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中国的文化学术界，谈论全球化问题已经成了一种时髦，但真正能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之基础上继续深入并作进一步推进者却寥寥无几，而能在国际论坛上与之进行平等对话者则更是凤毛麟角（注：在这方面可参阅下列可查找到的我和我的国际同行已出版的近期中文资料：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方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不少学者有着某种“自说自话”的习惯，对前辈本国学者以及同时代的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视而不见。这样在国际学术界造成的“失语”状况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这样取得的“研究成果”或“新观点”若放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语境之下也许会被人认为有几分“新意”，但是若放在一个纵向的历史语境或广阔的世界语境之下来检验，这种“新意”便成了老生常谈。因此在本文中，我将首先简略追溯全球化现象出现的背景及其研究在当代西方的发展现状，以便基于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立场提出一种积极的文化策略。
全球化与文化：中国的视角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学者们都十分关心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了描述。我们不妨根据当今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症候将其定义为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因为始自经济领域的全球化现象已经波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知识生活的各个方面，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学术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在这样一个时代，随着经济和文化资本的迅速流动和信息的快速传播，不同民族和国度人们之间的交往变得越来越直接和便利。因此仅仅将全球化现象限定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内显然已不合时宜，因为在全球化浪潮的波及下，人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和不确定。人们经常反思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是谁？我们究竟从那里来？我们将走向何处？因此探讨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实际上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辩证地说来，全球化创造了不同社会文化现象——诸如不同的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甚至不同的机构——之间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又必须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来考察（注：参阅詹姆逊为他和三好将夫编的《全球化的文化》(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一书撰写的导言，题为《论作为一个哲学论题的全球化》(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 a Philosophical Issue)，杜伦，北卡罗莱纳：杜克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地遮盖并传达了文化的或经济的意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注：参见詹姆逊：《论作为一个哲学论题的全球化》，见詹姆逊和三好将夫编《全球化的文化》，第55页。）从信息和文化知识传播的角度来认识文化全球化问题是詹姆逊由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中生发出来的一个新的方面，因为信息的无所不及和理论的旅行是文化全球化的一个明显标志。因此，“一个明显的途径就是，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输出和输入。这无疑是一个商业的问题；但它同时也预示了各民族文化在一个很难在旧的发展缓慢的时代设想到的浓缩空间里的接触和相互渗透。”（注：参见詹姆逊：《论作为一个哲学论题的全球化》，见詹姆逊和三好将夫编《全球化的文化》，第58页。）他实际上告诫我们，考察全球化的文化方面要着眼于信息的流动和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这是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的重要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全球化也并非能够畅通无阻地不受任何制约。这一现象一经出现，就立即受到另一股力量的抵制：本土化以及各种形式的种族族群和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化上，也即我们经常提及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这两种思潮都与我们这个开放的学科和研究视野不相契合。
毫无疑问，我们对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应有所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幽灵，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我们的民族防御机制，对我们发展自身的民族文化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全球化大举入侵的一个例子就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给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鉴于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各自不同的特征和研究对象，有人便认为，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之间的对立是天然形成的，似乎这二者是不能共存或沟通的。但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比较文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就不难得出结论：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全球化是一个始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这一过程所产生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后果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到了，但文化上的后果却尚未为人们认识到。这就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明的“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页。）这样一种世界性的文学实际上就是形成于这一时期的比较文学早期的雏形。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未直接讨论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即文化知识的生产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波及和影响。既然比较文学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过程的一个直接产物，它与全球化现象的密切关系就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从比较文学的世界性和开放性着眼来探讨全球化问题就必然是我们学科内的一个课题。它虽然涉及广泛的文化问题，但出发点和落脚点却是文学现象，或更确切地说，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和语言的文学。
全球化对当代人生活的影响还体现在民族迁徙和散居现象，这样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身份或认同的危机(identity crisis)，这也是当今的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课题。在全球化的时代重新思考后殖民问题便必然涉及民族和文化身份问题。文化研究的崛起则使得原有的学科界限被打破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日渐模糊，东方和第三世界的文化也纷纷从边缘向中心运动，进而进入主流研究的话语。传统的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出精英学者的象牙塔，其当代指向和非精英倾向逐渐显露出来，其研究成果也日益打上了文化和社会分析的印记。最近在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出现的“人类学转向”(anthropological turn)就最近似当年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一种标志性学术转向和新的发展趋势。而后殖民地英语文学的崛起则消解了传统的“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所确立的文学经典。
