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细致梳理了1920年代周作人对于雪莱的译介活动。在他的翻译作品和纪念文章中，周作人突出的是雪莱在作品中体现出的“无抵抗的反抗主义”，而这正契合了他本人在这个时期所持的政治观点。同时，周作人就雪莱诗句翻译与当时的文人进行了“笔战”。他将雪莱视为“最希腊的英诗人”，而这也与他自己对古希腊文学的热爱所吻合。
【关 键 词】雪莱/周作人/“无抵抗的反抗主义”/“最希腊的英诗人”
【作者简介】张静，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
周作人是继鲁迅和苏曼殊之后译介雪莱的又一个重要人物。①1922年是雪莱逝世100周年，他在5月31日的《晨报副刊》发表了雪莱诗歌《与英国人》(Song: Men of England)的中译，2个月之后又发表了《诗人席烈的百年忌》。除了1922年的译介活动之外，周作人在1920年代后期还就雪莱的《致夜神歌》(To Night)与《京报副刊》的文人展开过激烈的讨论。
一、破坏性与建设性：周氏兄弟笔下不同的雪莱
1922年5月31日的《晨报副刊》上，周作人(署名仲密)发表了他翻译的雪莱诗歌《与英国人》：“英国人，你们为甚耕种/为了那作践你们的贵族？/又为甚么辛苦仔细的织，/织那暴君的华美的衣服？/你们为甚衣食救护，/从摇篮直到归坟穴，/养那些忘恩的雄蜂们，/好吸你们的汗，——不，还有饮你们的血？”在列出这一连串的诘问之后，雪莱用最直白的语言鼓舞人民道：“去播种子，却不许暴君收去；/去得金钱，不许骗子藏起；/去织衣服，不许懒惰的人穿；/去筑兵器，自己拿了保护自己。”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元老，周作人发表的这首译诗，正是和文学研究会所倡导的为人生的写实主义的文学观念相吻合的。不过，周作人在附记中澄清此诗的翻译只是受人所托之作。②
雪莱的说教诗为数不多，这首写于1819年。雪莱夫人在《有关1819年诗歌的题记》中指出：“雪莱热爱人民，并且尊敬人民，因为和大人物相比，他们往往更有道理，而且总是受苦受难而值得同情。他相信两大社会阶级的冲突不可避免，并且热切地站在人民一边。”[1: 218]正是由于雪莱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立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作为诗人，他可以看出这种阶级关系，并且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来权衡它，因此，将雪莱称为“社会主义者”。③雅克·巴尊(Jacques Barzun)也曾经指出：“历史上的雪莱是一个用早熟、犀利的眼睛注视英国政治和工业现实的人，一个得到完全施展的有‘社会良知’的诗人，一个有相当大视野的观察家以及心理学家。”[2: 56]
仅就周作人翻译的此诗而言，无法断定他对雪莱持有的态度是否同样也是“社会主义者”式的。他的译诗不禁使人联想起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塑造的包括拜伦和雪莱在内的一系列反抗的“摩罗诗人”形象。然而，通过比对二人的译介可以看出，周作人和鲁迅对于雪莱的阐发有着显著的不同。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将雪莱看作“抗伪俗弊习以成诗，而诗作亦即受伪俗弊习之夭阙，此十九稘上叶精神界之战士，所为多抱正义而骈殒”[3: 87]的恶魔诗人。与鲁迅将拜伦和雪莱二人看作是反抗世俗、追求自由的同质的恶魔诗人不同，周作人坚定地指出了拜伦和雪莱的异质性：一个是破坏的，一个是建设的。在《诗人席烈的百年忌》一文中，周作人开宗明义地指出：
摆伦的革命，是破坏的，目的在除去妨碍一己自由的实际的障害；席烈是建设的，在提示适合理性的想象的社会，因为他是戈德文的弟子，所以他诗中的社会思想多半便是戈德文的哲学的无政府主义。戈德文在《政治的正义之研究》里主张极简单的共同生活，在现在的术语分类，可以说是无政府的共产主义，但他主张性善，又信托理性与劝谕的力，所以竭力反对暴力，以无抵抗的感化为实现的手段[4: 1]。
