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是以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基础的文化人 类学的一个学派。一般认为，它的形成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奇1949 年发表《人类及其创造》一书为标志，该学派其他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德国的社会学家韦 伯、哲学家斯宾格勒、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等。斯宾格勒在 1918年发表《西方的没落》一书，强调文化的个性发展，批驳文化发展单线论，提出文 化的本质是多元的，任何一种文化类型都无法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其他文化类型头上。 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通过对二十六种主要文明的分析，指出各种文化都有自己 的优点，反对欧洲中心论，认为各文明发展之间具有明显的共时性和差异性，肯定了文 化形态的丰富多样性。赫斯科维奇则指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的核心就是尊重差别 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 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文化相吻合的东西”(Herskovits32)。总之，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差异是现阶段普遍存在的现实，各种异质性文化 无论多么特殊，都自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而且，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 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取、借鉴，并在相互比照中进一步发现和发展自己。
文化相对主义的这种主张必然带来与比较文学相结合的可能性，因为比较文学作为一 门学科的学理依据其核心就在于“比较”的多极性和跨越性。这里，比较不仅仅作为方 法，而且作为带有本体论性质的思维方式赋予比较文学研究者以特有的敏锐和内驱力， 借此能不断寻求比较对象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尤其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各民族交流 日益频繁的今天，比较文学内在的生长态势决定了它必然进入跨文化比较的研究场景， 而跨文化比较的前提就是要承认文化的多元性、尊重各种文化的独特性以及接受不同文 化的差异性，这样，相对主义原则向比较文学的渗透就显得顺理成章。
然而，文化相对主义与比较文学的一拍即合并没有成就一桩十分美好的“婚姻”，文 化相对主义的到来就像一把双刃剑，既促使比较文学向前发展，又带给比较文学若干问 题。本文试图通过对这种悖论性处境的初步揭示，为文化相对主义在比较文学中的存在 进行一种价值评估，从而为比较文学的健康成长做一点兴利除弊的工作。
一、原理的悖论：差异中的对立
在比较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文化相对主义的到来是负有抵抗和消解“文化中心论”的 重要使命的。只要回顾一下比较文学百余年的历史，就可以看出这门学科在大部分时期 内几乎是以泯灭亚、非、拉各民族文化特色为己任的。在比较文学颇为兴盛的20世纪20 年代末，法国比较文学家洛里哀就曾预言，各民族文化传统“将消灭在一个大混合体内 ”(352)。不言而喻，作为比较文学产生的源头和研究中心，欧洲当然是统治这个“大 混合体”的核心。到了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一书的作者维斯 坦因教授仍然认为东西方异质文化之间的比较文学是不可行的。然而，文化相对主义的 出现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改变动摇了比较文学的这一研究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 来，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运动已接近尾声，后殖民主义深入人心，使得各民族纷纷返 本归源，极力显示和发挥本民族的文化特点，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文化领域的民族性 ；更重要的是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导致世界范围内的信息沟通和文化交流成为不可 阻挡的潮流，以至任何自我封闭、固守一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 这一切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比较文学可以不再局限于同质的西方文化内 部，而是在欧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异质文化的比照中，获得空前未有的发展空 间。