因此，从文化的维度来考察全球化现象，我们便不难看出，全球化对文化的作用也体现在它对英语的冲击。它使得我们不得不感觉到，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英语并非当年令人景仰的“国王的英语”(King's English)或“女王的英语”(Queen'sEnglish)，而是已经打上了殖民地印记和第三世界土语和不标准发音的“英语”(commonwealth english[es])（注：关于全球化时代英语的变异和更新，参阅Michael Singh et al.,Appropriating English:Innovation in the Global Business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New York:Peter Lang,2002，特别是pp.23-52.）。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为了能够更为有效地进行国际交流，人人都在学习英语；另一方面，这种全民学英语的现象又无情地消解了英语的霸权地位，导致了英语的混杂性和变异性，从而也就造成了文化的多元发展走向。因此正如罗伯逊所指出的，全球化在文化的层面上带来的并非只是文化的趋同性，它和经济上的全球化的不同在于，它在另一个方面也带来了文化上的多元性，使得原先被压抑在边缘地带的殖民地文化的身份变得日益模糊，那里的知识分子迫切要寻找自己的价值和文化认同。既然这一切均会体现在文学文本中，因此讨论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或身份问题便成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探讨的重要课题。
毫无疑问，文化身份问题近几年来已进入到了中国的语境，直接影响着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又可译作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在比较两种不具有任何事实上影响的文学文本时，学者们完全可以侧重于比较这两种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的根本差异，并透过这种本质的差异而寻找某种具有共性和本质特征的相同点，当然这种认同主要是审美上的认同。而对于两种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渗透的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探讨具有某个民族的文化背景的人在另一民族的土壤中是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也是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不可忽视的理论课题。文化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具有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含义，也就是说，人们通常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所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但另一方面，文化身份又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特征，因为在那里，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作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特征，因此将“身份”的概念当做一系列独特的或有着结构特征的一种变通的看法实际上是将身份的观念当做一种“建构”。也就是说，cultural identity（单一的文化身份）在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变成了cultural identities（多重文化身份）（注：Cf.Anthony,Kwame Appia & Henry Louis Gates,Jr.eds.Identitie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Editor's Introduction:Multiplying Identities",pp.1-6.）。它既隐含着一种带有固定特征的“身份”之含义，同时也体现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人所寻求的“认同”之深层涵义。显然，不管将其视为特征或建构，都说明文化身份问题在当今时代变得越来越无法回避，它就存在于我们周围，渗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因而也就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中。
这样看来，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身份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课题，它所涉及的除了个人的文化身份外，还包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身份问题。作为一个曾经有过一段被“殖民”经历的现代中华民族而言，探讨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认同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密切关注的课题。但是对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传统的文化来说，它不可能不打上被殖民的印记，但另一方面，它又有着强大的防御机制，因此认为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被殖民的说法显然是偏颇的。诚然，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身份时，使之变得不确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规模对西学的翻译。在这方面，鲁迅的贡献最大，林纾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林纾当年的翻译，更主要地是要着眼于他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性进程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对此我已经在另一场合作过论述，此处不再赘言（注：关于翻译对中国文化现代性的作用，参阅拙作：《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化现代性》，〔北京〕《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增1，第84-89页。）。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全球化时代的新课题
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比较文学研究也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尤其是来自指向长期被压抑的边缘文化甚或大众文化的文化研究。这种情况在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强有力冲击，消费文化和文学也不得不成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热门课题。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的描述，比较文学界确实出现了漫无边际的“泛文化”倾向：除了跨文化、跨文明语境的文学之比较研究外，还涉及文学以外的哲学、精神分析学、政治学、医学等话语。在当今的比较文学青年学者中，以影视和大众文化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者不仅在西方学界不足为奇，就是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也开始出现。这样一来，确实使得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变得越来越宽泛，甚至大有以文化来吞没传统意义的文学研究之趋势，因此卡勒呼吁，“把文学当作其他话语中的一种似乎是有效的和值得称道的一种策略。”（注：关于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新的危机，参阅Jonathan Culler,"Comparative Literature,at Last!",in Charles Berheimer ed.,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Baltimore &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117.）