周作人看重的是雪莱的建设性和“理性的力”，即“主张性善，又信托理性与劝谕的力，所以反对暴力，以无抵抗的感化为手段”而建立“无政府的共产主义”[4: 1]。周作人认为，雪莱的思想，在两首诗中体现得最为明了：一个是《伊思拉谟的反抗》(The Revolt of Islam，现通译为《伊斯兰的起义》)，一个是《解放的普洛美透思》(Prometheus Unbound，现通译为《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
周作人指出，《伊斯兰的起义》④中的两位主人公“纯用和平的劝谕使被治者起而逐去暴君，迨至反动复来，他们为敌人所得，仍是无抵抗的就死。他们虽然失败了，但他相信这种精神不会失败，将来必有胜利的时候。”[4: 1]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同样也曾论及该作品，也看到了诗歌所蕴含的“无量希望信仰，暨无穷之爱”[3: 86]，但是他看重的是作为诗人化身的主人公的“热诚雄辩，警其国民，鼓吹自由，掊击压制”[3: 86]的反抗力量。
在《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中，周作人认为雪莱构筑了一个黄金世界：“可嫌恶的假面落下了，/人都是无笏的，自由，无拘束的，/只是相等的人，不分阶级，没有部落，也没有国家，/离去了畏惧，崇拜与等级，/是自己的王，正直，和善而聪明。”[4: 1]这个黄金世界，是一个乌托邦的世界。而如何才能到达这个乌托邦的黄金世界呢？
忍受“希望”以为无限的苦难，
饶恕比死或夜更暗的委屈，
反抗似乎万能的“强权”，
爱而且承受：希望下去，
直至“希望”从他自己的残余创造出他所沉思的东西；
不要改变，不要踌躇，也不要后悔；
这正如你的光荣，
将是善，大而愉乐，美而自由；
只此是生命，愉乐，皇国与胜利[4: 1]。
忍受，饶恕，希望，爱，这些字眼，搭成了通往黄金世界的路。周作人认为这也便是“席烈的人生哲学的精义”，即“无抵抗的反抗主义”[4: 2]。
二、“无抵抗的反抗主义”
周作人在《诗人席烈的百年忌》一文中认为，雪莱的《无政府的假面》(The Mask of Anarchy)⑤将“无抵抗的反抗主义”阐释得“最是明了”。该诗也被认为是英语写就的最伟大的政治抗议诗歌(the greatest poem of political protest)[5: 532]。周作人说：“这个思想，我称他作无抵抗的反抗主义，因为他不主张暴力的抵抗，而仍是要理性的抵抗，这便是一切革命的精神的本源。”[4: 1]周作人写作此篇文章时，正是对于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在九州日向建立的“新村”关心的时期，同时，中国的思想界也正展开对于无抵抗主义的讨论。⑥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对雪莱思想的概括，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周作人的夫子自道，他在新村主义中对理性的信仰以及非暴力主张，与“无抵抗的反抗主义”如出一辙。⑦
非暴力的观念，在雪莱由来已久。1812年2月3日，20岁的他携新婚的妻子来到都柏林。他发表了《告爱尔兰人民书》(Address to The Irish People)一文，并将其印成小册子向民众散发，热情主张解放旧教徒，积极赞助爱尔兰之独立运动。在文中他这样写道：“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要采取暴力或欺骗手段。我终嫌自己不能更多次更生动地使你们心头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你们牢记这点：暴力或欺骗手段只会造成不幸和奴役，同时也会使无知和压迫的锁链永远把你们束缚在卑贱的境地中，使你们陷身在一种暴政底下，使你们不再能产生新的力量。”[6: 40]
