）依据自己本身的暗示作用，最终强迫现实（实）与它同构，这正是我在《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一书中强调的东西。由此我们也不得不慨叹当初孔子大声呼吁“正名”的一番苦心。值得专门一提的是，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我们还不得不感谢非法国比较文学学派对这个学科命名术语的所谓“误读”和“误译”，因为正是他们的“误读”与“误译”使这个学科获得了新生。
或许正因为“名”具有这种对现实的反构作用，于是，社会上一些拼命猎取名声的所谓学者的心理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这些人不是靠学术成就来成名，而是希图靠成名来暗示其学术成就或促成其学术影响。不错，只要有足够的媒介关系，当今社会的炒作功能确实可以使一些人出人头地。而大多数的民众也确实可以被蒙骗住。但是，归根结底，名与实的不符是会招致反面结果的。如果一个具有近百年国际性影响的学术流派都会由于名与实不符的原因而势所必然地被抛到边缘，成为非核心比较文学学派，那些凭借暂时的媒介关系而炙手可热的所谓学术名人又岂能长期混迹于学术界而不被人们一朝抛弃？
5.元比较文学—亚比较文学—泛比较文学
如果法国比较文学学派已经不是核心的比较文学学派，那么它是什么学派？
首先，没有疑问的是，法国主流传统比较文学学派可以归于异文学历史比较考据派。这是一个相当科学的跨历史——文学源流考据派。它的材料虽然多半与文学相关，但这些材料却未必是核心的文学现象；它的方法是历史比较考据的实证方法，但却未必是文学研究的惟一的或最理想的研究方法。问题是这样一个学派在比较文学的学科层面中应该如何定位？要定位一个学派的学科取向程度，必须根据学科的本体属性将该学科进行层次归类。然后才能看清楚该学派的具体地位。根据法国主流比较文学学派的基本特点，我认为，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主要属于介于亚比较文学和泛比较文学之间的研究，或称为非元比较文学研究。那么什么是元比较文学或泛比较文学呢？
元—泛文学理论是我在198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6](P1-4)在该文中，我首次系统提出了元文学和泛文学的概念。界定了文学的元功能、亚元（准）功能和泛功能等等。所谓元文学指的是本体文学，它的主要特点是纯审美＋娱乐性；泛比较文学则指的是非本体文学，它的主要特点是实用性和跨学科性；介乎二者之间的是亚元文学，它的主要特点是认知性、娱乐性兼功利性。这一文学原理应用于其分支比较文学的结果，就是元比较文学—亚比较文学—泛比较文学理论。
5.1.元比较文学主要特征
“元”的本义是本体、始源的意思。“元，始也。”[7]（P1、许慎：《说文》）“元者为万物之本。”[8]（P797、《春秋繁露·重政第十三》）因此，元比较文学就是本体比较文学的意思。由于有的学者将来自希腊语前缀的μετα－（英文meta-）（意为“超”，“在……之后”，“在……之上”，“在……之外”，“和……一起”等）误译作了“元”，造成了某种学术用语的混乱，因此，有的人看到“元比较文学”这个概念时可能会产生习惯性误解。[9]元比较文学的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1)元比较文学与传统比较文学主张不同，即不是强调比较同的方面，而是强调比较异的方面。许多学者认为文学研究是为了最终发现文学的一些普遍规律。因此，他们往往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寻求异国或异族文学的相似点上面，这是一个误区。恰恰相反，我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研究异语异族异国文学的差异方面。在一般情况下，越是相似点越多的异类文学，其比较价值越低。越是相似点越少的异类文学，其比较价值越大。或者说差异越大的异类文学，其比较价值越大；差异越小的异类文学，其比较价值越小。即：异类文学的比较价值与其差异点的数量成正比，与其相似点的数量成反比。
要阐明这一点是不困难的。相似性太接近的比较对象难以通过比较发见自己的特色。而差异越大，越不相似，则越易于用以鉴别他者和自身。比如说用北京人来比较北京人，难以看出北京人的特征。但是如果用北京人来比较巴黎人，则各自的特点一目了然。
特别要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往往习惯于把自然科学的研究原则不加区别地照搬到人文社会科学中来，或者不加区别地认为自然科学的法则在原理上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法则即使不是同构也是同向的。自然科学的某些法则确实和人文社会科学法则相通，但在某些特殊领域，自然科学法则和这些领域的法则是不相容甚至恰好是相反的。所谓的这些特殊领域尤其适用于指称艺术领域，例如文学领域。在文学上，一部作品和另一部作品相比，其艺术形式和技巧相似点越多，其艺术价值越低。这是人所共知的现象。当某两部文学作品几乎完全雷同时，在逻辑上，其中的某部作品的价值必然趋近于零——因为它极有可能是抄袭。在当代学者的眼中，艺术作品的价值越来越取决于其相对于其他作品的特殊性，或者说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即老黑格尔所谓的特定的“这一个”。人们会厌倦千篇一律的作品，正因为它们的相似点太多。独创性因此获得大多数文艺理论家的青睐。
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正是这同一类理论家们，在研究比较文学的时候，却又莫名其妙地强调异语异族异国文学间的相似点，而不是强调它们的独特性，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当然，这种自相矛盾是容易解释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使用合乎比较文学这个命名的逻辑语义的情况下来阐述比较文学的，而传统的比较文学学者则是在几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所谓的“比较文学”（其实是文学的历史比较考据学）这种语境中来讨论比较文学的。
