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现代比较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都与当时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密切相关。所谓的影响研究发端于民族国家在欧洲得到确立的时期，其背后的推动力也是现代民族主义，“莎士比亚在德国”、“哥德在法国”曾经被讥笑为“文学贸易”，但的确是这种模式的比较研究的经典性课题。第二个阶段叫平行研究，是冷战时期的主导性研究模式，这个时期的文学研究最忌讳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因素”的干扰，所以比较文学也致力于不同文学的“内在价值”的比较，相应流行的就是“莎士比亚与汤显祖”一类的题目。继之而起的新模式没有一个公认的名称，但是和所谓的后殖民批评有着明显的关系，甚至可以把后殖民批评称为比较研究的第三种模式。这种模式从后结构理论吸取了“话语”、“权力”等概念，致力于清算伴随着资本主义扩张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尤其是其文化方面的问题。这种批评的所谓“后”字既有“反对”的意思，也有“在……之后”的意思。
现在我们也许有理由提出比较研究的第四种模式，也就是“新帝国治下的比较研究”。后殖民批评的假设前提是正式的帝国／殖民主义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点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当时不同政治阵营能够加之于对方的最严厉的谴责莫过于“帝国主义”了。这种共识是后殖民批评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先决条件，当“帝国”去而复返，上述先决条件不复存在，自然意味着后殖民批评不再具有不证自明的有效性。今天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比较研究必须在新帝国条件下重新界定自己的任务和方向。
新帝国的发明权属于美国，其名称有时候叫“新罗马帝国”，有时候叫“美国治下的和平”，都不能很好地反映它的真正的性质。不论如何，肯定不是英国人库伯所说的“新自由帝国主义”，因为它赋予自己的主要任务不是保护典型地反映自由主义本质特征的消极自由（尽管是采取帝国主义方式），而是在全世界，包括它的每一个地区，富有活力地采取行动来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与自由主义不同，新帝国果断地使用“正确”与“错误”的语言，坚信自己掌握着“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都是正确的正义原则”，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条件下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但在任何地区任何时候都不存在不同的道德，换言之，只有一种超历史、超时空的道德。新帝国承诺将使世界成为“对于所有公民来说都是更美好的地方”，但关于何为“美好”则绝对“没有任何商量”(nonnegotiable)的余地。新帝国的使命，有如日本卡通片，旨在“全世界祛除邪恶”，消灭“文明的敌人”，实现永恒正义，等等。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新帝国有权利单方面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有权利强迫每一个国家承担起它们的“主权责任”。
新帝国背后的哲学思想是这样一种东西：承认真理、道德和价值的多样性是一种致命的虚无主义，而且对虚无主义有一种类似或冒充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恐惧和憎恶。新帝国确实要进行思想战(war of idears)，但在根本上它不承认亨廷顿所说的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因为谬误、邪恶不可能与真理、正义分庭抗礼；真正的冲突存在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的内部，如何解决这种冲突据说事关这些文明的前途。帝国文明的高贵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尽管真理是要与利益相结合的，但它仍然表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思想性，而这种品格与冷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大相径庭。所有这些都是很新鲜的东西，很耐人寻味。各种非帝国文明该何去何从，这应当成为比较研究的正业。
另一方面，新帝国文明毕竟是一种很奇特的东西。一般地说，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当它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时，也就是说，当它对自己很有信心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文明，或者至少容易让人相信它的形式主义是主导的方面。这个文明通常宁愿将其暴力的性质深深地掩藏起来，让暴力披上一层委婉化的外衣。它的实质性内涵往往是在发生严重冲突或危机的时候才显露出来，而且由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甚至在这样的时候也主要是在所谓的后发国家以某种怪诞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魏玛德国时期就是这样。但今天的形势似乎并没有让人感觉到那样的严重性，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这里也是比较研究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这样的研究既需要跨越单一学科的界限，又要能够在相当广阔的时空视野里把握资本主义的脉搏。资本主义的神秘性来源于它归根结底无力控制它自己的运动所释放出来的怪物。
透过新帝国的华丽辞藻，实际发生的是一次资本主义的自我祛魅，这样的坦率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因此也就特别值得重视。如果我坚定地站在资本主义一边，我将会为它感到忧虑，会觉得它这种反常的亢奋是某种可怕的未知疾病的症状。为什么它放弃俗称“看不见的手”的资本的逻辑，转而张扬枪炮的“看得见的脚”的逻辑呢？如果事情反过来，我就会觉得放心，觉得一切正常，天下太平。如果我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我同样会感到惊讶，但我不会以为这预示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更有可能的是，如果找不到一条出路，这个“利维坦”会让无数的人为它殉葬。
收稿日期：2003-07-11
责任编辑：宝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