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文化交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丝绸之路，传播中国的物质文化；一条是汉籍之路，传播中国的精神文化。”丝绸之路备受瞩目，研究已具规模；汉籍之路刚刚起步，尚需开拓扩展。汉籍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曾经深刻影响东亚地区的汉字文化圈，各国一度出现“威仪共秉周家礼，学问同遵孔氏书”的繁荣局面。追寻汉籍的传播轨迹是深入探讨中外交流的重要途径，更是在宏观视域下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必经之路。近年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海外汉学迅速崛起，学界多以日本、朝鲜、韩国、越南为研究中心，而日本则因保存汉籍数量巨大、质量上乘成为讨论焦点。肖瑞峰教授早在上世纪末已属意于此，指出“文学史研究在由微观走向宏观、单一走向多元后，有必要从域内走向海外”。其新著《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更是海外汉学尤其是日本汉诗研究不可多得的力作。
肖瑞峰旨在打破静止孤立的传统模式，建立动态开放的“大文学史”，认为“文学史研究应当时空合一、纵横交错——‘纵’能思贯古今，勾勒出文学兴衰因革的轨迹；‘横’能视通中外，映现出文学源流正变的脉络”。在宏观浩渺的学术时空中，肖瑞峰率先选择东瀛汉诗这一最具代表性的课题，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加以阐释，积极探讨中国古典诗歌得以衍生于东瀛的历史原因，并从总体上勾勒日本汉诗的盛衰起伏、递嬗演变，进而揭示时代风会、生活环境、审美情趣、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等因素在诗歌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多元综合作用，对于推动日本汉诗甚至整个海外汉学的研究进程具有特别的意义。
该书的宏观研究立足于中国与日本的双向互动，始终以唐诗作为参照系全面检阅日本汉诗。东瀛历代天皇的崇尚与奖掖使得汉诗创作异军突起，先后产生汉诗总集、别集多达769种、2339册，成为海外汉学重镇。东瀛汉诗发展历经《怀风藻》——“敕撰三集”——《本朝丽藻》——《本朝无题诗》四个阶段。其中《怀风藻》主要反映奈良朝诗坛风貌，是日本汉诗发轫的标志。“敕撰三集”包括《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展现平安朝初期的发展状况，昭示诗坛风会由六朝转为唐代的事实。而一条天皇御宇的正历、长德、宽弘年间是中兴时期，高阶积善的《本朝丽藻》与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同朝问世，《源氏物语》预示和文学的兴起，而以《本朝丽藻》为代表的汉文学则呈现创造精神枯竭与主体意识薄弱的颓势，文坛重心随之发生转移。《本朝无题诗》问世于平安朝后期，具有明显的贵族化特征与平民化倾向。东瀛汉诗在历经模仿——变革——创新的全部过程之后，师法对象由《文选》转向《白氏文集》，内容由侍宴应诏发展到抒写性情，体裁由五言过渡到七言，呈现出鲜明民族特色的同时逐步脱离汉诗轨道。
该书的微观研究则以白居易与菅原道真为考察重点。东瀛汉诗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模拟师法以白居易为中心。白居易部分诗歌反映都市，贴近生活，语言通俗，极大程度契合海外读者的阅读水平与欣赏口味，平安一朝诗人不仅模仿白居易的诗歌作品还推崇白居易的生活情趣。白居易晚年信奉佛教，亦与平安朝的奉佛之风相通，“浙东唐诗之路”则在地域方面沟通中日诗人，“浙东唐诗之路”的发源地天台则成为平安朝诗人渴望朝拜的佛教圣地。东瀛汉诗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变革与改造以菅原道真为代表，菅原道真坎坷曲折的人生之路促使其成长为一流诗人，其人生历经占尽“诗臣”风流的仕宦显达时期，初现“诗人”本色的谪守赞歧时期，游移于“诗臣”与“诗人”之间的重返台阁时期，以及“诗人”角色最终定位的贬居太宰时期，诗歌最终突破台阁限制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菅原道真强化了汉诗的抒情功能，提高了汉诗的造语技巧，丰富了汉诗的状物手法，改进了汉诗的谋篇工艺，是东瀛汉诗的最高代表。江户时代东瀛汉诗进入黄金时代，和样化与多样化相互交融，体现江户诗人试图对传统的中国古典诗歌进行变革与改造的不懈努力。
此外，该作品不拘成说，新见迭出。如周一良先生曾经指出日本奈良、平安时代未能引进科举制，因为“缺乏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的条件与土壤”，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肖瑞峰通过详细分析菅原道真的《绝句十首，贺诸进士及第》组诗，指出“日本虽然没有完全照搬中国唐代的科举制度，却在某种程度上对科举制度进行过移植，并在一定范围内举行过具有本国特色的科举考试”，更为客观也更接近事实。同时，该书材料丰富详实，却又毫无罗列堆积之累；语言流畅自然，一扫艰深晦涩之弊，作为学术著作着实难能可贵。
(《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肖瑞峰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石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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