值得一提的是，若干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界总是天真地热衷于寻找那能够统摄、解释一切文学现象的所谓普遍规律（所谓对“同”的研究）。这在哲学上来说倒有些意义，仿佛在重温庄子的《齐物论》。但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普遍规律的意义就相应要小得多。许多学者不明白，文学方面的普遍规律固然也有，但是到头来往往过分抽象，根本无法真正解释千变万化的文学现象。他们千辛万苦地找到的普遍规律，最后往往被证明在实践中是无足轻重或作用很小的。因为，他们不明白，在艺术领域，或者说确切点，在文学艺术领域，最有价值的不是抽象的一般规律而是若干较为具体的特殊规律。比如说文学是人学，这可以说是一条普遍规律吧？但是，它究竟能够给我们多少东西呢？你可以说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够和曹雪芹一样打动千百万读者的心灵，其艺术诀窍就在于文学是人学，可是这其实是一种空洞的陈述，并没有给我们真正有用的文学解释。而至于可以说一切文学作品之所以动人，都是因为它们的人学。这听起来，堂而皇之，但其实是空洞无聊同语反复。文学本来就是指人的文学，因为一切文学作品当然是人写出来的，当然是描写人并为人服务的，你能够想象有许多作家主要是在为野猪或狗熊写作吗？更何况文学是人学这种说法也可以推而广之地说成美学是人学，哲学是人学，伦理学是人学，政治学是人学，如此等等。这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了。但是它们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真正有意义的知识。德国学者韦伯说：“对于具体性的历史现象知识来说，那些最普遍的规律，由于缺乏内容，便显出极小价值。一个概念的有效性（或适用范围）越是广泛，它就越是引导我们离开现实的丰富性，因为，为了包括尽可能多的现象的共同要素，它就必须尽可能地抽象，由此便脱离了内容。”[10](P154)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在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种规律越是具有普遍性，它的实用性就越小，它的相对价值也就越小。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明白了元比较文学为什么要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研究异语异族异国文学的差异方面的理论依据了。
(2)元比较文学侧重不同语言间的文学的比较。比较文学必须名副其实地比较文学，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时，比较文学还强调比较的对象应该主要是不同语言间的文学的比较。文学艺术，归根结底主要是语言的艺术。但是，有的比较文学学者却更强调不同国家文学的比较。我以为，后者和前者在概念上有时是重合的，有时则是交叉的，应该区别处理。所谓重合的，是指作为比较对象的双方文学，既是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也是从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家。例如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就是如此。所谓交叉的，是指作为比较对象的双方文学，在地域和主权上分属两个不同的国家，可是在语言上却使用同一种语言，或者相反。例如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韩国文学和朝鲜文学。处于交叉状态的双边文学的相似性太大，比较价值相对较低。也就是说，以国别文学作为比较对象时，有时其比较价值可能较低，而以不同语言的文学作为比较对象，则能够有相对稳定的较高的比较价值。
当然，元比较文学研究也研究双边文学的同的方面，探究共有的文学规律（异中求同），但是重心放在同中求异上。
(3)元比较文学侧重艺术形式的比较，具有明显的纯审美倾向。这种比较把重点放在声律、格律、意象、比喻、象征、情节、叙事技巧和模式、人物塑造、文体、文学类型，文学批评（包括鉴赏理论）等等因素上。
(4)元比较文学把研究重心放在发现不同语言载体中的文学的独特的审美机制上，尤其是那种只为某种民族和语言的文学所独有和具有的审美特点和审美机制。例如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比，由于其语言差别大，就具有特别大的比较价值，比西方文学系统内部的文学比较对象具有更多的独有的审美特点和机制。关于这一点我在后文还要阐述。
(5)元比较文学研究并不认为一切价值判断都是客观公正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比较文学研究大胆地进行价值判断，鼓励研究者对所研究的对象做大胆的主观评估。
(6)元比较文学研究鼓励平行研究。所谓可比性不能只建立在相似点上，相异点也照样具有同等的甚至更大的比较价值。
(7)元比较文学研究引入文学翻译理论。元比较文学认为，比较文学涉及至少两种以上的语言材料的比较研究，而其研究结果却又必然只可能在同一个研究成果（例如同一篇文章中）借助于一种语言来加以陈述（例如中国学者用中文写作或法国学者用法文写作），这就使得比较文学学者在使用另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其他语言材料时不得不通过翻译过程或已经有的翻译材料来进行研究和表述研究成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翻译能力与翻译理论，尤其是文学翻译能力和文学翻译理论势所必然地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初始要求和必要的工具。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80年代初组织文学与翻译研究学会的时候加以反复阐述，此不赘述。