时代的变化催生了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作为文化多元论的主张者，又整合 了比较文学现实发展的多种诉求，赋予比较文学原理以更为全面和新颖的含义。这主要 表现为，文化相对主义对文化多元性和差异性的强调，一再显示出文化的民族性和空间 地域性，从而有效破除了既有的文化等级制度，大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并在 这一领域开创了一个平等对话的新时代。而这种平等对话机制的建立，又能有效地控制 比较中的各种因素，准确把握住各比较对象间的异同关系，并第一次真正使比较文学的 根本目的回归到自己的本位，那就是，打倒形形色色的文化中心主义，促进多元文化的 沟通与融合，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冲突以至武装冲突，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寻 求世界文学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从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可以说 ，文化相对主义在比较文学中的体现主要是一种考虑问题、观察事物的视角，一种宽容 的学术态度和积极的对话精神，一种跨文化的认知模式。它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一个宽松 的语境，又构建了一种平等的氛围，它促使各种异质文化在一个平等和谐的比较平台上 实现互补、互证、互识，从而走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多元文化的比较研究。
然而，文化相对主义对比较文学原理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首先表现为，文 化相对主义对文化多元性的过分强调导致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对差异性的“超重”感知， 这种感知事实上否定了文化的可比性和文化的可评价性，很容易激活具有封闭性和排他 性的文化保守主义，并进而演变成趋于极端的文化孤立主义。这种现象的易发性实在有 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即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浪潮。因为在殖 民主义引发的反殖民运动中，一个民族在争取政治独立时，随着民族意识的高涨，在文 化上很容易产生追寻文化之根的偏激。正如赛义德所言：“文化常常咄咄逼人地与民族 和国家绑在一起，把‘我们’和‘他们’加以区分，几乎永远伴随着某种程度的仇视他 国的情绪”(《赛义德自选集》164)。在这种难以排遣、或明或暗的仇视情绪的影响下 ，比较文学的研究者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而忽略本民族文化 可能存在的缺失，强调本民族文化的统一、稳定而畏惧新的挑战和发展，把对本民族文 化的固守当作以武力反抗殖民主义之外的“第二战线”，竭尽全力地在文化相对主义的 渗透中寻找和坚守本民族文化的位置，千方百计构建描述本民族文化的诗学体系，把比 较文学研究主要当成了寻找和保护“自我”文化的战场。毋庸讳言，任何一个民族都有 自己弥足珍贵的文化传统，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可以说就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捍 卫和张扬自己的民族传统应该说是值得称颂的。然而，一旦这种情绪浓化为偏激的民族 主义，就极易导致将民族文化个性的寻求转化为排他性的研究范式，把对差异性的考察 演变为对立依据的探寻，由此逐渐堕入封闭、孤立的文化保护主义，从而在消除旧的不 平等的同时又建立了一种新的不平等。
此外，文化相对主义还为比较文学带来了过分宽容的认知模式，对此，厄尔·迈纳曾 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相对主义本身包含着对其他文化模式的宽容，然而它又把这种 态度带到了对那些不宽容的文化的研究之中”(334)。在文化相对主义的旗帜下，既然 一切都是相对的，绝对价值就失去了市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无论正面和负面)便都有 了自己存在的理由。于是，比较文学研究就可能逐渐远离对整体性的世界文学的皈依， 并会有意无意地削弱对人类文化同一性的研究，淡化以至消除对人类共同标准和普遍真 理的追求，从而事实上否定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
就这样，在比较文学中，文化相对主义陷入了一个悖论：在承认和强化差异的同时又 构建了对立和冲突，在消解中心走向多元的同时又容留了文化的负面价值和极端个性。 这一悖论有可能滞缓比较文学前进的步伐，因此很有必要对比较文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 进行清理。我们认为，文化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都已经证明，纯而又纯的文化个性事 实上是不存在的，全然相异的民族文化也难以寻找，差异只能是相对之异，因此要在比 较中寻找和固守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根本没有可能。“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 的”(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179)。