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20世纪全球最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之一，就是中国和东方各国蒙受了一百多年受压迫、受屈辱的地位之后走向了复兴。华人在东南亚与其他地区也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同当地民族一起为所在国的社会进步作出卓越的贡献。这种历史性的深刻变化，为华文文学在世界的兴起、发展，为本土华文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互动、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整合，提供了一个积极的大的背景。
瞩目世界，20世纪的后半页，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不仅是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在东南亚，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都有各具特色的华文文学，华文文学已成为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语种文学之一。今后，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的崛起，随着世界各华人社区的发展和中华文化进一步的弘扬，也由于华文文学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和文化信息，必然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各地区人们的关注和重视。面对这样的历史前景，如何加强世界格局中的华文文学的交流和研究，已成为世纪之交我们面临着的共同任务。
从80年代至今，我国大陆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学者，已有过多次的交流，在有关的研究方面已做了大量的工作。自1982年以来，我们已召开了十届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每次会议，都有新的论题提出，每次会议之后，都有新的成果问世，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拓展了我们的研究空间。
回顾这个过程，想想我们走过的“路”，这一领域的开拓、发展，虽艰辛却是令人感奋的。
当80年代初广东、福建两省学者首先关注台港文学并在内地倡导此项研究时，不少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推进这一研究领域的。1982年在广州和1984年在福建举行的第一、二届的台港文学研讨会，主要是研讨台湾、香港文学，虽有学者论及台湾的旅美作家作品，如於梨华、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等，但更多是从留学生文学的角度去言说，会后出版的两届会议论文集，也命名为《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1986年在深圳举行的第三届研讨会，由于海外前来参加的华人作家、学者较多，所以把会议名称更改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这一更名说明，大家已认识到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差异性。1991年在广东中山市举行的第五届研讨会，因有澳门的5位代表参加，会议又更名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至此，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空间”，都被清晰地显现出来，并进入研究者的操作层面，成为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对象。在这之后召开的第六、七、八、九届研讨会，国内外与会学者很多，每一届的研讨会都有新的学术成果。特别应该指出的是：1993年在庐山举行的第六届研讨会上，与会代表有感于世界范围内的“华文热”正在加温，华文文学活动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华文文学同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一样，在世界上已形成一个体系，经过充分酝酿，发起并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筹委会”的成立，意味着一种新的学术观念的出现，即：要建立华文文学的整体观。也就是说，要从人类文化、世界文化的基点和总体背景上来考察中华文化与华文文学，无论是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还是从事本土华文文学研究，都应该有华文文学的整体观念。因为世界各国多姿多彩的华文文学向我们昭示，华文文学发展到今天，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很应该加强这一“世界”的内部凝聚力，把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推动。只有这样，才能联合世界范围华文文学的研究力量，进行华文文学的整合研究和分析研究，在未来世纪，重建新时代的华文文学。
除上述各届研讨会外，90年代有两个会议，也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一个是1993年23、24日，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的“华文文学研究机构联席会议”，这个会议是由香港岭南学院（今岭南大学）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与暨南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的。参加会议的有大陆和台港20个研究机构的学术带头人，大家在一起总结交流研究经验，检讨不足之处，还就华文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历史与未来、理论与实践、时间与空间、分流与整合、碰撞与转型，以及文学创作中的地区与国家特色、作家风格、域外华文文学的语言衍变等问题，作深入的探讨，希望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使其成为富有文学性独立价值的学科之一。这个会议的意义在于突出了学科建设意识和自觉性，所研讨的问题，与全球性的新情况相适应。另一个是1997年4月27、28日在福州召开的“海外华文文学青年学者座谈会”，这个会议是由福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与《台港文学选刊》联合举办的。中心论题是如何拓展和深化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与会青年学者就此提出了许多新思路。《台港文学选刊》曾有会议的综合报道刊出。这一会议在研究队伍的建设上有积极意义。
近20年来，海外各华文文学机构也组织过许多交流活动，如1989年8月，新加坡华文作家协会与德国歌德学院，在新加坡联合举办以东南亚华文文学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又如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自1987年9月在美国成立以来，已先后在各个国家召开过五届的华文作品讨论会。90年代以来，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协会还先后主办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第一、二、三届研讨会。所有这些都大大地推动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
现在，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有了许多成果，在学术界、文化界有了相当的影响。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正是针对过去在研究上的不足（如宏观、整合性的研究成果少、理论层面的研究成果少、求“同”多而探“异”少等问题），筹委会在第十届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五个带有整体性、理论性的中心论题，笔者认为与筹委会提出的论题相关，有必要特别注意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结合上寻找新的突破点。关于华文文学的文化渊源问题，过去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立论，但更多是研究其“同”，对其在世界各国、各地区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流变，以及由此而形成不同的文学特色和进程，还关注不够。研究者的视野、观念、方法，也存在相当的局限。为了全面地把握世界华文文学的丰富性，显示这一特殊文学空间的多姿多彩，就应对各国、各地区华文文学的文化特征、文学形态、美学模式、特殊经验与现实困扰有所关注。
第二，在作家作品的研究上加强对海外作家队伍的主体研究。由于海外华文作家背景不一，流动性大，对文化所采取的态度和立场不一样，为了对这个特殊文学空间有更深刻的认识，“区域身份”、“文化身份”问题的研究，应提到日事拟程上来。早在第六届国际研讨会上，就有学者提出对创作主体研究的问题，近几年来，笔者在《海外华文文学新视野》等多篇学术论文中，曾提出将“身份批评”引进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这本质上也是一个关于作家主体研究的理论问题。由于海外华文作家移居异域，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在他们背后，隐藏着政治、历史、种族、文化、经济之间的纠葛，他们的作品承担着多种关系的交织，他们的文化身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一个文学创作的“本土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海外华文文学的异域特性问题。我们应当去研究这一领域的作家如何将其在异地他乡的生活感受转化为文学，进而通过对他们的研究，将这种建筑于域外生活经验的文学转化为一种域外的汉语诗学。
第三，重视文学史撰写问题的理论研究。20世纪末，人们对文学史研究一直保持强烈的兴趣，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也应有文学史研究的思考。现在已出版的这一领域的文学史，较早的有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近几年陆续出版的还有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以及带有史的意味的《澳门文学概观》，古远清的《台湾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文学理论批评史》，黄万华的《马华文学史》等，这些在学术界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从当今撰写的各种文学史看，大多存在过于依赖历史观念、框架和模式的问题，对文学领域的独特性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所以在文学史的撰写中，如何寻求海外华文文学领域的诗学话语，使其具有自己的思想规模、框架、特点；寻求文化与诗学在历史上的契合点，重视“线”上作家的独创性和文学稳定性因素的寻找等等，应是文学史撰写中必须去探究的重要问题。还有文学史叙事视角的更新，对其中感性、知性、理性关系的思考与揭示，也是我们应该努力去拓展的。
现在正处在世纪之交，20世纪很快就要过去，21世纪即将来临，人们思绪纷纷，为了学术的复兴和学科的更新。记得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谈到西方哲学时曾说：哲学从不轻易向世人昭示真谛，好像智慧女神米湟瓦那只会歌唱的猫头鹰，总要等到一个世纪完结之后，才肯在暮色中悄然出现。老黑格尔的话是针对哲学而言，但他道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在世纪之交，人们在回顾与展望之中，在百年实践的经验教训中会悟出某些真谛。哲学如此，其他学科也如此。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世纪的“黄昏”时刻，也该是“智慧鸟”露面的时候了，我们殷切期待着这只神奇的“智慧鸟”在我们面前出现，唱出美妙的歌，为我们学科召唤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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