(8)元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也尽可能地采用比较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
十分明显，上述特征与比较文学的美国学派的特征较为接近，但是并不完全一样。而且美国比较文学学派并不只是具备上述的许多特征，它也具备泛比较文学的若干特征。[11]
5.2.亚比较文学主要特征
亚比较文学又称准比较文学。它在文学性(literariness)上低于元比较文学。但是它特别注重实证性和考源溯流，类乎一种历史考证学，与我国乾嘉学派的考据学研究的精神上可谓一脉相承。亚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有以下特征：
(1)亚比较文学主要侧重两国或多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比较。
(2)亚比较文学特别侧重使用比较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
(3)亚比较文学侧重源流学研究。
(4)其他可能的因素。
显而易见，亚比较文学特征与上述传统的法国比较文学学派的大部分主张很相近。鉴于亚比较文学的特征是比较文学界都十分熟悉的特征，不再进行仔细阐述。
5.3.泛比较文学主要特征
(1)泛比较文学侧重媒介学研究。
(2)泛比较文学鼓励文学与他学科相结合的研究，允许以文学性为主，其他属性为辅的比较研究。也就是：
文学＋他学科（科际研究的全部对象）：
文学＋法律→法制文学；
文学＋哲学→哲理文学；
文学＋宗教→宗教文学（例如基督教文学）；
文学＋政治→政治性文学；
文学＋历史→历史文学；
……
(3)泛比较文学也鼓励他学科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允许他学科属性为主，文学性为辅的比较研究。这已经成了一种过度泛比较文学研究。也就是：
他学科＋文学：
哲学＋文学→诗性哲学（例如尼采）；
经济学＋文学→文学经济学；
社会学＋文学→文学社会学；
历史＋文学→文学历史（史话）；
……
泛比较文学第(1)项是法国传统比较文学学派的特征。其余的的特征则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也是美国比较文学学派中的某些学者十分倡导认同的。
在元泛比较文学系统中，美国比较文学文学学派主要属于元比较文学层面，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泛比较文学层面甚至过度泛比较文学层面。过度泛比较文学实际上与普通的跨学科研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如果认为这类研究也是正宗的比较文学研究，那么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学者是正宗的比较文学家。就拿马恩列斯毛这样一些政治家来说，他们都曾经发表过许多以政治和哲学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文章或专著，难道他们都是正宗的比较文学家吗？按照这种逻辑，马克思讨论斐·拉萨尔的历史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的书简，恩格斯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以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能都不得不推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了。在过度泛比较文学的思路下，一些人把哲学与文学，经济学与文学，法学与文学，甚至弗洛伊德与文学之类，都归入本体的比较文学之列，这就有些荒唐了。但把它们归入泛比较文学还是可以的。
大体上说来，通过以上的归类，我们就很容易看清目前国际国内各种比较文学研究处于什么样的学科层面上，他们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在这样一种视野中，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可能更容易冷静下来，思考决定取一种什么样的研究途径更合适。在比较文学的旗帜下，我们的态度应该是重点发展元比较文学研究，适当进行亚比较文学研究，不反对泛比较文学研究。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不要忘记自己的本体学科依据，如果被喧宾夺主，对于一门学科的建设是弊大于利的。
6.对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批评
首先，法国学派力主科学的实证的比较的研究方法，重视世界文学发展的有机联系，以寻求类似世界语言系统的谱系树为目标的源流探索，是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的。法国比较文学学者那种孜孜不倦、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仍然是比较文学界应该遵循的榜样。但是，由于法国比较文学学派在学科定位上机械照搬历史语言学派的理路，丢掉了比较文学当以比较文学作品或文学理论为中心这种起码的学科本体审美要求，作茧自缚地局限于史料性质的事实联系与过多的非文学因素考据，使比较文学名不副实，最终导致比较文学成为狭义的史学研究而非文学研究，这是应该引为教训的。
其次，美国比较文学学派力挽狂澜，促使有点名不副实的传统比较文学研究回到真正的文学研究的轨道上来，注重文学的本体特征，如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之类的人文关怀，这是有巨大功劳的。但是美国学派有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趋势，过分滥用比较方法，不适当地夸大泛比较文学研究的作用。泛比较文学由于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无限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界限，其实等于把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等同于几乎一切人类文化领域，这势必最终消解比较文学研究学科本身。如果比较文学什么都是，它就实际上什么都不是。因此，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要特别注意不要掉进这个陷阱。