“一切文化的历史都是文化借鉴的历史，文化 不是什么密不透风的东西”(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276)。所以，文化的差异性和 同一性是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真正的相对论应该是：既承 认差异又认识到差异是有限的；既珍视本族文化传统，又尊重他种文化个性；“世界是 我们的，又是他人的”。同时，比较文学还应该超越相对主义的阀限，确立世界文学的 远大目标。因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只有民族 的，才是世界的”这一提法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全部需要。全球化时代需要一个新的提 法与之并行：“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只有真正具有民族独创性的文 学，才可能成为世界文学；只有真正以世界文学为发展目标，才可能促进民族文学的进 一步发展。
二、方法的悖论：多元中的解构
比较文学学者大都认同这样的观点：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正在于通过比较研究， 考察乃至建立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联系——无论是历史的联系还是逻辑的联系，从而达 到交流和对话的目的。这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世界文学发展的内在需 要。而促成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正是文化相对主义的题中之义，因此，相对 主义原则作为比较方法的相对法则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确立，能有效地从方法论上控制 那些看起来无法逾越的“集体意志和观念”，诸如文化中心主义、文化保护主义以及民 族虚美之心等等，从方法论上规定比较的态度：互相理解、平等对话，从而使比较的目 的得以真正实现。同时，文化相对主义对文化中心论的批判和消解展示了一种多元开放 的思维方式，体现了对确定性和本质性的挑战，吻合了现代人类对事物恒定性的怀疑态 度。“人类现实是不断被建构和解构的，任何诸如稳定本质之类的东西都会不断受到威 胁”(赛义德，《东方学》428)。在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菜单中，多元性、分离性、不 确定性，这些过去曾被压抑被遮蔽的事物特性，如今得到了自由地表现并浮升至显赫的 位置。“让我们向统一而稳定的整体开战!”(利奥塔211)这就是文化相对主义的响亮口 号。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强力辐射下，比较文学研究者们意识到，所有的比较都是相对的 。这就促发当代比较文学自觉走出以一般事实联系和异同命题为出发点的简单比较的方 法模式，主动放弃追求具有全球统一性、规律性的文学和诗学理想，坚持从人类文化的 现状和合理交往方式出发，站在多元文化共存、互补互进的文化生态立场，打造能够探 讨本土文学和世界文学相关问题的有效方法论体系。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相对主义驱使 比较文学研究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独断走向宽容、从单调走向杂色。 它强调世界的本质不是“同一性”而是“差异性”，认识的目标也不是占有绝对真理， 而是去确证“为我而存在”的“相对真理”，进而赋予比较文学一种相对宽容、容忍异 质性和多样性的思维方式。
然而，文化相对主义所提倡的多元共性、没有“基础”和“本质”的解构主义、不要 “中心”和主体的视角多元主义等等观念，在推动比较文学迅速前进的同时又对其方法 论基础造成了威胁，导致比较文学成为无根的浮萍而陷入恍惚迷离状态。因为如果一切 都是相对的，没有确定性和客观性，这种认识自然也会转化为衡量比较文学自身的标尺 。以怀疑、否定精神铸造的方法之剑，最终又会刺向自身，其结果是比较文学自身的价 值也会被消解。人们不应否认的是，比较文学也是一门科学，而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 于寻找普遍规律以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结果，文化相对主义却显示出与此原则背 道而驰的趋势。“如果一切都被相对化，那么在比较研究乃至其他研究领域中，任何有 意义的工作都不能展开”(迈纳 342)。而比较文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总结不同文化体系 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从不同语境来解决人类在文学方面遭遇的共同问题，并寻求全人 类文学发展的一些普遍规律。可以说，文化相对主义不大可能帮助比较文学完成这一任 务。
这种崇尚多元却又解构一切的方法论悖论其实在向我们警示：提倡多元开放的思维模 式，并不意味着可以使之无限地发展为主观任意性和空疏的自由，而是应承认多元中的 统一性和可通约性。这种立场，就像一位思想家所说的：“文明人之所以不同于野蛮人 ，就在于文明人既了解他的信念之‘真确性’是相对的，而又能果敢地维护那些信念” (伯林 215)。一与多、约束与开放、确定性与流动性等二元对立的矛盾关系应该在一张 辩证的张力网中实现内在的统一。因为人类的发展无法回避一些共同的基本准则，尤其 是今天日渐强烈的全球化趋势，事实上涵蕴着通过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以维护人类整体利 益的客观要求。因此，我们在接纳文化相对主义的时候，还应该果断地寻求比较文学中 客观存在的多种共识。
