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列文的文学创作与当代影响
在20世纪90年代时局动荡的多事之秋，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家维克多·佩列文(Виктор Пелевин, 1962— )以黑马的姿态出现在当代俄罗斯文坛，迅速成为一颗文坛新星，散发出强烈而耀眼的光芒。他精力旺盛，笔耕不辍，先后创作出一系列兼具可读性和思想性的畅销严肃小说，诸如《蓝色灯笼》（1991）、《奥蒙·拉》（1992）、《昆虫的生活》（1993）、《恰巴耶夫与普斯托塔》（1996）、《黄色箭头》（1998）、《“百事”一代》（1999）、《转折时期的辩证法》（2003）、《美女菠萝水》（2010）等。凭借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和民族文学传统的承继，佩列文迅速成为当今俄罗斯“几乎唯一畅销的纯文学作家”、2009年度最有现实影响力的作家，更被法国杂志选入“当代世界文化最杰出的1000名活动家名单”。在莫斯科地铁中，时常可见用智能手机或iPad阅读佩列文小说的乘客；在各种类型书店里，亦不难看到热情购买其小说的无名粉丝；在互联网上进行电子阅读的读者中，估计也有相当一批铁杆粉丝；更有甚者，即使“在近些年里除了电话号码簿外什么书也不读的人”，对其小说也颇感兴趣。
在佩列文50岁之际，享有盛誉的《独立报》以专栏整版篇幅，刊载长文《佛的小指：“百事”一代巡检50岁佩列文》，对其人其作进行回顾，对佩列文现象进行剖析。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标题中“佛的小指”实质乃是一种隐喻和象征，来自佩列文小说《恰巴耶夫与普斯托塔》（又译《夏伯阳与虚空》）的英译名Buddha's Little Finger。而所谓“百事一代”则喻指在苏联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俄罗斯人，他们喝着百事可乐，吃着炸薯条，读着欧美书籍，行为思考截然不同于前辈，即受欧美西方文化影响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俄罗斯年轻人，也隐喻着当代俄罗斯在民族道路和文化归属上的西方倾向与艰难选择。
阅读佩列文的主要作品，不难体验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文化因素，触摸到无处不在又融洽圆润的东方文化氛围。通过融汇中俄文化因素的文学创作，佩列文不仅使中国文化超出汉学研究而成为文化审美因素，也使当代俄罗斯文学呈现出别样的中国文化图景。因此，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学现象和文化行为，佩列文作品弥散着强烈而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这无疑值得密切关注和冷静分析。
佩列文小说中的中国文化呈现
受早年阅读老庄译本的深刻影响，佩列文雅好中国古代哲学，痴迷东方文化，常常在其小说中借用中国或东方文化元素，营造异域氛围，表达深刻思想。从创作伊始直到现在，佩列文的小说在典型的俄罗斯社会现实氛围中，或多或少地将西方文化背景和民族文学传统与东方文化因子或中国文化因素巧妙融会起来，形成比较典型的杂糅特色或跨界景象。
中篇小说《蓝色灯笼》里借用中国或东方习俗，门前悬挂“蓝灯笼”意味有人辞世，正在治丧，以清幽冷寂之光营造毛骨悚然的气氛。通过死者彼此对话，旁及人心善恶和社会面貌，在荒诞不堪的情节中，作者深入探讨东西方的生死观念和人生哲理。短篇小说《苏联太守传》又作《一个中国人的俄罗斯黄粱梦》，包含着蚂蚁缘槐、南柯一觉和黄粱美梦的典故。作者巧妙地给中国民间故事添加了苏联时代背景，构拟出荒诞的俄罗斯奇遇：中国农民张七原本不名一文，穷困潦倒，却梦见自己在莫斯科加官晋爵，娶妻生子，呼风唤雨，风光无限。梦醒时分，他看到的却是自家仓库里的一个蚂蚁巢穴。梦境现实，迥然相异，煞是荒诞。这种充满怪诞氛围和嘲讽意味的故事，在故事情节上与淳于棼梦游槐南国的奇遇并无二致，但在思想意涵上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南柯一觉典故意在诉说人生苦短，世事无常，提醒人要克制欲念，参透一切；而佩列文却意欲通过荒诞的故事，在批判集权统治的荒谬和个体命运的卑微之同时，着重在西化浪潮、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泛滥中，挖掘人的复杂性、自由意志、对上帝信仰的自我体验能力等主题。