显然，卡勒这位德里达解构主义在美国文学批评界的忠实阐释者已经感觉到了比较文学学科所受到的侵害。但也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可以达到互补的境地，因而没有必要与后者形成对立关系（注：关于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可能达到的互补关系，参阅Michael Riffaterre,"On the Complementarit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pp.66-73.）。我认为，在当前的语境下，后一种态度应当是值得提倡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使得比较文学既保持自己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学科特征，同时又不至于在众多学科的冲击下全然解体。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此可以否认比较文学的存在价值呢？显然不是。毫无疑问，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倾向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与全球化之于文化和文学的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趋向与后现代主义在文化和文学中的反映有着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当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时，仅仅局限于北美的文学批评界，后来随着讨论的日益深入逐渐扩大到文化界进而从北美文学批评界进入欧洲思想界，最后成为一个波及东方和第三世界的全球性现象。在后现代时代，高级的文化产品和艺术品被当成消费品：对文化产品的无所节制的复制，对文学经典的模拟和改写、增殖甚至大宗制作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艺术品的精雕细琢，平面化的人物形象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对人物心理的深入刻画，碎片或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所有这些现象的出现无疑都引起了有着强烈社会使命感的人文学者和文学理论批评家的关注，但他们的关注并没有必要仅仅停留在对这些现象抱一种敌意的态度。更为可取的倒是，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一个理论视角对之进行分析。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学者并没有回避，而是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发表了大量的理论著述。而文化研究的崛起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独特的视角。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和阐释，我们也许能够提出一些积极的策略。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所导致的后果并不会加剧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的对立，反而倒会促使它们共存乃至达到互补的境地。这样，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就不一定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共存和共融的和谐关系。担心比较文学研究的泛文化倾向会无限制蔓延是没有必要的，反之，认为文学研究的不合时宜也会导致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萎缩。所谓返回比较文学的“本真性”在当前这个时代实在是无法实现的。一个有效的策略倒是将比较文学研究置于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从文学现象出发，通过对文学文本的文化透视再返回文学现象的文化阐释。这也许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积极态度。
当然，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通过阅读文学文本来研究文化身份还有另一些有价值的课题，诸如流浪文学(diasporic writing)研究、第三世界的后殖民地文学研究、女性文学的性别身份研究、少数族群体研究等，这些只有从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视野出发才能进行。尤其是在后殖民文学研究领域，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从当代后殖民理论的视角重新阅读一些历史上的以殖民地描写为题材的老作品，例如英国文学中的鲁德亚德·吉卜林、约瑟夫·康拉德、E.M.福斯特等，以及美国文学中的赛珍珠和汤婷婷等，从而发掘出这些作品及其作者的双重文化身份；另一方面，直接考察当代的一些后殖民地（例如非洲的不少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文学文本，在这些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宗主国文学的影响之痕迹，同时也不难窥见殖民地文化对宗主国的民族文化的抵制特征，因而这种文化的“混杂性”(hybridity)便清楚地显示了出来。通过这种“混杂”和“去经典化”(decanonizaion)策略，我们便可实现文学经典的重构（注：参阅拙作《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重铸》，〔北京〕《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第3期。）。可以说，正是在文学经典的形成和重构这个理论问题上，比较文学学者和文化研究者有了可进行对话和沟通的平台。
由此可见，在今天的全球后殖民语境之下来探讨文化身份问题，对我们的比较文学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如何从一个新的视角来重写文学史？在这方面，我们的国际同行已经取得了一批扎实的研究成果（注：这方面的一个突出成果就是由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持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多卷本《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uropean Languages)，由荷兰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出版，目前尚未出齐。）。而国内学界的一些学者却仍满足于低层次的重复：不仅重复西方学者，甚至重复自己的同行。我认为，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重写文学史，必须达到国别文学研究达不到的境地，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说明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取得进展，我们的文学史并没有超出既定的模式。正如多卷本《剑桥美国文学史》的主编萨克凡·波尔科维奇和《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的主编爱莫瑞·艾略特所不约而同地认识到的那样：包括美国华裔文学作家在内的亚裔文学写作以及黑人文学等少数族裔的写作已经融入了当代美国文化和文学的主流，他们的文学实践对于重写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史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注：关于这两位美国文学史家对美国华裔及亚裔文学在美国文学史所起的作用，参阅Emory Elliott et al..eds.,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and Sacvan Bercovitch et al.,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Vol.1.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对他们的有效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研究，自然也是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者所义不容辞的任务。既然西方的学者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将在这方面有何作为呢？
全球本土化与中国比较文学重点的转移