三、话语的悖论：疏离中的接受
文化相对主义对文化多元性和差异性的强调唤醒了各民族的文化独立意识，尤其是原 来处于边缘地位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民族国家纷纷有意识地通过寻找自己 民族的文化之根来重新确立本民族文化的独特地位。表现在比较文学中，就是这类地区 的研究者们在民族感情的驱使下特别关注本民族文化的彰显，在多种文化的交流中自觉 争取本民族文化的应有地位。而任何文化的载体都是与之相适应的一套语言符码，或者 说，任何语言符码都是文化取向和知识规范的结果，因此，要向“他者”展现“自我” ，就必须掌握一套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相适应的叙事立场和话语方式。这一工作的展开自 然首先是从抵制外来话语开始的，因为不清除殖民统治所带来的强势话语的影响，就不 能为新的建造奠基。第二步理所当然的是转向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从中寻找或 重构吻合自身文化背景的本土话语，以图在跨文化的沟通与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使 比较文学研究由过去的独家言说转变为众声喧哗。如20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界针对自 身话语权即将失落的危险，大声疾呼要构建中国文论的独特话语、要寻回中国文学的叙 事传统，种种行为即是对文化相对主义倡导比较文学多声部建设的热烈回应。
然而，比较文学最深切的内在要求就是要有平等、有效的对话交流。对话，自然是互 相言说、互相倾听，而不是自说自话、互不交流。而要对话、要交流，就必须有能够相 互沟通的话语，也就是说，要有一套双方都能认同和理解的言谈规则。那么，谁是这套 规则的制定者呢?只要看看比较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就只能说，是西方。因为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由西方学者率先开创的，在比较文学的源头，东方完全缺席 。西方学者创造了比较文学学科，自然也就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话语方式，而话语的形 成就意味着在学科内产生了这样一套语码，它使自身所包含的意义和规则成为不容置疑 的知识，由此获得了说话的权力乃至支配说话的权利。这种权利伴随着强权政治，既在 政治经济范围内、也在文化范围内向着非西方世界全面渗透。这就决定了非西方世界对 比较文学的接受首先就是对西方创造的话语方式的接受，处在非西方世界的我们只能在 既成的话语权利的统治下开始“我们的”比较文学的最初研究。这样，我们要想创造自 己的话语，就得首先接受西方的话语；我们要想远离西方的话语权力，就得首先进入西 方的话语统治；要抵制先要迎合、要独立先要依赖，这种尴尬而痛苦的处境，我们不愿 体验却又非体验不可。比较文学平等对话的理想必须从不平等对话的现实开始，设想多 民族的文化交往不存在权力问题只能是天真幼稚的期待。
由此看来，文化相对主义激发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比较文学学者对自身话语权力的珍视 ，同时又展示了在现实研究中令他们难堪的本土话语的弱势地位。重建本土话语、争回 话语权力的双重责任驱使他们在反抗和疏离强势话语的过程中又不得不接近和理解对方 ，这种浴火重生般的经历是处于比较文学中的“弱势群体”难以回避的现实。然而，我 们不应忘记，“当我们渴望让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时，我们经常忘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 拥挤不堪的世界里，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声音纯正无瑕，或至高无上，到头来只会 招致无休止的争争斗斗、吵吵嚷嚷，甚至带来血腥的政治混乱”(赛义德，《赛义德自 选集》174)。因此，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不意味着凌驾于别人的声音之上，更不意味着让 别人噤声闭口，只有既说又听，言来语往，当代比较文学才有可能成为宏伟壮阔的交响 曲。
综上所述，文化相对主义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显示了它在比较文学中的存在。因它而产 生的这种悖论性处境应是它与比较文学相结合的必然结果，但决不是最终的结果。比较 文学在吸收文化相对主义所给予的营养的同时，应该抛弃连带产生的糟粕，然后继续自 己的行程。文化相对主义对比较文学的滋润只能是比较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 ，比较文学在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还会遭遇许多问题，并在解决问题之后一路前行。这 ，应该是一种确定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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