写作《诗人席烈的百年忌》的周作人已经注意到一些新文学作家极力强化文艺的社会功用的偏颇，因此，他有意识地忽略年轻的雪莱曾经从事的政治活动，而强调说：“虽具有这样的情热，因其天性与学说的影响，［雪莱］并不直接去做政治的运动，却把他的精力都注在文艺上面。”[4: 1]关于文艺的目的，周作人引用了一段雪莱在《解放的普洛美透思》序中的论述：
或者以为我将我的诗篇专作直接鼓吹改革之用，或将他看作含着一种人生理论的整齐的系统，那都是错误的。教训诗是我所嫌恶的东西：凡在散文里一样的能够说得明白的，在诗里没有不是无聊而且多事。我的目的只在使……读者的精练的想象略与有道德价值的美的理想相接；知道非等到人心能够相爱，能感服，信托，希望以及忍耐，道德行为的理论只是撒在人生大路上的种子，无知觉的行人将把他们踏成尘土，虽然他们会结他的幸福的果实[4: 2]。
通过引用雪莱的话，周作人最终阐述了自己对于文艺和社会功用之间的关系：“由此可知社会问题以至阶级意识都可以放进文艺里去，只不要专作一种手段之用，丧失了文艺的自由与生命，那就好了。”[4: 2]周作人翻译的这首有显著说教和宣传意味的《与英国人》，显然离他的文艺旨趣相去甚远，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在译诗之后，他会写了长长的一段来解释翻译此诗的缘由。在介绍《无政府的假面》时，周作人省略不译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具有反抗性的诗句：“起来吧，像睡醒的狮子，/你们多得无法制服；/赶快摇落你们的锁链，/像摇落睡时沾身的露——/你们人多：他们是少数。”[7: 239]他的省略不译也许正可以看作周作人回避说教宣传意味的诗歌的一个证明。因此，可以说，通过对雪莱的译介，周作人曲径通幽地表达了自己对于社会理想和诗歌之间的相互交织的关系的看法。他并非认为诗歌不具有社会功用，而是认为，文艺不能只具有手段功能而丧失文艺本身的特性。
周作人译介的雪莱作品，包括《伊斯兰的起义》、《与英国人》、《无政府的假面》、《解放的普罗米修斯》在内，都创作于1817年之后。在英国文学史的脉络中，1817年以后的那段时间，是一个属于年轻浪漫主义者的时期。玛里琳·巴特勒(Marilyn Butler)深刻剖析了1760－1830年的英国文学，她认为，“(1817年之后)这时期的伟大文学发现了一个19世纪特别关心的伟大主题：历史变化的必然性，以及或者说尤其是那变化过程中对个人造成的损害。”[8: 232]在她看来，雪莱号召大众的作品都太简单，诗人最伟大的诗歌要高出许多：
文学根本不必起政治宣传的作用；雪莱和济慈都渐渐意识到要超越说教。当文学处理抽象概念时，至少是在优秀作品里，这些概念在作家主观意识支配下几经嬗变。这些年里公众关心社会问题，个人意识日益增强，这为独具特色但又协调一致地探索伟大的主题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当时的作家发起了一场再现革命的文学运动，但是我们不能称之为革命文学。它实际上比革命文学更值得玩味[8: 242]。
可以说，1920年代的周作人，某种程度上和雪莱一样，都在探讨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探索的正是超越社会现实之上的建立“黄金世界”或乌托邦这样伟大的主题。
周作人以雪莱的《挽歌》(A Dirge)作为这篇纪念文章的结束：“太迫切的悲哀，不能再歌吟了，/大声悲叹着的烈风呵；/阴沉的云正是彻夜的/撞着丧钟的时候的狂风呵；/眼泪是空虚的悲哀的风暴，/挺着枝条的裸露的树，/深的岩穴与荒凉的平野呵，——/都哀哭罢，为那人世的委屈罢！”[4: 2]这首短诗写于1822年。这一年，年仅30岁、被疾病和痛苦缠绕的雪莱溺水而亡。勃兰兑斯(George Brandes)曾经以这首挽歌为例证，如此评价雪莱这一时期的作品：