诚然，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我们不得不承认，全球化确实使当今时代的大多数人被边缘化，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而且也见于文化上和文学上，尤其体现在人文知识分子目前所处的境遇：文学和文化市场的萎缩，研究经费的削减以及大学系科的合并，等等。因此毫不奇怪，这种不良的后果遭到了另一种势力的抵制：本土化。在中国以及在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儒学的复兴已经形成了一种足以对抗全球化渗透的强大力量。在这一语境之下，一些亚洲知识分子和人文学者试图寻求一种亚洲的民族和文化认同，这实际上是一种亚洲版本的后殖民主义，它为已经逐渐衰落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在全球化时代的再度复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的一个悖论是，中国并不反对经济全球化，因为这也许有可能刺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文化上，却有不少人担心中国的民族文化会被“全球化”、“殖民化”甚或“趋同化”。在这些人看来，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学传统几乎不受外来影响，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则使得向来被人们尊崇为上帝的孔子边缘化，并使得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传统被阉割了。这也是为什么对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的研究成为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热门课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在我看来，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既然我们从事的是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我们就应该清楚地知道，全球化给文化带来的后果并不仅仅是文化上的“趋同化”，它也同时带给我们不同文学和文化可赖以共存的“多元化”。在这方面，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不应当对当前我们的学科所面临的暂时的不利局面感到沮丧和失望。
当然，全球化也对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认同或身份的确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无法摆脱这一大的趋势。经济上和金融上的全球化无疑给中国带来了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难得机遇，从而使得中国迅速进入国际性的经济大循环。而我们比较文学研究者所最为关注的则是一种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尽管文化全球化也许会很容易模糊一个民族文化的身份和认同，但它照样能带给我们一些积极的东西。实际上它同时带给我们的是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因素，也即我们常说的挑战和机遇。如果我们能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迎接挑战以便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在一个广阔的国际背景下大力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就有可能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使得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髓为世人所知并分享。在这个意义上，以一种近似后殖民的态度顽固地抵制全球化的大趋势只能导致并加剧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再度对立。这恰恰是我们的比较文学学者所不愿看到的局面。
当前，几乎所有的比较文学研究者都对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问题颇感兴趣，詹姆逊最近也颇有见地地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全新的阐释。在他看来，显然，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后现代主义也出现了新的变体，它与现代性形成了一种悖论，也即一件事物要想具有现代性特征，首先它必须是后现代的（注：关于詹姆逊对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最新阐释，参阅他于2002年7月3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公开演讲，中译文题为《当前时代的倒退》，王逢振译，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14日。）。在中国的语境下，后现代主义既是一种外来的东西，同时也产生于本土，它实际上是在融合外来与本土之基础上杂交的一个产物，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西方文化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而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由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文化和文学话语的混杂性日益明显，这倒使得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又有了新的课题。
因此，在我看来，全球化带给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并不都是消极的东西。我们倒不妨取全球化的另一极致，也即借助于全球化的大背景，大力向全世界推广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化。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者花费了很多精力探讨中国文学所受到的外来影响，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们似乎忘记了另一个事实；全球化若作为一种旅行的过程，它的路线是双向的，既有从中心到边缘的流动，又有边缘向中心的渗透。这样，我们就应当与国际社会进行更多的交流和对话，而不应当对西方持一种对立的姿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我们既应当避免一种带有帝国主义霸气的全球主义策略，同时也要克服带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本土主义态度。一种“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策略也许能防止我们的学科再度陷入危机之中。我们十分清楚，保持我们民族的身份和认同固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若将本土化夸大到一个不恰当的地步以至于全然排斥任何外来影响，结果便会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恶性膨胀，使我们宽松的文化氛围再度蒙上一层阴影。我们作为比较文学研究者，应当以一种开放的胸襟来面对全球化的影响：首先我们要在不牺牲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基础上顺应这一潮流，然后，借助于全球化的大趋势来扩展我们与国际社会的文化学术交流和对话，在这种对话的过程中逐步影响我们的国际同行。我们所提出的与国际接轨绝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我们所从事的比较文学也绝不仅仅局限于中西方文学的比较，还应包括中国与亚洲邻国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的比较，甚至包括与非洲的后殖民地文学的比较研究，当然也应包括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比较。总之，这种比较应是跨文化、跨文明和跨学科的，从而使得我们的文学研究真正是一种全方位和立体式的。在这方面，全球化正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多维平台。中国不仅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及丰富文化遗产和文学传统的大国，而且也是一个有着最多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大国，所谓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失语”的现象并不存在于比较文学领域内，倒是我们中的不少人不了解国际学术界的现状，或缺乏足够的自信心怯于与国际同行进行平等的对话。我认为，在与国际同行的对话和交流过程中，为了寻找某种共同的基点，我们也许会暂时在某些方面受到西方学界的影响，甚至为了某种最终的目标而不得不使用西方的语言，但一旦这种对话进入实质性阶段，这种影响和启迪就是双向的：西方学者也会受到我们的影响和启迪而改变他们过去在一个狭窄的语境中得出的结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对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这种贡献不仅应体现在经济上，更应体现在文化和文学学术上。由此可见，在全球化浪潮冲击文学学科和文化市场的今天，我们比较文学研究者肩负的担子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
责任编辑：宝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