由于美国学派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实际上都在一定的程度上不知不觉地混淆了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基本差别，失掉了自己特有的学科研究对象，试图囊括一切学科，结果就消灭了自身。如今，某些挂名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往往避免直接的文学作品比较，甚至于嘲弄、轻视平行研究，轻视具体的微观的文学作品分析，不想做深入细致的研究，而只想走捷径，赶时髦，主张一天磨十剑，而不是十年磨一剑。更有个别学者喜欢天马行空、动辄宇宙全球，虚张声势地进行所谓宏观论述，或者单纯地津津乐道于某一种文化理论，例如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或新殖民主义，忘记了这些领域虽然与比较文学有关联，却并非是比较文学的本体研究课题。因为其他领域，尤其是广义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都与这些思潮有着相应的联系。如果见到一种什么新主义，不是从借鉴的角度，而是从扩大地盘的愿望出发想将这些主义囊括进比较文学体系，这就是忘掉了比较文学的本体依据，等于无形中把比较文学学者贬低为一种三教九流的乌合之众或者是包治百病的江湖郎中。这是值得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警醒的。毋庸置疑，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近二十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惟其如此，时时在研究理路上反省与革新，才显得愈益紧迫，因为船航行得愈远，航向正确与否就愈益重要。
7.中西比较文学应该是21世纪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重心
在一般情况下，越是相似点越多的异类文学，其比较价值越低。越是相似点越少的异类文学，其比较价值越大。同样的道理，中西文化极性相反处最多，其语言文字和文学与西方语言文字文学的差别最大。众所周知，文学的艺术归根结底可以说是语言的艺术，因此，在语言艺术比较这个层次上，中西文学比较最容易使人发现中西文学双方最特殊的审美机制。而最不相同的东西，最容易使人发现其差异。最容易使人发现差异的东西，实际上也最容易使人发现其共同处。中西方的比较文学学者将会日益发现，中国文学由于具有西方文学的不可重复的独特性质，因而具备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这一价值只有通过与其他文学比较才能显露出来。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文学对西方的影响和西方文学对中国的影响都是在最近一两个世纪内才壮大起来的。如果把影响研究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重点研究，无疑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因此，只有更多地倡导进行平行研究中的审美特征比较才能够最大程序地提高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的比较价值。这一点，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比较文学学者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中西文学比较具有最大的比较价值。人们频频抱怨此前的世界比较文学研究过多受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忽略了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使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一度畸形发展，这是有一定根据的。现在主张侧重对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一方面是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必要的调整。如果这样的认识和调整能够得到国际比较文学界广泛认同，那么，21世纪的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在中西文学比较这块园地上开出最绚丽的花朵，结出最大的果实，这是毫无疑问的。
对于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来说，由于文学具有直观的感染力，因此较其他学科更容易赢得民众的理解，所以在国际上从比较文学上打开缺口是很自然的。21世纪中国文化要崛起于西方，要使西方人对中国文学产生认同感，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就应加强自身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和介绍。只有感动了自己的文学才能感动别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的深入发展所带来的逻辑趋势必然是中国文学价值的升华与传播。
收稿日期：200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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