在1821年和1822年写下的那些短诗，也许可以大胆地说，是英语文学中最美的精品。……在这些短诗里，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诗人的忧郁，一种在比较长的作品中常被他对光辉的未来和人类的进步的信念所遮盖或压倒的忧郁。他的内心深处浸透了一种悲哀，那是由于痛感万物无常，也由于过早经历了感情的贻误、爱的失望、生活的欺骗而产生的悲哀[9: 240－241]。
诗句中浸透着深深的悲凉和绝望，也许正是雪莱和周作人二人在探索那“黄金世界”的道路中共同体会到的苦楚。周作人将这首挽诗作为这篇纪念雪莱逝世一百周年文章的结尾，是对诗人的致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况，投射出的，是一种面对理想失败而浸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无法宣泄的悲哀与绝望。
三、“最希腊的英诗人”
《诗人席烈的百年忌》收录在周作人的文艺杂论集——《谈龙集》中，1927年12月由开明书店印行。除此之外，该集还收录有《关于夜神》一文。该文正是周作人与其他译者就雪莱的诗作《致夜神》(To Night)⑧的翻译问题的争辩文章，焦点集中在“Wrap thy form in a mantle grey, /Star-inwrought!”一句的翻译上。
周作人《关于夜神》这篇文章的缘起，要回溯到1925年的《京报副刊》。1925年5月7日出版的第141号《京报副刊》刊登了署名刈丁的一篇文章：《又是一颗小小的臭草》。⑨文章措辞激烈地指出了当时文坛上存在的不良现象：“现在所谓文坛简直是一片‘莽原’，你随便走到那一边，偶尔高兴，拔起一棵草来闻闻，总不外乎抄袭的创作臭，盲目的批评臭和荒谬的翻译臭：这都是当代流行的特别文气。”[10: 5]作者在文中要拔掉的“臭草”便是方兴翻译的雪莱诗歌《致夜神歌》。
作者对方译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批驳，最后，他批评道：“译者是完全没有看懂原诗，只是按字对译。更苦恼的是文法知识太浅薄了，所以弄出这样一个大笑话。用五言体来译西诗，尤其是雪莱的诗最讲究错综复杂的音律，本不可能，何况方君的文言又这样的不通呢”[10: 6]。
十几天之后，5月24日第158号的《京报副刊》又刊载了刈丁的一篇名为《酒后》的文章，对自己在《臭草》一文中的两处翻译进行了修正。其中一处为：
“Star-inwrought”我译作“星星点缀”，以为是形容夜衣的，这是我错了。原文在此两处后有一感叹号，还应归之于夜神，作“镶嵌星星的夜神”解。因为是呼唤的口气，所以加此符号，否则就用不着的。而且就全诗看来，每节的第二行和末行，都表出一种希望，感叹或询问的口气，此亦不能独非[11: 7]。
正是这篇《酒后》一文中对于“Wrap thy form in a mantle grey, /Star-inwrought!”一句翻译的“忏悔”，直接引出了周作人的这篇《关于夜神》。周作人在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这两行的一字确是形容夜衣的而似乎不应归之于夜神。虽然诗人的感想有时或很奇特，不是我们门外汉所能妄测，不过我总觉得夜神而镶嵌星星似乎太怪，——也太可怕；遍身都嵌满了星星，这岂不成了《西游记》上的蜈蚣精了么？至于这感叹号乃是属于第一个字Wrap的，刈丁先生求之过深，所以反是忏悔错了[12: 142]。
似乎是针对刈丁所说的“用五言体来译西诗，尤其是雪莱的诗最讲究错综复杂的音律，本不可能”，周作人有意将这段译为：“嗟汝嵌星者！灰氅裹敝身”[12: 142]这样的古体诗形式。并且针对刈丁在《酒后》一文中的讽刺，他特别注明写作此文是在“吃黄酒五十格兰姆之后”[12: 142]。