《恰巴耶夫与普斯托塔》的英译名“佛的小指”，无疑道出了该作的宗教思维和佛学精髓：佩列文尝试以东方佛学的“虚无”对照转型时期的俄国人心灵的“虚空”，隐隐然以禅学作为慰藉茫茫人心的归依，经由禅宗的虚空和无有主题探讨人的意识和世界本源问题。该小说具有典型的梦幻色彩和蒙太奇叙事：1919年动荡之际，面对昔日同窗、今日革命者埃尔年，彼得·普斯托塔坦陈因诗获罪逃亡至此，而立场鲜明的埃尔年却掏出手枪。无奈之下，彼得杀死同学，更名换姓扮成埃尔年，参与一系列活动，醒来后却发现自己置身异度时空，被送进精神病医院……。主人公彼得具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身份：其一是颓废派诗人彼得·普斯托塔，被送进莫斯科的一家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患有医学上的“伪人格分裂症”；其二是夏伯阳师的政委埃尔年，与夏伯阳（即恰巴耶夫）搭档指挥部队，而夏伯阳则成为幽默的点缀。故事情节也具有两个不同的时空：其一是1919年夏伯阳所率的红军师部，其二是当今俄罗斯精神病医院的虚空环境。主人公的身份在两个交叉进行的梦境里不断转换：此梦醒来是彼梦，彼梦醒来是此梦，何者为真，何者虚假，在主人公眼中难分难解；此时此刻，彼时彼刻，在梦境中不断模糊化为虚空。作为禅宗佛祖的转世之身，主人公“左手吊在一条黑色的亚麻布带上”，“手上缠着绷带，看得出来，本该包着小指的地方是空的”。在“上帝已死”的20世纪至21世纪之交，面对苏联解体带来的社会动荡、经济倒退、生活窘迫、文化混乱的“世纪末”景象，作者意在由此证明世界存在虚空道理，主人公小指的缺失隐喻着佛学的虚空真谛。
《“百事”一代》描写了苏联帝国解体、意识形态巨变之际，在迅速商业化的新现实中，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的知识分子塔塔尔斯基如何成为广告精英的。通过成为东方女神伊什塔尔的人间丈夫，塔塔尔斯基获得源源不断的灵感，成为广告巨子，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最终成为业界大亨。该书并非意在全景式描写从苏联帝国到新俄罗斯转换之际，俄罗斯社会的动荡、经济的转型、现实的混乱以及意识的多元，“而是智慧的转型，这智慧在忙于解决现实生活急速变化条件下的生存问题”。佩列文对情节的构思和对主题的思考，氤氲在挥之不去的中国文化氛围：“这本书就是一个俄罗斯版的《西游记》故事”。不同的是：其一，在《西游记》中，经过诸多磨难猴子越来越像人，而在俄罗斯，人民却在不断努力使自己更像猴子；其二，《西游记》中师徒旅行的“目的是精神上的”，而“俄罗斯版旅行的目的则完全是物质上的。这次旅行的目的就是获得大笔的金钱”；其三，唐僧师徒四人在不同时空中，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而塔塔尔斯基只不过在电视、电脑、广告创意等媒体构建的虚拟空间中，不断游历冒险，而游历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的虚拟性”。因此，“《“百事”一代》的主题，就是人的智慧以及作用于这一智慧的手段，就是商业的和政治的广告”。佩列文坦承，“中文产生过许多伟大的作品，那些作品塑造了作为个性的我。”不难看出，佩列文对东方文化和哲学的了解，在同时代人中算是比较深刻和深入的。这种个性化思考和跨文化诠释，比较直观而鲜明地体现在其小说中。
《阿狐狸——反转圣书》是佩列文近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之一，带有明显的中国文化氛围和东方哲理意味，体现出跨文化诠释和个性化改写特征。该书主人公是名为阿狐狸的莫斯科高级妓女，以其第一人称现身说法的方式，讲述中国狐狸女妖与俄国狼人上校的爱情故事。据阿狐狸自述，中国古代历史上鲜见关于她的记述和痕迹，但干宝的《搜神记》中记述了王灵孝被阿紫狐狸诱惑的故事，此乃阿狐狸的前生往事。这种前生往事般的叙述，使小说在不同时空中穿梭跳跃，在不同文化中纵横捭阖，给小说增添了不少异国情调和历史氛围。作者意在通过时空交错、人狐转换，揭示莫斯科社会现实和人生百态，更着意探寻人生存在的哲理意义。