这篇《关于夜神》的文章分为两节，以上的讨论为第一节“毋庸忏悔”。然后，对于这句诗的翻译讨论还未结束。第二节题为“痴人说‘夜’”。周作人说“经天心先生指教，第二行‘镶嵌星星’一语系指夜的，这既然用了声调及符号上种种道理证明过，一定不会再错。”[12: 143]表面看起来周作人接受了他们的批评，但事实上，周作人是退了一步，在逻辑上选择了归谬法：他接受“镶嵌星星”是形容夜神的。而在希腊神话中，这是违背希腊精神的，所以是不可能出现在雪莱诗歌中的。因此“镶嵌星星”只能是形容夜衣的。这个归谬法最有力的论点，便是他指出，“雪莱先生为英诗人中最希腊的之一”[13: 143]。《谈龙集》中收录了周作人翻译的哈利孙女士著的《希腊神话引言》一文，首句便是“诗人席烈(Shelley)曾说过最可纪念的话，‘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艺术，都在希腊生根的’”[13: 63]。正是周作人对于雪莱之于古希腊的认识，他坚信雪莱绝不会在自己诗作中将夜神塑造为“镶嵌星星”的怪物一般：
雪菜先生说夜神的身上是镶嵌星星如蜈蚣精的……伙颐，伙颐！雪莱先生怎么说起笑话来了？希腊神话虽无明文规定夜神不得镶嵌星星，但是她决不会的，因为这不是希腊精神。大家都知道希腊宗教及神话的特色在于能美化鬼神，减去恐怖，据哈利孙女士(Jane Harrison)说，其有恩于欧洲文化者亦正在此。……雪莱先生为英诗人中最希腊的之一，奈何竟以夜神为蜈蚣精。岂真聪明一世而懵懂一时，抑原始思想之隔世遗传地再现欤？吾侪即退一步说，所指者只是夜而非夜神，可以随便写其一种现象以为形容，如柏拉图情诗中“愿得化身为千眼的天以回看你”，但也要一是必要，二是自然，这才可用[12: 143－144]。
周作人是正确的。“镶嵌星星”确实是形容夜衣。将抽象的观念加以拟人化是雪莱在诗歌中经常采用的方法。无论是从语法还是文化内涵而言，这句诗的翻译并不是一个多么难解的谜题。⑩因此，对于这句诗的翻译的争论，不仅仅是一个语法的讨论，更重要的是对于如何翻译的问题的探讨。周作人的解答表明在翻译中对于文化历史背景掌握的必要性。另外，在周作人看来，刈丁在文中提出的“用五言体来译西诗，尤其是雪莱的诗最讲究错综复杂的音律，本不可能”是值得商榷的。他在文末给出的这句诗的译文便是最好的回答：“卷首译句如嫌欠古，可改作‘寄语嵌星人，玄帔被尔躯’，又如用疏逖体译作‘唯尔星填，缁衣是缠’，或用勃豀体作‘躯中有明星之镶，体上其玄衣之裹’，均可，末一联似最佳也。”[12: 145]
通过仔细检视周作人的译介可以看到，不同的作家在同一个雪莱身上吸取到了不同的营养。可以说，鲁迅和周作人都是借助雪莱，“浇自己心中块垒”。鲁迅强调西方诗人身上恶魔的反抗力量，以警醒沉睡中的国人，因此，他着力介绍雪莱身上“摩罗”的一面；而周作人看重的是那个构筑乌托邦的“黄金世界”、传播“无抵抗的抵抗主义”的雪莱，是希望“人心能够相爱，能感服，信托，希望以及忍耐”的雪莱。这与他的人生哲学是契合的。同时，周作人身上和雪莱保持一致的，还有对于古希腊文明的热爱。他将雪莱称作“英诗人中最希腊的之一”[12: 143]，与雪莱一样，他也正是中国文人中“最希腊”的那位。
注释：
①关于鲁迅和苏曼殊对于雪莱的译介，参见笔者《初识浪漫：清末民初中国作家眼中的雪莱》一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3期，第16－27页。
②在此诗附录的《译者附记》中周作人解释说：“1907年顷在东京的时候，K君拿了这篇诗来，叫我译成白话。那时我们受了太炎先生的影响，正做着古怪的古文，没有译白话的意思……前日E君忽然提及，说演讲里要引用［此诗］，叫我译他出来。”
③爱琳诺·马克思·艾维林及爱德华·艾维林合著的《雪莱——社会主义者》直接将雪莱称为社会主义者。参见查良铮：《雪莱抒情诗选·序》，《雪莱抒情诗选》，查良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页。
④诗作于1817年，第一次出版时名为《莱昂与西丝娜》(Laon and Cythna)，副标题是“黄金城的革命：19世纪的梦幻”(The Revolution of the Golden City: A Vis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后因出版商要求改为《伊斯兰的起义》，并在做了删减之后才正式出版。这部作品是以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失败后欧洲封建复辟黑暗时期作为历史背景，诗中的主人公是一对怀抱着自由平等思想的男女青年——莱昂与西丝娜，他们鼓动伊斯兰黄金城的人民起来革命，反对专制压迫，结果推翻了暴君，取得胜利。人民要求立即处决暴君，但莱昂从“仁爱”出发，认为暴君已经被打败，孤立无助，不忍杀死而放他走了。不久暴君卷土重来，复辟王朝，屠杀人民，也把莱昂和西斯娜绑在火刑柱上活活地烧死了。最后，莱昂和西斯娜复活，踏进了自由与美的精灵所住的庙宇。
⑤该诗作于1819年，副标题为Writte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Massacre at Manchester，即为曼彻斯特大屠杀而作。曼彻斯特大屠杀发生在1819年8月，当地的工人为争取生活权利而示威游行，英国政府派骑兵镇压，工人死伤多人，是英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血腥事件。该事件发生时，雪莱身处意大利，可以躲过英国政府的监查，于是用直白的语言号召人民联合起来，消极反抗。汉语译者通常将此题中的Anarchy译为暴政或虐政，而鲜有人译为无政府主义。如《雪莱全集》中译为《暴政的假面游行》，查良铮译为《“虐政的”假面游行》。
⑥1921年，《民国日报·觉悟》上刊登了张闻天等人对于“无抵抗主义”的集中讨论文章《无抵抗主义底我见》、《无抵抗主义与“爱”》、《谈无抵抗主义的两封信》等。
⑦刘皓明在《从“小野蛮”到“神人合一”：1920年前后周作人的浪漫主义冲动》中指出，新村运动对周作人来说，就像是雪莱眼中的戈德文那种正义社会。它是受基地设在日本的新村运动激发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当武者小路实笃(Mushanokōji Saneatsu, 1888－1948)在日向建立起第一个新村的时候，周作人深为它的理想所吸引，以至两次到日本考察了新村原址。参见刘皓明：《从“小野蛮”到“神人合一”：1920年前后周作人的浪漫主义运动》，《新诗评论》2008年第1期，第67－118页。
⑧该诗作于1821年，发表在1824年出版的雪莱夫人编辑整理的《雪莱遗诗集》(Posthumous Poems)中。全诗分为5节，韵脚为ababcca，音律严格。李任华在1924年连载在《学灯》(第6卷第4册第12号)上的《雪莱诗中的雪莱》一文中指出，此诗“为古今所称誉，但这种音乐上的精微决不能用意味达出”。
⑨“刈丁”，顾名思义，即割草的人，看得出，作者是为了写这篇文章特意起的笔名。笔者曾查阅资料，1925年“星星文学社”的张友鸾等人，曾借与焦菊隐、于赓虞等合编《京报附刊·文学周刊》之机，发起过一场扫荡诗坛恶草的运动，但因为横扫一切，引起众怒，很快就被叫停了。但此处托名刈丁的作者究竟是谁，笔者无法确定。
⑩查良铮将此句译为“请披上一件灰黑的斗篷，/星辰镶在里面！”参见［英］雪莱：《雪莱抒情诗选》，查良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39页。在《雪莱全集》中，此句被译为“在身上披一条灰色的锦帔，/嵌上些晶亮的星辉！”参见［英］雪莱：《雪莱全集》第1卷，江枫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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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刈丁．酒后[N].京报副刊．1925－5－24.
[12]周作人．关于夜神[A].谈龙集[C].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13]［英］哈利孙．希腊神话引言[A].周作人译．周作人．谈龙集[C].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