此外，在《数字》、《“第五”帝国》等小说和其他随笔中，佩列文也或多或少地涉及中国文化元素，将其视为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元素和表达文学诉求的重要手段。事实上，在文学创作中借用或挪用中国文化元素，并非佩列文一人之专利，而是一定范围内的俄罗斯当代文学和文化现象。汉学家В. 瓦尔扎佩强的《秉烛夜游客》（1987）和С. 托洛普采夫的《回归太白》（2001）直接描写李白的风流倜傥与魂归太白，畅销书作家Б. 阿库宁的试验剧《阴阳》（2005）演绎中国道家人生观，等等。值得补充的是，借用或挪用中国元素来反映时代问题，不仅表现在当代俄罗斯文学创作中，也部分反映在当代俄罗斯文学研究界。一向关注本土和西欧文学理论的权威文学理论和批评杂志《文学问题》，也开始关注中国文学的存在和发展问题。该杂志2009年第2期刊载的斯米尔诺夫（Игорь Смирнов）的学术论文《中国诗歌的翻译，或学者与诗人的小争执》，通过丰富史料还原了1932年苏联文学研究家博布罗夫（Сергей Бобров，1889—1971）和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1881—1951）院士在书信中讨论的中国古代诗歌与诗学翻译等话题，重现了中国古诗意蕴及其美学价值。
中国文化元素的跨文化省思
所有这些文献学现象，无不说明中国文化和东方智慧，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化元素的魅力。俄罗斯小说借用或挪用中国文化元素，并非是对中国文化的钦羡与服膺，亦非对中国文化的祛魅与贬低，而是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和时代语境：借异域之境，来照看自我之美丑；借他者之方，来疗治自我之病灶。由此，对中国文化元素和历史情节，包括佩列文在内的当代俄罗斯小说家，也就有了不同的诠释和个性化的解读。在符号学家安贝托·艾柯看来：文本的诠释潜在地具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对任何事物的诠释和建构都有一个相对性和有限性，不能像流水一样肆无忌惮任意流淌，超出文本界定的大致范围；否则，过度诠释将导致解读的无限性和建构的任意性，从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走向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很显然，对于中国文化因素的诠释，佩列文并非完全忠于原文，合乎原意，而是既有合理阐释，又有个性改写，既有无意误读，又有故意误读。在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个体与家国、时代与政治之间，各类文学叙述粉墨登场各显神通，如何处理不同题材与主题、如何协调各种话语关系、如何平衡不同力量形态，就显得妙趣横生耐人寻味。在涉及到国家民族与意识形态、大众群体与社会现实、私密体验与商业消费等彼此纠缠的问题时，不同修辞术和叙述法尤其引人遐思。
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本土作家，莫言的小说充盈着浓郁的奇谲冷峻的中国式想象，弥散着浓厚的中国乡土审美元素，又有着挥之不去的西方文化基因。在某种程度上，这与佩列文的小说文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正因如此，《酒国》和《丰乳肥臀》的俄译者叶果夫曾称，莫言是当代中国的佩列文；我们似乎也可以说，佩列文是当代俄罗斯的莫言。莫言小说中的中国文化元素与佩列文小说中的中国文化元素，既彼此关联，又有不同。二者都是对中国文化的艺术评判与探究，想象认知与解读，是对中国文化的符号化建构和想象性呈现。这是两者的相通相融之点，也是其彼此关联之处。不同之处在于，作为跨文化的具体呈现，佩列文小说充满比较强烈的民族特色，以西方视角和主流思想为核心，关照作为异域他者的中国文化，其对中国文化的评判和解读带有明显的俄罗斯主流文化的痕迹。作为本土文化的艺术缩影，莫言小说的中国文化因素则是民族文化在当代时空的艺术想象和传承，在不同意识形态和文人学者的学识累积中，体现出明显的传统意识、文化情趣和民族诉求。二者的差异与同一、对话与嬗变，在跨文化交流和全球化时代显得更加重要和必须。
由此，透析佩列文小说中的中国文化元素，不仅可以认知中国文化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接受差异和表现形态，理解异域的社会整体状况和个体的生存方式，而且可以管窥不同的艺术类型如何形成、如何存在，思考当代文学、海外汉学、比较文学等学科体系如何建立、怎样发展、文化意义如何。这也意味着，对于域外文学的中国文化因素，我们既不能一味叫好，也不能一棒打死，而要以比较眼光和国际视野，从跨文化角度审视中国文化的域外形态，评判其域外形象的建构，评估其海外传播的意义。这也许是佩列文小说中的中国文化元素现象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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